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1943年给爱因斯坦的信

　　束星北给爱因斯坦的信，写于贵州湄潭，是胡大年1997年10月在爱因斯坦档案中发现的。胡大年最初是许良英的研究生，后来到美国，几年后进了耶鲁大学，在著名物理学史家Martin J. Klein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由于Martin J.Klein当时正担任《爱因斯坦全集》的主编，接触爱因斯坦档案很方便。
　　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这封信。
　　束星北给爱因斯坦的信的主要内容是邀请爱因斯坦来华，并建议爱因斯坦在中国安度余生，这并非本文的讨论重点。实际上，大家关注的是信的开头。
　　该信的开头如下：
　　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 but your gigantic achievements in the realm of natural philosophy has inspired me from my boyhood to the study of natural science.……
　　樊洪业和许良英的文章对该信的第一句翻译如下：
　　我为无缘与您相识而感到遗憾，……
　　樊洪业在文章中说：“这已经给出了极其明确的表示：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过去无缘相识。这个‘过去’的acquaintance，当然也包括1928年和1929年。”
　　许良英在文章中说：“既然直到1943年还无谋面之缘，所谓1928年当过爱因斯坦助手只能是一个神话。”
　　樊洪业的文章发表后，2005年12月21日下午，我采访了程开甲。
　　程开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束星北的学生。与许良英、李寿?等学生不同，程开甲1941年毕业前和毕业后留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助教期间，不仅是当时束星北最得意的高才生，而且还与束星北一道参加了广义相对论的研究。束星北给爱因斯坦写信的1943年，程开甲和束星北正在一起工作。1946年8月，程开甲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成为物理学大师M・波恩（Born）教授的学生。而束星北就是在这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1948年秋，程开甲获哲学博士学位，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8月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又与束星北在一起工作。程开甲写有英文专著《超导机理》，并用整页写上了对束星北的献词。
　　程开甲说，他并不知道束星北曾经做过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事情，也是第一次看到束星北给爱因斯坦的信。
　　程开甲认为，束星北给爱因斯坦的信中开头一句:“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 but your gigantic achievements……”中“making”一字是“结识”而不是认识；如果讲只是认识那不需要加making，所以making your acquaintance是指未深交的意思，并不是简单的“认识”。这一点在英文中常有用法。所以这一句并非说当时没有机会认识，只是束介绍自己的开头语，指出曾在一起工作而已。　
    1943年12月17日束星北在贵州湄潭给爱因斯坦的信。
　　程开甲说，《英汉大字典》有解说：“make the acquaintanceof”结识某某人，这不是简单认识。所以，他对于该报纸的说法（指《南方周末》上樊洪业的文章――宫苏艺注）持“不同看法”。
　　上海理工大学王伯年教授今年3月发表的《束星北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论证》(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1期)一文中说：
　　此信中的acquaintance的含义，甚为关键。按《英华大辞典》(郑易里等编,商务印书馆，2000年)和《汉英辞典》（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词典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acquaintance有“相识”与“熟人”的含义。如按acquaintance为“相识”的含义，以上的英文可译为：真遗憾，我至今还未有机会与你相识，……由这种译法可知：束与爱因斯坦在束写此信之前，是不相识的，因而也就排除了束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可能性。如按acquaintance为“熟人”的含义，以上的英文则可译为：真遗憾，我至今还未有成为你熟人的机会，但是……。这意味着：束与爱因斯坦的来往并未到达熟人的程度，但并不排除束曾短期内是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
　　王伯年说：“为什么不可按acquaintance为熟人，去理解束信呢？特别是束信在结尾处所写的Iremain（我仍是）是与‘熟人’相呼应的”。
　　樊洪业在发表束星北给爱因斯坦的信的中文译文时，漏译了“I remain”（我仍是），使得全信没有了前后呼应。
　　这样看来，对于1943年束星北给爱因斯坦的信中的开头半句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理解。许良英等人译成“我为无缘与您相识而感到遗憾”的理解，还不能像有人所说的“结论是当然”。自然，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探讨。不过，程开甲的理解是否占有较高的权威性，值得认真捉摸。
　　附带提一下，采访时，当程开甲看到樊洪业文章中对束星北在1964年听到我国原子弹爆炸时的伤感，进行无端讽刺、挖苦、指责时，这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甚为反感。他说：“束星北对原子弹的感伤是有根据的。他对‘Bohr-Wheeler’一文，讲原子核裂变的，在1943年前经常讨论。他在1941年前对我讲过，‘我们研究击破原子核’。在原子弹未在美国上马前，他已有察觉可以利用裂变的中子轰击。（此前，已有Han-Strassman裂变铀的实验。）我们在1942年就在湄潭研究报告Bohr-Wheeler分析铀裂变理论的文章（我作报告）。爱因斯坦在40年代初写信给罗斯福总统也只凭这些。束星北对原子弹是确有想法的，不能无端的斥责束星北的伤心。束星北为人既能深入理论，也触动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