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家之谱感受河洛家谱文化

家谱是记载家族世系历史和人物事迹的书谱。一个偶然的机缘，笔者得到一部清朝末年偃师甄庄村的《刘氏家谱》，透过这一家之谱，可清晰地看到河洛地区家谱文化的发展脉络。

河洛文化浸染下的甄庄

甄庄村位于洛阳东20公里处的偃师伊洛河冲积平原上，全村3000余人，其中刘姓占了一半以上。

甄庄村名最早出现于东汉末年。

东汉献帝七年（公元196年），袁绍在官渡之战中被曹操打败。战乱之中，袁绍的儿媳甄氏流落到伊河边的一个小村庄，偶遇曹操的儿子曹植。曹植初见甄氏，惊为天人，才子佳人自是惺惺相惜，遂将其藏于一祠堂内，不料被其兄曹丕发现。曹丕因怕红颜误国，遂心生杀意。曹植赶紧给甄氏送去一匹白马，助其逃返邺城。不巧几天后曹丕便带兵攻破邺城，俘获甄氏。看到甄氏仿如天人，宛若仙子，曹丕顿生霸占之心。其实，曹操攻打袁绍，也是看中了甄氏，当时曾有“江南有二乔，河北甄氏俏”的说法，让曹操心仪已久。拿下邺城后，曹操也急忙过来寻找甄氏，看到被曹丕捷足先登后他郁闷不已，但又无法强夺，只好成全儿子。然而婚后不久，曹丕就移情别恋，冷落甄氏。曹植得知后，不由暗中悲愤，时常来到伊河边那个小村庄，找寻甄氏的影子。后来曹植从其封地到洛阳朝拜天子，走到那个小村庄时，听说甄氏已被曹丕逼死，伤心不已，恍惚之中，遥见甄妃凌波御风而来，触景生情，挥笔写下了那篇传诵至今的《感甄赋》，这就是后来的《洛神赋》。自此，人们就把甄氏当年避乱藏身的村庄更名为“甄庄”。

后来，经过“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甄庄变得满目苍夷。村中大部分人死于战乱，幸免于难者遂携家带口向南迁徙，甄庄村从此消失，直到隋唐时期，村落才又兴起。据史料记载，有一年伊河水暴涨，将龙门一石佛冲毁，石佛顺水东流，身首异处，佛身被冲至龙门东15公里处的甄庄村，佛头被冲至甄庄村东1公里处。从此，甄庄村改称“佛身村”，佛头所在的村则被称为“佛头村”（即今偃师市岳滩镇佛滩头村）。

明朝中叶，一个叫“甄二郎”的甄氏后裔，到甄庄寻找甄氏遗迹，见此处山清水秀，风调雨顺，便在村头的伊河滩边住下来。随着甄氏后裔剧增，佛身村随之改称甄庄村。再后来，村中大姓刘氏与甄氏因故矛盾激化，甄姓被迫迁移他乡，刘姓成为该村主要成员，但甄庄村名沿用至今。

首部甄庄《刘氏家谱》

中华民族历来有修订姓氏族谱和家谱的习俗。姓氏之有谱，犹如国家之有史、地方之有志。这部《刘氏家谱》是甄庄村至今能见到的最早的家谱，编纂于清朝晚期，用毛笔誊写于白色棉布上。家谱宽43厘米，长371厘米，分6个折页，内容包括“祖茔碑文”、“宗派”（排字）和家谱正文三部分，记载了甄庄刘氏自始祖至十三世的全部族众。家谱上虽未留下编修时间，但据村中老人考证，大致时间应在清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家谱由村里的“假印版”执笔誊写（当时农村把擅长写毛笔字者称为“假印版”，意为写出的字像印版印的一样）。家谱最后的“考证”系由家谱收藏者于2007年考证后，对其编修情况所做的结论。

据悉，这部家谱当初仅誊写了两份，分别由该村南村与北地两户刘氏大户人家保存，一百多年来，先后经历了“抗战”和“文革”两次劫难。抗战时期，尽管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但这两部家谱还是保留了下来。到“文革”时期，家谱被列入“四旧”范围，遭到大规模的毁灭。北地的那家抵挡不住造反派的反复折腾，被迫将家谱上缴，全部被焚毁。

河洛地区的家谱文化

洛阳地区如今能见到的，多为民国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家谱。这部清末的《刘氏家谱》能基本完好地保存下来，就显得弥足珍贵，为研究近代河洛地区家谱的修纂、体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本，从中可感受到河洛地区源远流长的家谱文化。

一是不同时期编修的家谱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就这部家谱而言，虽然比较简单，但还是能够看出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例如，家谱中女子只能作为男子的附属入谱，连名字也没有，显然是对女子的不尊重（女子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地位是从民国以后才开始的）。

二是家谱的私密性。按照有关规定，家谱一般秘不示人。之所以有这种私密性，主要是担心家谱外传后会为冒认宗亲者提供可乘之机，所以民间自古便有“黄金犹可借，家谱不可借”之说，这种神秘性给家谱收藏与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

三是家谱的神圣地位。由于家谱所记载内容的特殊性，家谱普遍被视为家族的圣物，从出谱、拜谱等一系列仪式中可以感受到家族成员面对家谱所流露出来的那种难以名状的崇敬之情。出于对家谱的崇敬，也由于家谱保存不易，几乎每个家族都在家规中制定了严格的收藏措施，要求家族成员将家谱视为珍宝，妥善保管。这部家谱之所以能保存一百余年，与这种文化情愫密不可分。

时过境迁，盛世修谱蔚然成风，百姓寻根问祖意识不断觉醒，在河洛地区，现在几乎村村有祠堂，家家有家谱。同时，家谱收藏方兴未艾，越来越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甄庄村继1988年续修了第二部《刘氏家谱》后，目前正在修订第三部《刘氏家谱》，已引起不少人关注，不时有外地刘氏后裔到此“寻根问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