馆阁世家蒙阴公氏家族
馆阁世家蒙阴公氏家族
山东蒙阴公氏家族是明朝中叶江北地区罕有的“馆阁世家”。公氏家族不仅在政治上取得“五世进士”的荣耀，地位显赫，而且留下了大量的文学著述，形成了独特的家族文化。然而，明朝中后期极端黑暗的政治局面又决定了正直耿介的公氏子弟在仕途上的不得志，最终只能选择“守拙归园田”。政治抱负无法施展的公氏子孙寄情诗文，从而奠定了他们在文坛上的地位。公鼐是公氏家族在文化上的集大成者，最近读《问次斋稿》，整理资料如下
公鼐的远祖在元代是世袭的“万户”。从明代开始，公氏从军籍登上仕途。公勉仁是公氏五世进士的第一世，自他开始，公氏真正登上仕途和文坛，成为江北声名显赫的文学世家。公勉仁于孝宗弘治三年（1490）中进士，授“行人”升江西道按察御使、太仆寺少卿。明武宗正德初年，因得罪宦官刘瑾，被贬为四川参议。后因战功，又升为都御史巡抚大同，“选将练卒，勤修烽垒，在边十年无警”。在文学方面，公勉仁著有《东山集》（现仅存《舟中野望》一首），这种“孝友承先，诗书启后”的家风加快了公氏家族兴旺的脚步。明嘉靖十四年，公勉仁的侄子公跻奎(原名志厚)中进士，以工部侍郎出守山西潞安升湖广副使；后调任广西，累立战功。公跻奎在文学方面同样具有较高的造诣，著有《中岩诗草》。该书虽已散佚，但我们尚能从《蒙阴县志•艺文志》咏“蒙阴八景”诗中领略其文采。
随着家族文化的积淀，公氏家族内部良好的文化氛围使得越来越多的家族子弟受到教育，延续家族的政治生命。公跻奎的五个儿子全部在朝为官，其中三子公一扬最为优秀。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公一扬成为公氏第三世进士，初授大理寺评事，后迁河南裕州知州，仕至工部郎中。公一扬所著《闲音集》也已散佚，仅余《秋夜弹琴》、《卜筑》、《蒙阴八景》等传世。隆庆五年﹙1571﹚公一扬的大哥公一载的长子公家臣又中进士。八十一年间，公氏家族连续四代出了进士。公家臣“天资诚朴，不苟为异同，读书务求经世文学”，初选为庶吉士，授编修；万历四年（1576）充任会典纂修官，负责校阅《世宗实录》，完成之后，受到万历帝钦赐金币的嘉奖。然而，第二年他却因主持正义、反对张居正“夺情”而遭贬，初任泽州判官，后移官广平司理及南京户部主事，万历十一年﹙1583﹚公家臣死于滁州，终年五十一岁。
一百多年的积淀，使得公氏家族成为一个颇有家学渊源又饱经政治风霜的世家大族。这样特殊的家庭环境，为公氏子孙的仕途和治学提供了条件，家族文化的集大成者也应运而生。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公家臣的两个儿子同时中举，这多少冲淡了公家臣政治失意继而逝去给这个家族带来的感伤。四年之后，其长子公鼐跻身进士行列，将公氏家族“江北文学世家”的声誉推向了顶峰。可作为家族文化集大成者的公鼐此时已四十四岁，残酷而复杂的政治斗争几乎戕害了他的政治生命，进士的荣誉头衔已刺激不起他兴奋的神经了。
公鼐初授“翰林院编修，屡迁左谕德，为东宫讲官”﹙《明史• 公鼐传》﹚；七年后，“引疾归”。1619年光宗即位，召公鼐回京。这一时期的公鼐受到崇遇，被拜为国子监祭酒。半年后，光宗去世，熹宗即位。开始时这位皇帝对公鼐仍很器重，以“两代帝师”视之，加封为礼部右侍郎、詹事府詹事。但在魏忠贤逐渐专权乱政的情况下，性格耿介正直的公鼐自然成为受打击的对象，最终再次“引疾归”，自此脱离仕途，六十九岁时卒于故乡蒙阴。
随着大明王朝渐趋衰落，公氏家族的政治生命也日趋枯竭，公鼐的子孙中已无人能够接过其手中的家学荣勋，家境日趋败落。公鼐的长孙公秉文传世的《雪后山行》一诗道尽了生活的寒酸和仕途的艰难。公氏家族在仕途与文坛的生命也于此时基本完结了。
关于公鼐的远祖，一直有这样的说法：万户公海被遣送到辽东戍边。当时法律规定，戍边者年过四十，可由子代还。至期，公海子守敬抱着刚刚十个月的儿子公先先前往。至金州（今辽宁金县）时被海险阻。守敬托付葛姓者将其子带回，一人冒险越海而去，竟代父还。其子公先先十五岁时，渡海寻亲。官员大受感动，呈请将其父子注销军籍，发回原籍。后公先因“考行”受到举荐，担任广宗县丞。
孝，作为公氏家族文化的核心，在这一家族兴起之初，就表现得极为突出。公氏子弟在秉承孝义的基础上苦心经营，至公守敬孙公评时已广有家私。公评继承了其祖父的节操和品行，“富而好施，穆族友善”。丰盈的家财同时也为公氏家族的振兴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另外，其后代也重视了对族人的教育问题。总之，公氏家族的兴盛是与前几代人的苦心经营与注重教育分不开的。
公鼐家族兴起之时，正值大明王朝的中后期，此时各方面的问题暴露，社会矛盾激化。大明王朝这种非常的政治局面阻挡了公氏家族的从政之路。
从公勉仁开始，公氏的历代进士几乎都不曾参与到核心政治圈中。公勉仁因品性耿直，得罪刘瑾而遭贬；二世进士公跻奎长期在京外为官，虽战功卓著，却也不曾左右朝堂；四世进士公家臣的政治生命则更加悲惨。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明制他应立即辞官守丧，然而张居正却暗示皇帝及其亲信求其“夺情”，带丧理事。这于封建礼法不合，翰林院编修吴中行、赵用贤上疏皇帝责其违制。在此二人遭张居正廷杖，“即日趋出都城”的情况下，公家臣依然令长子公鼐护送二人到潞水。公家臣因此举触怒张居正而被贬，他刚刚接触到权力的核心层，即被迫结束了政治生命。在此次事件中公家臣始终反对“夺情”，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公家臣恪守孝义，维护礼法的耿直品性。
在当时那种黑暗的政治环境中，公氏家族的个性与政治风向背道而驰，这也就使得公氏家族政治生命的脉搏异常微弱。尽管公家臣对两子鼐、鼒在仕途上给予厚望（单从其名字上可见其用心良苦），可也改变不了公氏子弟政治不得志的事实。
公鼐自幼以异敏称，可因其父在政治斗争中失势，他中进士时已逾不惑之年，其仕途亦受到牵连。公鼐任东宫讲官时，宫廷内部围绕太子问题发生了一系列争斗。常洛刚被立为太子，又发生了“三王并争”、“福王就国”之争。公鼐此间被提拔为左庶子，更成为“后党”、“阉党”的眼中钉，不得已自我完结政治生命。光宗的即位，标志着公鼐政治仕途的新生，这也是公氏家族在政治领域的最高峰。光宗亲书的“理学名臣”匾额悬在府门，“国有大事，公卿咸就裁”。半年后，光宗的驾崩为公鼐政治生命里的短暂春天画上了句号。这位耿介正直的“两代帝师”在魏忠贤专政的混乱局面中，无法施展才华与抱负，只得再次选择“引疾归”来保全士大夫的风骨。
公氏家族五世进士虽不过一百三十六年，但是自一世进士公勉仁起，七世子孙皆有文学方面的著述传世。现存的共有诗209首，文11篇，其中五代进士共传世诗135首，文8篇，占极大份量。
公勉仁现今传世的只有《舟行忆东蒙旧庄》诗一首。在对田园景致的细腻描写中，透露出了他对仕途的厌倦，表露了他“何年了却人间事，精向云林闲养生”的心声。公跻奎、公一扬传世的诗，多描述故乡景致，表露了亲近田园的自然心境。
作为公鼐的启蒙之师，公家臣传世的六首诗，所反映的内容较前人已丰富了许多。“不得音尘想思切，谁家玉笛更秋声”写尽其思乡之情。至公家臣这一世，已经将政治上的情绪浸润到诗文里了。政治上的失意，使他选择了隐居田园；悠然的诗文（参见《见蒙书屋》）反映了对仕途的厌倦。此时的公家臣已值晚年，与早年谪官家居时有了很大的不同。那时的诗人还会“抱膝长为《梁父吟》”，以此来发泄抱负不能实现的悲愤。经历沧桑政治的淘洗之后，他已只有归隐山林的傲世情怀了。
作为公氏家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公鼐更是留下了“与身同尺寸”﹙清•安箕《青社先贤•咏公鼐》﹚的著述。一百卷的《问次斋集》已散佚，但我们仍可以从搜集到的诗文中窥其功底之深，见闻之博，成就之高。由于前四世传世的著述较少，在品读公氏家族文化著述的过程中，笔者只能将侧重点放在公鼐的诗文上。
五世进士传世的诗文中，无一例外都有讴歌故乡山河，抒发对故土的热恋和对乡邻们赞美的作品。笔者认为，这是历代出仕的公氏家族子弟在饱经世事沧桑后，见故乡山川而倍感亲切，体味乡邻质朴情感而深感安慰的一种精神状态的反映。归隐田园成为五代人内心共同的向往。
在以公鼐为代表的公氏家族的诗文中，反映国事与人民疾苦的部分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居庸关》、《诸将》等篇记录了大明边事的紧张局势；《夏日行岱野书所见》以纪实古体诗的形式写出了沂山连年灾荒、满目疮痍的惨景。同时，它所表现出的作者那种欲助无力的自责心情，也说明了公氏家族的文学名望盖过其政治影响。
而笔者认为，对研究公氏家族仕途坎坷最有价值的，要属公鼐诗文中指陈时弊的诗。这些诗反映了明朝后期仕途的艰辛和世情的险恶。
公氏家族的仕宦子弟生不逢时，正值明朝中后期，政治日渐腐败混乱，自一世进士始就屡遭宦官权臣迫害。性格耿直的公氏子孙不仅成为宫廷内部宦官权臣为争权夺利而钩心斗角、互相倾轧的牺牲品，而且他们对此也深恶痛绝。这一点在公鼐的诗《天可量》中有深刻体现：“天可量，海可测，唯有人心无终极；山可平，川可塞，唯有人情多反侧！翻云覆雨不移时，系风捕影杳无迹。锋镝之来尚易防，伏匿之端殊难识！……身如佝瘘口如蜜，引绳下石需绸缪；康庄闲闲掘陷阱，拼缝浪静升阳侯！……”
公氏子弟中虽有人曾受到过皇帝宠信，但他们毕竟只是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在丑恶的世态和强权的欺压下，最终只能选择“守拙归园田”。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明政治的黑暗虽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公氏家族子弟政治抱负的施展，但也促使他们转向了文学研究与创作，挖掘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潜力。公氏子孙因此提出了具有家学特色的文学主张，成就了其江北“馆阁世家”的巨擘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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