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文化中的家谱与祠堂

姓氏家谱是以文字和表谱等形式，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家族史籍。姓氏家谱是以本家族子孙一代一代血肉之躯环环紧扣的生命链条，是血脉贯通、宗亲相连的一条永世割不断的血缘纽带。姓氏家谱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过不同或相似的作用。

商人的牒记，载有祖先父兄死去的忌日。每逢忌日，商人要进行祭祀，并且禁止喝酒作乐，目的是缅怀先人的优良品德，不忘养育之恩，也就是使老有所敬，贤有所尊。这种敬老尊贤的遗风，至今还是我们中华民族需要发扬的传统美德。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先王之世系也，为之陈有德者世显而暗乱者世废也”（《国语》），可见此时的谱书被当作是对帝王、诸侯进行道德教育的教本。魏晋以来，谱书又有维护九品中正制选举、门第婚姻、社会伦理等作用。

就现代社会而言，姓氏谱书中依然存在着一些有益的、合理的家训、家规、格言，例如：赡养老人，要求兄弟和睦，不许辱骂殴打尊长，禁止酗酒、赌博、宿娼、吸鸦片，严禁砍伐祖坟林木和村头风水林的行为，诸如此类，对社会秩序的安定，甚至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均有一定作用。特别是在法制、法规普及薄弱的边远地区，家训、家规所起的作用就更大了。

“祠堂”一名，始见于汉代，又称“祠庙”或“家庙”，其建筑多修建在坟墓附近。宋代以后，民间立祠堂风气流行，于是各姓祠堂遍布大江南北。此时的祠堂多建于家族的聚居地或其附近。开始由于发族尚不多，便先置祠于宅中，随着族丁的繁衍，便开始专门建起宗祠乃至支祠。祠堂是先祖崇拜与神灵崇拜的产物，是家族精神和英灵栖息的殿堂。

作为子孙祭祀、缅怀祖宗的场所，祠堂一般都有一个高雅的名称，也叫堂号。中华民族的任何一个姓氏都有自己的堂号，如王姓的“太原堂”、陈姓的“颖川堂”、李姓的“陇西堂”、马姓的“扶风堂”等。

许多堂号的取名，源于历史典故。正是在这一取名行为中，中国古代文化的理想价值在民间得以承认和接受，并以神圣的凝固形式的对家族后人时常起到教育和勉励的作用。

著名的例子是陕西杨姓的“四知堂”。史书记载，东汉时期弘农华阴（在今陕西省境内）人杨震，为官清正廉洁，而且博学多识，时人称为“关西夫子”。一天，杨震前往东莱接任太守一职，途中经过邑昌，邑昌县令王密为了讨好顶头上司，深夜里身怀金银前来拜访杨震。杨震对王密送上的金银拒绝不收。王密恳求说：“您就收下吧，反正这深夜里无人知道。”杨震严厉批评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能说没人知道？”王密没辙，只好不快而回。为了纪念杨震的清正德行，弘农杨氏就以“四知堂”作为堂号，世代相传。在老人们讲述这一历史典故的娓娓话语中，清正廉洁的观念转化为一种心理积淀，永记在后人心中。

周姓有一座“爱莲堂”，其源出自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一篇著名散文《爱莲说》。在这篇文章里，作者热情讴歌了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优秀品格，抒发了自己对高尚人格的追求。周姓后人遂以“爱莲堂”为志，勉励自己。

与祠堂密切相关的另一文化载体则是祠联。

祠联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按内容分类，可分为寻根追祖、彪炳先贤、训勉后人几个方面。其中彪炳先贤、训勉后人两方面的内容在姓氏祠联中占的数量尤多。

“彪炳先贤”联，通过记述本姓历史名人的丰功伟绩、道德文章、格言惠行，标榜先人的巨大业绩，体现家族的显赫声望，借以振奋家族风气，激起后人进取，这类祠联汇集在一起，就是一部历史名人的简明汇编，洋洋大观，在引起后人自豪感的同时，促使他们奋发向上。

例如，杨姓祠堂的一副祠联：四知足畏（东汉太尉杨震拒贿的历史典故）；三喜同时（明代“三杰”杨士奇、杨荣、杨薄同朝入阁执政）。

又如韩姓祠堂的一副祠联：名高三杰（汉代大将韩信、战功卓著，被誉为汉初“三杰”之一）；文冠八家（唐代文学家韩愈，文章优美，名跻唐宋八大家之列）。

“训勉后人”联，其作用与家训、家规差不多。这类祠联旨在劝勉后人要珍惜本姓家族的名望，希望他们向上进取，使列祖列宗脸上有光。因此，这类祠联的内容或描述先人昔日的艰难创业，或要求子孙守职敬业，或强调正直做人的原则，要求后人真诚善良、刻苦读书、勤俭持家等等。

如江西万载县张姓一祠联：“忠厚近鲁愚毕竟传家在是；勤俭似艰苦须知奋进由斯。”又如江西九江刘氏祠堂联：“士求名在勤农趋利在勤人生勤则不匮；子诫身以慎妇敬戒以慎家道罔不兴”,均是训勉后人如何做人待物，字里行间。寄托了先人的殷切希望。

作为中国民间的祠堂，它是“用自己存在的方式诠释时代文明”。作为中国的民俗文化，它既蕴涵淳朴的传统内容，也埋藏深厚的人文根基……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千秋功过，于祠堂可见一斑；华夏祖先，从祠堂可知谱序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