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氏家族的铁棉联营

文|黄薇

20世纪初叶，严裕棠父子苦心经营的制造工业是一个奇迹，在处处依赖进口设备的近现代中国工业史上具有开辟之功，严家的创业历程和当下一些民营企业颇为相似。严裕棠（1880年－1958年），号光藻，原籍江苏吴县，沪西严家宅人。其父辈多为沪上吃洋饭的买办，故而严裕棠很早就对商业产生了兴趣，并且英文不错。19岁的严裕棠在其叔严小坪的介绍下，进入英商老公茂洋行当学徒，由于机敏能干，又懂英文，很快得到英国大班的赏识并成为其私人助理，获授权做一些买办才有权从事的工作，久而久之与其叔产生龃龉。为避免冲突，严裕棠辞职进入公兴铁厂当跑街（即销售员），因严裕棠能和西方人交流，为铁厂揽得不少外轮修理业务，进而升为副经理。人脉渐广后，严裕棠不甘只为公兴铁厂打工，又私下为其他工厂跑街。老板徐福寿得知后，提醒了他几句，但羽翼已丰的严裕棠早就打算单干了。

1902年，严裕棠离开公兴铁厂，立即与铁匠出身的储小毛一起筹建属于自己的工厂—大隆机器厂。由老公茂洋行向国外订购的机器于1903年运到，计有车床8部、牛头刨床和龙门刨床各1部、20匹马力水汀炉子引擎设备1套。之前，其父严介廷在上海平凉路购得一块地皮，正好租给大隆机器厂使用。业务由严裕棠负责，接到生意后，则由储小毛指挥工人修理。

当时的大隆并无生产机器的能力，主要业务仍是为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轮船做配修。一般外国船若无必要，很少停靠码头，因靠岸要缴纳费用，码头也不够用，所以它们往往直接在黄浦江中抛锚。与其他修理厂坐等客户上门不同，严裕棠主动上船去招揽生意，他会英语，又知道以洋烟洋酒投外国人所好，甚至帮外国水手联系烟花女子。这样一来，外国人在支付维修费用时，往往任严裕棠信口开河，而不加计较。在那个信息流通不畅的时代，西方人因其国内消费水准远高于中国，往往忽视了中国的人力成本之低廉，故而大隆铁厂的利润率少则50%，多则200%。很快，大隆机器厂在外轮中，就树立了品牌，而且还开展为工厂修理机器的业务。

制造：从配修做起

尽管工厂每天忙个不停，但到年底，公司账面上竟不见赢利，这让合伙人储小毛深为不解，进而认定严裕棠舞弊，要查账，要严裕棠退出公司。严裕棠不怕查账，更不会退出，因为储小毛的“自己人”账房先生早已经被严裕棠收买。查账没查出什么文章，储小毛将严裕棠告上法庭，法庭上下吃了严裕棠好处，在里面和稀泥，官司从1905年打到1906年，结果是“查无实据”。精疲力尽的储小毛同意退股，这也是严裕棠最希望看到的。严裕棠借钱买下了储小毛的股份，如愿以偿地使大隆成为其独资企业。

正当大隆外轮机件配修业务蒸蒸日上之时，严裕棠突然决定将主要业务方向转为替纺织厂配修零件。一方面因大隆利润丰厚，使其模式逐步为竞争对手所掌握，从事外轮修配的厂家日多，洋人也变得多少精明起来；另一方面，长三角地区的纺织工业开始萌芽，尽管此时前来投资建厂的多为洋商，但纺织机件的修配生意前景看好。不久，新建的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便成为大隆的固定客户。在技术上严裕棠依仗英国工程师为顾问，大隆又从和内外棉的艰难合作中，提升了技术能力，并获得了内外棉及其旗下各厂的信任。大隆声誉日隆，其他日商也纷纷找大隆为其修配机件。

尽管有内外棉这样的大客户，大隆的生意也很兴旺，但严裕棠无意从内外棉的大班川村那里听到一个消息：如果内外棉再扩大规模的话，可能会自建配修所。这让严裕棠下决定为大隆留下后路，之后，大隆为固本肥皂厂承造过机器，为广益书局制造了印刷机，还为沪宁铁路局制造了铁道上使用的手摇车。这些订单都不大，但对严裕棠来说意义非凡—这是大隆自主仿制机器的几次成功尝试，让严裕棠在被动变革中获得信心。平心而论，严裕棠没有什么社会理想，也无心实业救国，他所做的一切更多来自商人的逐利本能，这与他出生于一个买办家庭不无关系。

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中国民族工业是一个利好消息。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欧亚运输阻绝，中国民族工业得以迅速发展，纺织工业更是如此。这一年，无锡的荣氏兄弟将纱厂开到了上海，并主动结交严裕棠。从此，严裕棠意识到，以后配修业务要多与民族工业相接触了，民族工业的蓬勃发展也给大隆带了丰厚的利润。在此期间，严裕棠将长子严庆祥（1899年－1988年）留在身边，其余诸子逐渐成年，被他送往德国和日本学习机械，他们后来都成为严裕棠的左右手。

随着一战结束，外国企业卷土重来，民族工业饱受挤压，倒闭成风，但大隆受到的冲击并不算大，虽然很多客户倒闭了，但竞争对手也少了很多，大隆得以扩大了市场份额。此时，大隆的具体运营已由严庆祥接管，但很多事情还得严裕棠拍板。严裕棠逐渐热衷于房地产生意，由于房地产生意利润大，严裕棠甚至动了出售大隆的心思，这对刚刚尝到老板滋味的严庆祥来说，是极其难受的。在儿子的苦求下，严裕棠放弃了原来的计划，继而决定将大隆迁往大连湾路新址，并扩大了规模。1920之后的若干年，大隆以及新开办严家企业都由严裕棠的儿子们在管理，严裕棠专注于房地产买卖。投资地产业为严家的那些工厂提供了现金支撑，使其在经营环境极度恶化的时候，不至于轰然倒塌，而在经营环境好、利润丰厚的时候，工厂又能为严裕棠提供低价购地的资本。这一点逐步为严氏父子所认识，尽管投机土地被人看不起，但严裕棠不在乎，同时，他也没有再动过卖厂的心思。

有了充足的资本后，大隆不再甘于为工厂做机件修配，重新涉足机器制造。为适应江浙地区富农经济逐步产生的社会现实，大隆制造了一些小型的、以柴油为动力的农用机械。与此同时，大隆开始试制纺织机械。纺织机器是一个体系，整套棉纺机器中一般包括五十多种单机，如清花机、梳棉机、并条机、粗纱机、细纱机等等。大隆自制的织布机仿照日本丰田式，并参照欧美织布机的特点，更结合了中国国情，这让严裕棠十分得意，以为能够大卖。但现实颇为无情，除荣宗敬碍于面子购去10部之外，其他纺织厂都对此表示爱莫能助。原因是各厂工程师不是外国人就是留学生，他们不喜欢中国式的织布机，而大隆又不能像洋行那样给经手订购者以丰厚的外汇佣金。

铁棉联营

大隆自制的织布机没有销路，严裕棠只能另辟蹊径。1927年，严裕棠以光裕公司的名义用银30万两买下了破败的苏伦纱厂，从此走上铁棉联营之路。严裕棠对铁棉联营产生了极大的热情，连严庆祥兄弟都觉得惊异。买了苏伦后，额定资本为80万两，严家占股90%以上，严裕棠又从中国银行获得了为期三年的贷款150万两。苏伦在严家的手上焕发了生机，纱锭不久就由2万锭增为4万锭，织布机由300台增为1000台。苏伦的产品因优良的质地成为上海交易所中的筹码，而苏伦的纯利润，年均达40万两之巨。

随着严裕棠各个儿子学成回国，诸子之间的矛盾开始萌动，长子严庆祥长期负责大隆的具体运营，人员都为其亲信，这让严裕棠隐隐有些不悦，他开始重新抓取权力，并借故挤走了“老臣”唐志虞。随着严庆龄于1930年回国，严裕棠对大隆、苏伦两厂的人事做了新的安排，大隆的经理由严庆瑞担任，厂长则是严庆龄；苏伦的经理是严裕棠本人，厂长由严庆祺担任；严庆祥在父亲那边失势，被架空为总公司—光裕公司的副总经理。

严庆龄在工艺和流程上进行了大胆改革，在铸造冶炼、机械加工、量具制造和热处理方面均有大动作，很多工艺堪称国内首次采用，还建立了化验室。严庆龄的改制和盛气凌人让前任严庆祥十分不满。在二人矛盾最激烈的时候，严裕棠却被绑架了。严庆龄开始愤而主张告官，熟谙世情的严庆祥力排众议，主张向杜月笙求助，诸弟商议后皆以为然，推举严庆祥出面处理。两天后，严裕棠回到家中，却不知何人所为，杜月笙亦似与绑匪达成默契，也不便明示。严裕棠觉得十分不安，决定去香港躲避，由长子严庆祥当家。

严庆祥主事后，以其精明过人，以35万两的低价吃进了经营不善的隆茂纱厂，将机器整修扩充为17000余锭，新增织布机470余台，又一次扩大了铁棉联营的规模。严裕棠从香港回来后，便有三家严家参股的纺织厂提出，请严庆祥担任三厂的总经理。面对严庆祥有组织的“逼宫”试探，严裕棠选择了忍让。对这个场面上吃得开，老谋深算的长子，严裕棠心里十分矛盾，最终学习曹操选择了曹丕一样，由长子继承父业，授权严庆祥为光裕公司总经理，各厂均受其管辖。

轮流坐庄

严庆祥执掌光裕后，除了房地产生意不能过问外，各厂都在他掌控之中，感觉良好。很快，严庆祥迷上了交易所里的花纱交易。客观上来说，由于民营企业经营艰难，所获积累不易转化为再投资时，往往容易转向投机，主观上来说，严庆祥急于获得诸弟的认可，另外，他不需具体负责各工厂的管理，有钱有闲。尽管严庆祥多钱善贾，人又精，堪称交易所中一条大鳄，狠赚了不少，但时局莫测，很快栽了跟头。1935年，国民政府为缓解财政困难，实行法币政策，尽管法币取代银币基本统一了币制，但很快引发了通货膨胀，受其波及，花纱价格涨跌大出严庆祥所料，严庆祥一脚踩空，亏了80余万元。正当严庆祥惶惶不安之际，严裕棠倒显得很关切，以严庆祥心情不好，宜修养散心为名，收回了光裕公司大印。从此，有些抬不起头的严庆祥被长期搁置，他暗自奔忙弥补损失，长期压抑的他直到1948年底才登报剖白心迹。上海被日军占领后，严庆祥曾受严裕棠指派以其所长与日本人周旋。

严庆祥下台后，严裕棠认为将家产交给任何一个儿子都是冒险，为了集思广益，他在光裕公司内部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央业务会议”的机构，由各厂负责人轮流担任主席。严裕棠的初衷是为了缓和各子矛盾，兄弟轮流坐庄，机会均等、相互督促、相互竞争，但事与愿违，由于各厂业务性质不同，兄弟之间不免互相干涉，时起争端，严裕棠的耳根更加不清净了。严裕棠决定再次改革，各厂相继成立了董事会，对各个儿子在各厂中的权限进行了再分配，分而治之取代了笼而统之，光裕公司随即被撤销。此时，离上海沦陷已不远了。

上海沦陷前，严裕棠对国民政府动员企业内迁一事，采取了消极态度，出于商人的本能，或出于对故土的眷恋，他将一些次要的机器装船沿苏州河往西，以应付内迁命令，重要的机器材料则寄存进了租界。内迁的机器因错过了最佳撤离时间，无船西上，只得存在苏伦仓库里，随即被日军获得，大隆亦被日军占领，改制军火。

惊痛之余的严裕棠煞费苦心地重新布局，严庆祺被派往重庆，保持和政界的关系；严庆龄、严庆禧以美商的名义在租界里办起了泰利制造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由严庆祥出面赎回了苏伦、仁德两厂。

抗战胜利后，在重庆活动的严庆祺回到上海，动用和政界的关系，低价收回了大隆。好景不长，随着国民政府财政接近破产，严家各厂相继陷入困境。1948年8月19号，严裕棠将儿子召集起来，分了家，自己随严庆龄去台湾办厂，严庆祺去香港办纱厂，严庆瑞留守苏州的纱厂，大隆、泰利归了严庆禧，在上海房产地皮则给了不为兄弟们待见的严庆祥。严裕棠走后，严庆祥把存在香港的外汇调回上海，接办华丰钢铁厂，自任总经理。1952年，又将存在香港的40亿巨款调到上海仁德纱厂，补充厂内的流动资金，1957年严庆祥因病退休。1958年，严裕棠病逝于台湾。严庆祥晚年热心社会福利事业，四处捐款。1980年，严庆祥将历年收藏的文物字画捐献给上海博物馆，1981年，又将早年在苏州购置的园林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