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束星北先生的经过小记

　　最近，我查对了当年的采访笔记和日记，回忆出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
　　1979年2月6日下午，我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开会，内容是介绍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中国纪念活动的计划和筹备情况。
　　当时，我是光明日报科学部的记者。而科学部刚刚创办了内容以科普为主的《科学》副刊，我到这个副刊当编辑。显然，在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中，《科学》副刊要组织和刊发有关文章。
　　我们想到的第一个作者当然是周培源。周培源1936年至1937年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参加过爱因斯坦主持的相对论讨论班，似乎是尽人皆知。2月8日上午，我到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去约请周培源写文章，但没有见到他，计划因此落空。
　　于是，《科学》副刊编辑组组长金涛建议约请束星北写纪念爱因斯坦的文章，因为他担任过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并说他现在青岛的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工作。
　　最近，我查到了发表在1979年1月11日光明日报的通讯《曾书记登门请教授》，作者是新华社通讯员谭征、徐九武，记者周长年。通讯介绍了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党委副书记曾荣请束星北到所里工作的经过。通讯中写到：“束星北是二级教授，七十多岁了，早年留学国外，在学术上有较深的造诣，是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学生。”据我所了解，这是“文革”后第一次介绍束星北的文章，也是第一次提到束星北是爱因斯坦的学生。通讯员谭征是国家海洋局当时的宣传干部。金涛是否是从这篇通讯中得到了线索？另外，金涛同国家海洋局有工作联系，也有可能是从海洋局得到了关于束星北的信息。在写作本文时，我同金涛讨论此事。国家海洋局的很多干部来自中国海洋大学和青岛――包括谭征，他们显然更多知道束星北的经历。金涛认为自己是从国家海洋局获得的线索。
　　约束星北文章的工作还是由我承担。
　　2月20日，我到青岛，随后到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这时才知道束星北不在所里，而是在几十里外的李村。研究所为一批业务骨干在那里开办了“动力海洋学进修班”，束星北是惟一的老师。
　　22日上午，研究所派车把我送到李村的崂山旅社。当时正好没有上课，由研究所的人陪同，马上见到束星北。当年电话并不普及，我去李村前，没有事先同他联系，研究所也没有事先通知他，所以完全是“突然袭击”。我说明来意，请他写纪念爱因斯坦的文章。束星北当即拒绝，理由是他正在讲课，指导学生，很忙。
　　于是我说，如果您没有时间写文章，可以口述，由我记录整理出文字，您再修改定稿。
　　束星北终于同意。
　　于是，束星北马上开始口述，我记录。尽管事先没有任何准备，但束星北一边回忆一边讲述，非常有条理。后来见报的回忆录，基本上是按照他讲述的顺序整理的。因为要照顾到记录，束星北讲述的速度并不快，就像讲故事一样，很自然，也充满感情。印象中谈的时间并不长，可能有一个小时左右。
　　下午，我整理出初稿。晚上，把稿子抄出来。
　　据束美新告诉我，事后束星北谈起此事时跟家人说，一个小年轻从北京到青岛来找我，如果完不成任务，回去怎么交代。
　　23日上午，我把整理出来的文章交给束星北审查。他当场看了一遍，印象中没有什么修改。同时，他又谈了一些第一次谈话没有的内容。随后，我把这些内容补充进去。下午，把这篇文章寄回报社。
　　在旅社，我曾经到会议室看束星北讲课。记得学生们说他每天晚上睡得很早，但凌晨就起来备课和工作。束星北夫人也同在旅社，我同她聊过天。
　　今天我回想在李村崂山旅社见到的束星北，印象中的他一心扑在培训班上，倾注着全部的热情和力量。对于我的采访，也可以说是一次意外的打扰，他礼貌对待。回忆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经历时，他是认真和严肃的，但并不积极主动。束星北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以及为此写文章，并不重视，他的心根本就不在这些地方。作为记者，我当时虽然年轻，但因为工作在光明日报，又正逢“科学的春天”，采访和接触过许多当时顶级的科学家，所以我相信束星北回忆的真实性。当然，作为束星北晚年见过的几乎是惟一的记者，我对于自己今天的回忆也是严肃和认真的。
　　24日上午，我从李村回到青岛。回到北京的报社时，束星北的文章已经排出小样。然后就是正式发表。 　　1983年年底，光明日报刊登的束星北逝世的消息，使我又想起了这位物理学家，想起了那次青岛之行。尽管此时我已经从科学部回到文艺部做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