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家训”——追根溯源，传承文化

国家有史，地方有志，家族有谱，对历史的重视，是华夏民族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史学之发达冠于世界各国。资料记载，在唐宋代以前，宗谱只能“官修”，即：只有帝王将相及名臣才有资格修家谱，那是区别于高低贵贱的重要凭证，也是仕宦婚姻的依据，修谱的权力被官方所控制，普通老百姓修谱属于“犯上”行为。直到宋以后，门阀消亡，民间私家修谱的风气播散开来，成为我国的一个重要文化传统。

在中国，无论是家祭还是清明、过年，祭拜祖先是从古至今不可替代的传统，而传承这一传统最好最直接的媒介便是家谱，家谱传承着文化、精神，记录着兴衰、过往。

清明之际，游子返乡祭祖，总是不忘翻看家谱、温故家训。寻根问祖，渐成时尚。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家谱的命运，却是跌宕起伏，家谱收藏也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淡出人们视野。解放后，中国家谱便开始进入寒冬。尤其是在破“四旧”的文革时期，惨遭浩劫。传承数千年的家谱，往往被毁之一炬，抑或运至纸厂，化为纸浆，无不令人痛心疾首!

中国家谱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据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宋代大儒朱熹曾为家谱题词“家宝”，足见其对家谱的重视。家谱又称“族谱”“宗谱” “家乘”等，是同宗共族的血缘家族，用来记载本族世系事迹的历史典籍。对历史沿革、世系繁衍、居住迁徙、人口流动、族产名绩、科举仕宦、传记艺文、婚丧祀典、族规家法等等，都有详尽的记载。

家谱的编修体例以欧阳修、苏洵所创欧苏体例最为家喻户晓。元代著名学者柳贯就曾说过：“大抵家之有乘，犹国之有史，郡邑之有志也。史不修，则国之治乱兴亡，不可得而见，志不纂，则郡、邑之政治得失，人才出处不可得而见，然郡、邑之与国、家一理也。”(《柳贯诗文集》)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也曾说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说明家谱的重要性。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

古代司马迁、班固、陈寿等史学家，在其史学著作《史记》《汉书》《三国志》等著作中，参考引用了不少谱牒的珍贵材料，才使史书更加完备与准确。

玉牒，即皇帝家族的家谱。宋代皇室家谱《仙源类谱》，可谓弥足珍贵。该谱记录了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和魏王(赵廷美)之下六世以后的皇亲世系，是今天能够见到的最早玉牒。这部玉牒成谱年代约为南宋初年，虽然仅存残谱一页，但由于存世宋代玉牒极少而弥足珍贵。此皇室家谱目前只有两件，分别藏于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相比之下，清代玉牒记载的内容较为翔实、装帧华丽。现存的千余册清代玉牒，是我国惟一保存完整、幸存至今的皇族家谱。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庭都会有自己的传统。所谓传统，从字义上理解，“传”是指时间上的历时性、延续性，是指那些过去产生并存在着现在仍然在起作用的社会元素，是纵向的。而“统”则是指在空间维度上的拓展，并且含有在同类社会元素中具有权威性、指导性的意思。

中国家谱，一般都有家规族训。编修家谱，制定家训，以期更臻完善，往往邀请名贤巨儒，宦游旧交，作序写传，参与考订。对于规范人生和教育子弟都很有意义。古代颜氏家训、柳氏家训、朱柏庐治家格言等，都是很好的德育教材。

家训作为一个家庭或者宗族的传统，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把它理解为是围绕家庭成员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它无形中具有一种规范的作用。

家风就是一种储存，这种长时间的知识和观念的储存经过世世代代不间断地传承，通过符号、语言、形象与概念，通过学习、传授、交感、模仿与启示等活动发生并完成。它的内容便是储存在语言、风俗、民间传说、制度和工具中的观念。它一旦形成，便具有了支配各种精神和行为的力量。

家规是一种有形的家族规范形式，而与家规互为表里的另一种无形的规范形式就是“家风”。二者是相互衍生的关系，家风可以具体化为家规，家规就成了家风的表现形式。而家规也可以引导和形成家风，也就是规范的实践过程。所以说，传统意义上的家规与家风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成熟和完善的家族治理机制，这种机制保证了家族的凝聚力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