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韦氏探源及其它
广西韦氏探源及其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华民族传统的谱牒文化复苏，各地不同姓氏的族谱亦应运出版。广西韦氏各宗支族谱亦纷繁其中。但由于种种原因，各宗支族人对自己的祖史族源说法不甚一致，互相争议，各执己见，纷争不休。归究起来，不外乎是在“正宗韦氏”、“韩改韦氏”和“土著韦氏”三个问题上相左较大。
二OOO年至二OO三年，笔者参与编写《广西东兰韦景岱宗支族谱》工作，有机会参读《中国韦氏通书》、广西各地不同版本的韦氏族谱，以及一些有关的古书典籍，对广西韦氏的由来，本宗支的祖史族源及其迁徙轨迹有一定的了解。现本着抛砖引玉，将自己的一孔之见提出来和宗亲们共讨。
要说清这些问题，首先要认清各支韦氏的祖史族源，然后再了解其进入广西的历史过程即可清楚。
讲韦氏，首说的应该是豕韦氏。因为它是中华大地上出现最早的韦氏。早在夏时，大彭的别孙元哲被少康派往今河南省滑城县东南部一个当时叫“豕韦”的地方做官，开拓、发展那里的经济，创立豕韦国。时人以地为氏，以国命氏，豕韦氏便于此地崛起，后蔓延中原各地及中华大地，乃至海外诸国。如果从考古角度看，早在殷商时期，河南安阳殷圩出土的甲骨文就有“韦”字出现了，可见豕韦氏历史悠久，距今约4000多年的历史。他们何时进入广西呢？据史载：
1、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从中原派50万大军进攻岭南，征服广东、广西、越南北部的骆越人和西瓯人。统一岭南后，将官兵留南戍边，屯垦开拓。有《资治通鉴》注曰：“以谪徙民，50万戍五岭，与越人杂居，奉军岭南，将吏赵佗请求秦皇派三万女子到岭南配给戍卒为妻，使其安心垦耕守边。”《史记•淮南五安传》亦述：“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家夫者三万，以为士卒衣补，始皇准许万五千人。”这就是说，为了安抚这批从中原到岭南戍边的这批官兵，稳定岭南政局，秦皇所采取相应的措施。
《史记•淮南王安传》还载：“三十四年迁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也。”就是说，要把从中原迁徙大批汉人赴岭南开发这件事，当作象修筑长城一样的大事来抓。又《广西商业志》载：从中原迁来贾（商），赘婿和犯罪枉法的狱吏“凡经营过商业或祖父母，父母经营商业的人都被强迫南迁。”也就是说，秦始皇为了开发岭南的商业，又把一批擅长经商的中原人强迫南迁岭南。
由此可断，韦氏崛于豕韦地，泛蔓于中原，这几批来自中原的人群中，每批都不乏韦氏人。他们多分布于桂西各地。
2、秦汉•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址（泛指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北部地区）首领征侧、征武姐妹起兵反对汉朝廷，于南方建国，自立为王。十八年（42年）光武帝刘秀诏马振为伏波将军，征调青州府卫挥使韦料质（或贞，元哲裔孙，西汉京兆人）为部将，统率大军，征剿交址女子姐妹，擒斩两征，平定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地方的安宁。平后，留韦料贞（或质）戍边，授其那狼把总，落籍合浦，传授中原先进文化技术，鼓励农耕，并与当地女子通婚，繁衍后代。经年，裔孙繁泛，分布于防城、钦州、上思诸县市。
3、元和十一年（816）西原州（今扶绥县地）以黄少卿为首的黄峒蛮起兵反对唐王朝，攻占邕州，据今南宁为巢。西占左江流域的靖县（今靖西县），并与右江上游的黄乾跃西原蛮勾联，大有东掠交州、钦州、白州（博白）、玉林等地。岭南西道（广西）吃紧。宪宗帝览及告急奏章。时元哲裔孙，唐京兆人武进士韦厥受荐，愿为朝廷分忧，征服毛贼。奉旨于元和十四年（819）统兵南下。黄贼惧怕，从南宁逃窜十万大山。韦厥系韦料贞（或质）之后，追至十万大山寻找当年的兄弟姐妹，果于大山东麓相见。但经700多年变迁，已与当地土人同化无异。但大都朴实勇敢，思亲认亲思想仍重。韦厥利用此有利条件，为其赈灾、恤贫，晓以大义，训为向导，深入“毛贼”复地，通过德化、浦融、瓦解战术，瓦解了“黄峒蛮”，兵不血刃，星夜擒获黄少卿。其余贼兵，均作鸟兽散。韦厥一举成功，名扬京都，诏领澄州（今上林县境）刺使。次子银轮（敬办）世袭，经年，苗裔遍及大明山四周，史称“唐韦”。
4、据《中国韦氏通书》及《百家姓书库•韦》载：宋皇祐四年（1052）广原州，广南西路的侬智高起兵反对宋皇朝，夺取邕州后，北犯雄南关（今宾阳县昆仑关），东进西江两岸九州，直逼广州城下，立大南国于邕州（今南宁），自称惠帝皇，朝政告急。是年（1053）元哲裔孙，北宋青州府益都县人韦大猷（字山涛）奉旨携带景岱、景明（宁）、景宗、景福、景文、景武六子及宗亲铁骑1700，随枢密副使狄青为急先锋南下进剿侬智高部，到达宾州时（今宾阳县），狄青令山涛铁军于元宵星夜出其不意，突袭侬军大本营于昆仑关，斩首数千，生擒500余。余兵在侬智高弟侬日照率领沿红水河而上，企图逃往贵州。狄青再令山涛长子韦景岱率部沿红水河跟踪追剿侬日照残部，至木兰洞境的都邑获得全胜，招抚守边，设行辕于今坡豪苏仙地方（旧址仍有痕迹），初授木兰洞冠带，后因功升授木兰安抚司，世袭。役后，山涛随狄青班师回京都。因功狄青擢升枢密正使，同平章事。朝政口喻山涛为千岁。其六子均留桂戍边，后社会按序分别尊称景岱六兄弟为千一、千二、千三、千四、千五、千六。这是我东兰韦氏始祖千一景岱公的来龙。
此乃广西几支外来韦氏的由来。如果再加上如台湾省徐松石先生和河池巴马民族师范学校黎国轴先生所言的，壮族人崇拜图腾水牛（图怀）而附会其为韦姓。若此观点成立的话，那么这就是韦姓的另一支——广西的“土著韦氏”。它的出现就比前所述的外来韦氏晚得多了。因为：①外来韦氏都从中原而来，而中原汉人都操汉语，不可能有把水牛称作“图怀”而附会为“韦”姓；②只有豕韦氏的“韦”字出现后，并广泛于中华大地，再经过漫长时间，“韦”字或韦姓人进入广西后，广西壮人才可能把自己崇拜的“图怀”附为“韦”字。
由此看来，历史上进入广西的外来韦氏，或加上“土著韦氏”应该是广西韦氏的主体。外来韦氏留戍广西后，经过千多两千年的生息繁衍，互相交融混淆、往返循环于广西大地，人口众多，加上古时文化比较落后，也没有谁刻意去记载自己的祖史族源而导致后人分不清自己是属那一支脉了。只有韦山涛支系进入广西，韦景岱宗支掌有世袭东兰地方官职的权力，才有比较清楚的世代承袭的记载。其行辕四迁的旧址痕迹仍清晰可见，世代传袭清楚明白，这是无疑的。
至于“韩改韦氏”也有几种说法，不甚一致，他们何时进入广西？说法也不一样，这还是值得怀疑的。
据《中国韦氏通书》（20页）称：西汉初年，韩信受馋蒙冤，惨遭杀害，株连九族。承相肖何暗中叫部下蒯彻将韩信幼子韩滢暗送给南越王赵佗收藏。赵佗又将韩滢秘送回自己老家广东南海由家人抚养。为避嫌查，将韩滢改名换姓，取“韩”字的右边即为“韦氏”。韦滢长成后，受封于海滨为土官，繁衍于岭南沿海一带，尔后均取韦姓，这就是“韩改韦氏”的一种说法。距今也有2100多年历史。他们何时进入广西？《通书》没有明言。但据此，很明显，韦滢当时既落籍于广东，并在沿海为官，崛发繁衍亦于广东沿海，后人丁逐步蔓延亦自广东沿海开始，后泛及各地。按当时的经济发展速度，地理环境和十分有限的交通条件，这支韦氏至多有少数人延伸到桂东南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当时要延伸到经济落后，交通又不便利的桂西北偏僻山区是比较困难的。桂西北哪有那么多韩改韦？甚至有说姓韦的都是韩姓改过来的。我们亦不肯定桂西北没有韩改韦，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很少的。要是如此牵强附会，那是太不符逻辑了。《通书》第20页对“韩改韦”的另一说法是，韩信有三个儿子，大曰天祯（或天贞），二曰天相，三曰天保。时韩天祯在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任职，与同事谭三耀、漠伟烈义结金兰，三人莫逆之交。韩信受吕后陷害后，三人一起逃入山东兖州府邹县避难。汉朝廷到处通缉，令贴各地，兵马到处盘查而无法藏身。三人即智穿倒鞋连夜逃出险口，几经昼伏夜行，历尽艰难才到达河南开封。为避嫌查，三友计议改名换姓，韩天祯改作韦天贡，谭三耀改作覃怀满，漠伟烈改作莫天辉。再经辗转，及至浙江绍兴，后又南下福建、广东、广西、最后在广西宾州（今宾阳县）杨老村落籍，租赁当地潘、罗两姓田土耕种，并分别与当地女子为婚，繁衍后代，了结心愿。后因地方不大，继续发展困难，三友又约迁徒他乡，初到都安安定司，又转宜州德胜土街（今都街）安居。后来莫天辉一家又迁到南丹罗富乡居住。其情节惊险离奇，令人兴叹！
据考，今南丹县可说是广西莫氏的大本营。照此，莫天辉其人应该是南丹莫氏的鼻祖了。然而，莫秀珠编写的南丹莫氏族谱却称：公元前214年（秦33年）秦始皇以谪徙民50万戍五岭于越杂居，时莫洪燕先祖随伍其中，自牂柯郡（属红水河上游的贵州省境内）治顺牂柯江上游而下，到吾隘（南丹县境）上岸，后沿清水河（南丹县境内的河流）上到罗富拉化村定居。后经多代繁衍，延伸黔桂边境各地，形成现今南丹庞大的莫氏宗族。并无莫天辉携带家小从都衔迁到南丹罗富定居的记载和传说。更无韩、谭、漠三姓义结金兰，在何地改名换姓的述说。
再说覃怀满。据覃承勤先生主笔编著的《中国覃氏通书》中，覃锦吉先生撰写的《覃怀满留戍东兰》篇（52-53页）称：明洪武九年（1368）谭三耀率领的一支义军被朱元璋部打败兼并，遂递属明平章征南将军廖永忠麾下。为了隐瞒首领身份，被迫改为覃姓，取名怀满，成为一员明将，随军转战江淮。后经辗转，历经安徽、江西、浙江、广东，沿西江而上至广西梧州，最后到广西宾州（即宾阳）驻守。时覃怀满已年38，尚无眷室，遂有离军之念，乃趁巡营之机，深夜潜进宾州西北面深山荒林的杨老村。不想和另一逃难者韦天珍（韩信的远裔后代）相遇。两者互叙身世，共话落难经历，心声相投，共结生死之交，共瞒军营历史，都说是山东益都县人，共落籍杨老村，后央媒娶妻，住下九年。为避明官查缉，两人又于洪武九年（1376）迁往偏僻宜山都街居住。时适东兰州发生苗裔魏文，魏武兄弟争夺承袭，殃及四邻，覃、韦二公应诏平乱有功，授韦天珍为世袭知州，覃怀满授为世袭武官，落籍大同纳雅。这与前述的三人改名换姓于开封相左甚远。韦天珍世袭东兰知州之说，东兰亦无史可查，是值得迟疑的。这恰好应对韦厚荣先生在《韦天贡其人其事考》一文的论证（详见《韦景岱宗支族谱》第 370-371页）亦不可靠。
综合上述，我们不否认古时的桂西北山区有韩改韦氏，但推其理，可能性极少。进入广西的上述几支韦氏，或加上“土著韦氏”，你是属哪一支呢？不能因找不到自己的祖源，又听了“韩改韦”神秘而离奇的故事传说就憬仰，便附会了。敬宗祭祖，请兄弟们不要上错了坟。
话又说回头，无论你是哪一支韦氏，我们和其它姓氏兄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平等的成员，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就从族谱这一传统文化和学术的角度，浅谈自己的一孔之见，我想也无碍大事吧？
然而，白耀天先生与那位名叫谷口房男的日本人合著的《壮族土官族谱集成》及《东兰州韦氏土官族属考辩》（下称考辩）令人废解而愤慨。《考辩》的核心是全盘否定桂西北的韦氏无外来者，全部是本地的“土酋蛮”——“土著壮人”。因而东兰韦氏土司族谱是为了攀附历史上韦孟、韦贤丞相的虚荣而编造的。在此思想指导下，其它环节就面目全非了。对此，笔者由不得产生许多迟疑。
之一，前述历代由中原进入广西的韦氏人是否真实？如果不是，历史上的古人不就如同植物定根那样，哪里生就在那里死，毫无变动之机了。再说，史书为何又有那么多中原韦氏人进入广西的记载呢？这又如何解释？如果是，经过时代的变迁，人流的串动，社会的交往，那几批进入广西的中原韦氏古人，能不有串到桂西北山区的？
之二，京兆人韦大猷（字山涛）于宋皇祐五年（1053）自中原随狄青副将南平侬智高获胜后，山涛六子留桂戍边，千一韦景岱受命沿红水河而上，追歼其残部侬日照兵获胜，落籍木兰峒（今东兰）都邑，设行辕于今坡豪苏仙地方，后又有行辕数迁的历史。现行辕旧址仍清晰可见（照片）这难道都是假的？我韦景岱宗支迁徙世代明白，轨迹清晰，记载清楚，碑记犹存。《明故东兰州牧韦正宝墓志碑记》曰：伯爵正宝韦氏其先系也，自宋元迄今，世守东兰，君朝实创州祖焉，曾大父讳玩，大父讳宗兴，项背相承，励精图治于州治益明，父号半山名祖宏，又应朝而出.......时广东潮惠等府寇作，剽掠横恣，正德已巳冬，奉调征剿，身先士卒，勇于就义，劲气忠肝......直抵九连山巢，一鼓擒之。阵伤，庚午春三月二十三薨于惠州行营，........命以冠带优礼厥嗣虎臣，复州政时扶衬西归，......安厝于州之南，地名岸庄（今三石纳腊村地）乾山巽向。......谷旦东兰世袭知州，孤子韦虎臣、虎麟泣血立石”。《重修韦侯墓记》曰：“奉训大夫子韦侯讳虎臣汉承相韦公贤之流荫，牧守正宝之嫡裔弘治乙卯年正月二十四日戌时而诞生，领世授簪缨际经邦，才调握貔貅烈士锄草莽妖，名垂豸台，将膺凤诏......东兰州知州，孤子韦起云偕宗孙应龙等立石”。更有东兰土司分支——大化县贡川乡形内村隆侯韦氏土司洞碑词曰：“......计远姑祖韦神机，宋朝时人，妣颜氏，系韦超之三世孙，从宋狄青宣抚广西参将，韦景岱，宋朝时人，系大猷之子，奉调到广西，征服侬智高有功绩，入都邑渡河招抚，初授木兰冠带洞长，屡次有功，题授东兰安抚司，世袭管理，职故。传至元末明初，第十四代孙韦富挠承袭，于弘武十二年开避宜州之都街、洛索、金城一带地方，疏通道路有功，及奉调从军，开辟贵州郡县有功，题授东兰世袭土知州，任故……。同治壬申年（1872）甲辰月庚寅日辛巳时安碑”。由此可以雄辩地认为，桂西北东兰州韦氏土司是宋皇祐时的外来迁客，不是土著酋人。考辩者引论《广西通志》及“韩改韦”的是是非非，加以奚落诽谤是不实事求是的。我《韦景岱宗支族谱》并非以《广西通志》为根据，亦不是“韩改韦氏”的后裔。这与我韦景岱宗支毫无干系。既是如此，也就不存在着考辩者所“意断”的“韦虎林精通汉语文墨而攀附中原韦氏”问题，对此我们无需再与其浪费笔墨。
之三，考辩者以“土司”是少数民族地方世袭官职的含义断定东兰韦氏土司不是外来的迁客，这也并非实事求是。史学专家李干分先生在《广西形成多民族杂居的情况探导》里说：“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原战乱，北人避乱而大批南下，在桂东北的荔浦、资源、富川、平乐一带封候食邑。”“北宋皇祐年间封建统诏者镇压侬智高的起兵之后，在桂西壮族地区设三十六个土州……，土州县虽属以土人为官的土司制度，但亦有不少刑名、师爷，把总等官职为汉族所任。至此，汉族已全面进入桂西山区各地与壮人杂居，开创了壮族历史发展的新时代”。我韦景岱宗支也就在这个时期进入桂西北地区东兰的。这又有什么值得异议呢？正因为如此，韦景岱进入东兰初设行辕于都邑的坡豪苏仙地方时，因为是汉人，只授其以冠带，后因功升授为安抚司，而无“土司”职的命授。但却实掌地方的权力。后经年多代与当地的土人（壮人）同化后，又根据他们实掌地方权力的实际，到其后世韦君朝、韦宴闹袭职才逐步演绎为土司之实。尔后，东兰土司官职亦均由韦景岱后裔一代代传袭下来，直至第三十五代，第四十四任凤山土分州韦述勋，完全改土归流时才结束东兰韦氏土司的历史，历时866年。
之四，考辩者在论述《六合坚固大宅颂》和《智城洞碑》时，在言及韦厥是外来迁客诏领澄州之后，又以其诏领澄州刺使之前已有韦姓存在于大明山周围，又否定韦厥是外来迁客。说什么“在这五十七年中，相信韦厥父子不偷得鼠类的繁衍本事，会使他的子孙骤然难以计数遍满诸邑”。如此的求疵偏见并带有侮辱性的恶毒语言，意欲何在？笔者不甚理解。其实这与韦厥是外来迁客并不矛盾。从韦料质进入广西落籍合浦沿海，到韦厥进入广西这700多年间，料质韦氏人就不可能串到澄州宾州一带？何况还可能有“土著韦氏”人？何况韦厥诏领澄州刺使时，还有他的从属众人，不仅是单枪匹马一人。这又何碍于韦厥是外来迁客诏领澄州并与土人和睦相住之实呢？韦厥诏领澄州后，娶当地黄姓女子为妻，生育金轮（敬一）、银轮（敬办）二子。其母是当地壮人，他们又生活在当地壮人之中，习惯及操音诸方面能不同化于壮人吗？既同化了，能不有资格称自己为土壮吗？至于“碑记”当时作者为了彰显自己，可能有夸其实之处，这也是自然的，亦不能否认他是外来迁客。王象之先生撰写书章时，在思维或用字上亦可能有失严谨之处，如“辨”与“办”古时同为一体。因此，“敬辨”与“敬办”应同一人，而不是两个人，考辩者却把其析为两个人。王象之的作品是建国后所著，“办”字是一九五六年汉字简化后出现的，书者有时写“辨”字，有时写“办”字亦不足为怪。对此，考辩者不是不知道的，又何必如此“吹毛求疵”，意欲何在？关于迁入广西的外来移民，史学专家覃树冠先生在《浅论广西壮汉民族融合问题》更作出了符合历史客观的论证：“从历史上看，民族杂居局面的形成，是促进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直接相互渗透，最后达到融化的有利条件。广西民族杂居的局面，主要是汉族大量迁入壮族地区而形成起来的”。“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我国历史上出现几批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的侵入，中原一带战火纷飞，烟硝弥漫，不少汉族衣冠士族，挈家避地岭南，其中迁入广西的为数不少，尤以宋明时期最多。”“从迁入原因看，有南征屯戍的，有官仕不归的，有避乱留寓的，有经商谋生的……”。“不管是务农和经商，他们都是劳动人民的一员，即使是任官不归或宦游定居的，其子孙一旦成为劳动人民之后，也能和当地壮族人民一道共同劳动，共同生产，甚至相互通婚”。覃树冠先生论述历史上中原大批南迁原因和情况，与我《韦景岱宗支族谱》所述的山涛率六子及亲宗铁骑随狄青副将南平侬智高后，留六子戍边的情况是十分吻合的。然而，在《壮族土官族谱集成》中，考辩者从头到尾一概否定有“随军南征”一事。无非是要排除广西壮族结构无外来移民融入的成份，以便捏造一个纯净的“土著壮族”，这不仅不符历史原貌，也不利于民族的团结和融洽。制造混乱，甚而起到离间壮汉民族的传统融洽关系的作用。笔者完全赞同罗伏龙先生所辩析观点：“考辨者往往抓住一些年份、称谓或地名人名有所出入来大做文章，似乎这样就可以断定真伪，其实不然。因为世界上的事物是错综复杂的。过去人们修族谱几十年修一次极少的，往往是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修一次。”如我们今天编出的《广西东兰韦景岱宗支族谱》是韦景岱主政东兰后至今已九百多年才第一次编出这本比较全面系统的族谱。《族谱》的编成也是在各地分支自写自编不同版本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归纳后编写成的。伏龙先生说：“由于时间跨度大，加上当时往往缺乏书面记录材料，于是只靠族中长老回忆口述先祖的事情，所以在年份、称谓或地名人名上难免有所错漏。但是尽管在这些微枝细节上有些出入，但在根本主干上都是有其人事的。”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不能否定桂西北无外来迁客。
之五，韦虎臣父子公孙四代抗倭时期是我韦景岱宗支的鼎盛时期，光辉的顶点。我们东兰壮族人民为有这样不畏强暴，不屈外侮的抗倭英雄而感到骄傲和自豪。韦虎臣更是我韦氏土司族人崇拜的偶像。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远留在东兰壮族人民的心中。其历史功绩有明代为其在纳腊建造规模宏大的莹墓可以考证。（惜“文革”中被毁，但仍有残物可证），可是，考辩者却无视历史事实，不作调查研究就聊聊几句加以淡化和诋毁。说什么“韦虎臣病故……明王朝的广西抚、按二司官员不知是什么意欲驱动，考核来考核去，就是不呈报，直到嘉靖二年（1423）十一月韦虎臣早死七、八年了，他们才会奏说韦虎臣死了，不能袭了，改由其弟来袭韦祖宏之职”云云。韦祖宏故，有其嫡子韦正宝袭，怎么说韦虎臣弟韦虎林袭韦祖宏职？真是牛头不对马嘴，不符逻辑呀。这里考辩者更闭口不言其抗倭的英雄史迹，个中不能说没有原因。
其一，《集成》及《考辩》是所谓“中日合作”的产品，言及抗倭，恐怕会触痛其伤痕未愈的中枢神经而心有余悸。（韦氏父子是抗倭的英雄，把日寇打得落花流水，大快人心，史有明载，这是铁的事实。因此，日本鬼是很怕揭这个伤疤的。而这个“白先生”是其公司老板的联营伙伴，自然也同一鼻孔出气，对韦氏父子的抗倭事迹只字不提了。掩盖涂抹历史者是什么东西？以此观之，白某的本“姓”应该是“黑”姓。——读者冯禄）
其二，由于历史原因，日本洋人向来都欺负我中国人，视中国人为草莽而任意剽掠杀戮。从正德四年（1509）至隆庆三年（1569）的六十年间，日本倭寇曾多次侵犯我东南沿海，剽掠我沿海国民，才有我祖辈四代抗倭的英雄业绩。他们被打败了，这就是他们伤痕未愈的中枢神经，他们怎愿言及此事。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又发动了侵华战争，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惨绝人寰的事件，才有中国震惊中外的八年抗战的历史。他们又被中国人民打败投降了。但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他们亡我之心还在涌动。曾记否，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任期间，年年参拜“靖国神社”，认当年双手沾满中国和亚洲人民鲜血的战犯为英雄。他们还多次篡改日本侵华史教科书，企图否认其侵略中国及侵略亚洲的历史罪恶。正如东巴凤《罗氏族谱》编写者罗伏龙先生所析的：全国人民全力搞经济建设的时候，他们又妄图对中国进行种种限制和制裁，遏制中国的发展。然而中国人民仍力排万难，使经济迅速飞跃发展，国力空前强盛，不能不使洋人们惊叹。历史上，武力侵略中国的目的被中国人民打败投降了，征服不了中国人民。经济制裁又无济于事，于是又来个新的花招，打着“接轨”或“共同开发”的招牌，不惜代价不远万里，背着几个洋钱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搞所谓“文化开发投资”，并寻找“联营者”，于是便诱来个别急功近利的人便甘当“合作伙伴”，这样既可以发“洋财”，又可靠“中外合资”这块牌子吓唬老百姓，更企图借助“洋气”快出多出“成果”。于是经不起洋人那几个臭铜板的引诱，便甘心当洋老板的“鹰犬“（用考辩者语），对其“公司老板”极尽献媚恭维之能事，而对故国同胞却呲牙狂吠，不顾民族历史原貌的来龙去脉细加考证分析，作客观的科学论断。而是紧紧抓住谱志中难免出现的一些错漏大做文章，甚至惟我独尊。不仅对壮族土官族谱中所说与中原有宗脉关连的，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否定，而且还对《壮族通史》肯定有“中原关系”的说法大加指责，同时，对这些年来壮族中许多姓氏往中原寻根问祖，进行奚落讽刺，说是“千方百计”与中原网起“十八竿打不着的宗亲关系”。我们真不知道是什么使考辩者对这些本民族的寻根问祖者感到那么不顺眼。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由50多个兄弟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他们分布在祖国的东南西北各地，他们的渊源历史及文化与中原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他们回顾中原，寻根问祖，完全是“本是同根生”的强烈民族意识所使然，这是情理中的事。考辩者为何要就此借题发挥说三道四呢？难道要让这些寻根问祖者飘洋过海去到洋人那里去认祖归宗吗？倘若如此，“洋鬼子们”当然高兴。但是，凡有中华民族意识的人是不会这么糊涂的，除非考辩者其人。俗话说：“一样米养百样人”。在中国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爱国爱家的民族英雄。但也有一些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不是出个汪精卫之流的汉奸吗？如今在世界经济大潮冲击下，出个把“文奸”“文痞”之类亦不足为怪了。我们完全赞同罗伏龙先生的观点。
更值得铭记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在我国西藏的拉萨，后又有新疆的乌鲁木齐市曾发生过少数坏人利用民族问题进行骚乱。其间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不可否认，亦有外国洋鬼子利用民族问题从中作祟有关。如今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的模范省区，我们务必警惕“洋鬼子”和“文奸”“文痞”，绝不让他们在广西各民族之间制造不和与分裂的阴谋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