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氏源流简述
天下万事万物总都有个“源”。“邦国有史，郡县有志，家族有谱”，也都是引导人们懂得“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从而知其各有所本（源）。否则，大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那就成了《桃花源》中人，远离人类社会了。
家谱，又称宗谱、家牒，是同宗共祖血亲集团以特殊形式记载本族世系和业绩的历史图籍。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组成部分，与国史、方志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三大支柱。
而家谱更进于邑乘者，是可以启迪后人对列祖列宗好人好事发扬光大；对家规祖训，身体力行。
当然，即使对祖先亦应实事求是，古云：有征而不书，固为弃其祖；无征而书之，亦为诬其祖，皆获罪于先人也。
中国姓氏渊源古久，绵延漫长。在有史时期，血缘是人类团结的一个重要因素。开始是母氏社会，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由母系氏族转变为父系氏族后，氏族就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男性世系为主轴，以宗法族权为约束力的一种松散性的社会组织。原本是用以区分人类群体的部落集团，也是限制同一血统通婚的标志，所谓“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在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实行的则是“亲贵合一”的选官原则，按血缘关系的远近分封高下不同的官职。大官更是世代相传。到了封建社会，族权就逐渐变成了政权的补充。是旧社会“四权”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宗族”基本解体。但目前社会上追根寻祖，续谱联宗之风似正方兴未艾。
凡百姓氏，形成的时间虽有先有后，但总都各有一个“源”，这个源就是各姓的“鼻祖”（始祖）。毕氏成姓较早，迄今已有三千多年。鼻祖就是周文王派行十五名字叫“高”的小儿子。他是在公元前1046协助乃兄武王建立周朝的开国“乱臣十人”之一（“乱臣”是指“治乱之臣”，乃古贤臣、良臣之谓，非后来的“乱臣贼子”之义）仅居周公、召公、太公之后，位列第四（见《论语·泰伯》）。因此，受到了武王的赏识和宠爱，便委派他在“毕原”（亦称“毕陌”，今陕西省咸阳、长安二市、县西北）的地方建国，命名毕国。由于毕原辖地褊小，加以高又年轻，开始授予的国君头衔，暂为“伯”爵（三等衔）；到了周成王时，为使其职级相称，便晋封高为“公”爵（一等衔），并以国为姓，故称“毕公高”。毕原面积虽小，但在当时却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神圣的地方。因为它不仅是西周首都镐京的郊区（东方大门），而且是周室帝王祖先的发祥地（这里曾是周文王的父亲王季立都的地方）和王室陵墓（包括王季和文王的陵墓）的所在地。可见当局对公高是何等的倚重。
由于公高分属小房，年纪轻，参政早，所以他能有幸持续辅佐长房四代帝君（即武王、成王、康王和昭王）。据传他活了八十三岁。就是使得他的经验和智慧愈老愈成熟，德愈高望也愈重。史书曾载有周康王对他的高度评价，说他“德·足以化民；才·足以理剧（剧：艰也）”。因而出现了康王亲自作出的“保厘东郊，以作《毕命》”的传世之举。当时镐京东城郊的居民中，还有一部分是已被推翻的前朝殷商“顽民”（遗老遗少），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刻危及首都安全。若非德才兼备而又资深望重，绝对可靠之人，难以治理。公高就成了当然的最合适人选。但碍于他的辈尊、年长，作为孙辈的康王不敢“轻命取罪”。于是康王便运用当时通行的一套正统、正规的迷信程序，选择吉日，斋戒沐浴，亲自由皇宫步行至太庙(皇室宗祠)，禀请借用已故曾祖文王的名义，用一级王命《册书》的形式命令毕公保厘（厘：治理）东郊。并晋封公高为太傅。这就是《毕命》（现代《辞海》收有“毕命”条）的典故，也就是毕氏称“保厘堂”的由来。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外族西戎所杀，西周首都镐京曾一度失陷，从而导致西部地区长期遭受外族侵凌。作为镐京东郊弹丸之地的毕国，在覆巢之下虽顽强地苦撑危局，最后终因强弱悬殊被西戎攻灭（一说为楚灭）。毕氏家族就此流散列国。其第十五代毕万后来当上了晋国大夫，由于他绝伦超群，累立战功，荣封上卿。故史有“晋卿毕万，七战皆获”（见南刘《宋书》）的美誉。当他率军攻灭霍、耿、魏三个小国后，晋献公论功行赏，便在公元前661年把魏地（今山西省境内后扩至河南）分封给了他。这就是后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当时晋国有个大卜官名叫“偃”的曾给毕万卜卦，卜辞说：“魏：大名也;万：盈数也；毕万之后必大”。这儿句溢美之词，被载入史册直至现代《辞海》。后来子孙繁衍，树大分枝，于是就有按其封地而姓魏的，也有按其名讳而姓万的，再往后又分出姓易的，姓潘的，姓冯的等等。毕氏原亦望族，但经过几度多姓分派之后，便逐现弱势。
毕姓始于陕西、衍于山西、盛于河南，（毕姓郡名《河南》）以后逐渐分派辐射，散居四方，北达辽东，南至沿海。本宗一脉便是由三十八世祖毕江的二房子孙大约在东汉光武时期自河南分派迁寓江西庐陵的。现已整整过了二十个世纪。毕超、毕卓就是江公的后裔。
毕氏自成姓以来，就只有派生出去的，似无演化进来的。所谓“毕无二姓”。故凡全国汉族毕姓者，人不论嫡庶，地不分南北，均属同宗共祖。不但一律奉公高为始祖，同时莫不以公万之裔自承。如数百年前本宗从江西传抄下来的派语，就是“祖高继万”句；一百多年前廷辅公《续修族谱叙》，也有“济高、万、文简、新息之美”句，便足资佐证。
在毕万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约三百年），毕姓似乎没有出现过名见经传的历史人物。直至战国中期，滕文公有个辅政大臣叫毕战，曾代表文公与孟夫子讨论过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四书》上有记载。这在当时应算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又经过了百多年，本宗三十二世祖毕逢庆任过汉文帝时的太尉（中央最高武官），族谱对他“宏通博览”，赞誉有加。其第十六代孙（四十八世祖）毕超更为东汉名臣，被桓帝封为新息侯。本宗的宗联（陪神对子）：“基定保厘周硕辅勋隆新息汉名臣”的下联即源出于此。超公后裔有一支分派去了山东。毕谌汉末曹操时为鲁相。《三国志》记述很清楚。
东晋大（太）兴年间的史部郎毕卓是本宗五十二世祖。其父惟深公名谌字子通（官居中书郎），谱称“忠厚存心，家富饶裕，赈济万户，有石崇之风”。而卓公在当时可算得家喻户晓的人物，他醉卧邻舍酒坛边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美谈。这个故事除了传奇，同时还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人们：毕卓虽然是朝廷“管官的官”（史部相当于现代的中央组织部），但他却不凭权势贪赃受贿、巧取豪夺。仅是“逸兴太豪”（见《晋书》），不拘小节而已。这在封建社会实属难能可贵。由于他毕生恫矜在抱，民胞物与，故到了晚年，还请旨带领人民挽垸筑堤，开荒恳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好事和事实。后“卒于官”。荆楚一脉就是他的后裔。所以本宗又称“吏部堂”。
七十二世祖毕士安（938—1005），在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寇准先后拜相，由于寇准是有他举荐的，故其地位还列寇准之上，（《宋史·寇准传》称准“位士安下”。）是历史上有名贤相之一。他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颇有建树，特别在编修国史方面，更有杰出贡献。据《宋史》载，真宗对他的评价很高，说：“毕安士善人也，事朕南府、东宫，以至辅相，饬（音赤，谨也，敬也）躬慎行，有古人之风”。因而被真宗视为股肱，倚为长城。逝世后由朝廷谥号“文简”。其曾孙仲衍为名臣、仲游哲宗时进士，任过太原知府。仲游少子毕林曾任刺史。蒲圻分派即林公后裔。
七十七世祖南宋毕构，谱称“六岁能文”，后举进士，拜御史大夫同平章事。“六岁能文”，野史对其有过生动的描述（也曾见诸现代报端），说他六岁时中秋之夜，祖父钟公（仲游公长子），携他漫步湖边赏月，乘兴出联考他，曰：“北斗七星水底连天十四点”：那时恰巧有一只孤雁从一高楼南边飞过，他见景生情，脱口便对：“南楼孤雁月中带影一双飞”。此联甚得众多名士好评。
由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元朝，出于种族的偏见和重武轻文的固有观念，竟在立朝三十六年之后，迫于各方压力，才不得已于仁宗延祐二年（1315）首次恢复科考。该科（乙卯科）殿撰（状元）就是本宗九十世祖、寓居江陵赤岸的渐公。他是整个元朝近九十年内所有全部状元中的首届状元。后病逝京城，奉旨归葬江陵，并敕立状元牌访（清末牌坊故址犹存）。
寓居江陵赤岸的一支，乃公高第八十代孙宗岩公自江西庐陵迁入的。状元渐公即宗岩公第十代孙。其后裔俱籍江陵。
渐公之弟潞公是元朝“乡进士”，于元致和戊辰（1328）年未仕而卒，于兄同茔。其嫡孙嗣远就是明洪武年间自江陵迁入石首的毕姓分派始祖。
嗣远公共生三子：友文、友质、友彬。
长子友文后迁监利，友文之子世忠就是“玉沙”分支祖。
次子友质字宗商，号桂廷，“博学强记，食饩宫墙，后列明经进士”，留籍石首，其子世德就是“山、湖、洲”三分公祖。
据《华容县姓氏志》1992统计，散居华容县境内十六个乡镇的毕姓总人口为一百零七人。应都是世德公后裔。其中分迁在华容万庚镇五谷庙地区（毗连石首高基庙镇茅草街朱家巷）的一支，就是世德公第十二代孙志高公之后，（俊即其第八代孙）。
三子友彬，谱载“徒无考”。
初，嗣远公迁石首时，其叔父公哲与子庆远则迁往公安。但不久庆远长子友忠又自公安迁入石首（次子友信仍籍公安），友忠之子世荣就是“新垸、黄田”二分公祖。其后裔大多分派安乡、津市、澧县等地。
总之，以石首为轴心的毕姓子孙，都是九十世祖潞公的后裔。因六分（玉沙、山、湖、洲、新垸、黄田）公（支）祖分别为世忠、世德、世荣公，于是一致遂以“世”字派为分派“一世祖”（总第九十四世祖）。并编定派语：“世道应以逢，言大存启然”两句十派（后五派各分支多有所异动，故派名不全相同）。清康熙十九年（1680）续派时又转抄江西原定派语：“祖高继万，开国承家，人文代起，玉树同华”十六派续之。清光绪三年再次派续谱时又续编“诗书衍庆，孝友嘉祥，科甲联续，显达赞襄”（读赞襄：佐助也）十六派。目前大约还有二十多个派语尚未启用。待这些派语衍完，恐怕已是五百年之后的事了。
本宗自明洪武年间落籍石首，分派邑邻以来，历经明、清两朝至今，整整已六百年了。其间虽无出类拔萃，扬名立万的顶尖人物，但也不乏科甲缙绅，文人逸士。据族谱不完全统计，仅秀才以上人物就有九十三人之多，其中；庠生（含禀生）二十八人，国（太）学生二十四人，岁进士四人等。如五世祖逢源，七世祖大魁、大儒、惟有，八世祖仲懿、觐文以及十五世祖廷辅、钦庵等诸公都是学中翘楚，文坛硕儒。只是近一个世纪来，族道式微，后继乏人，不幸应了“九斤老太”的口头禅。更不幸的是个别分支，或由于家贫未娶，或由于贫病早夭，或由于天灾人祸，甚或阴盛阳衰等等原因，竟将成为或已成为若敖之鬼。诚令人太息！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自有姓氏以来的数千年中，一些姓氏发展了，一些姓氏衰亡了，这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和自然法则，人力难抗，悲悯无补。（据有关报刊称，经新华社调查统计，历史上全国曾出现过二万二千多个姓氏，现在大约还剩三千五百多个）。
好在中国之大，“东方不亮西方亮”。
毕氏自秦汉以后，已非望族。加之毕无二姓，历来只重宗亲，不重嫡庶。故《简述》除本宗一脉之外，对其它分派（包括本宗一脉的其它分支派）中“其人物之卓卓显当时传后世者”，亦感亲切，亦引为荣。现聊举荦荦：
汉季毕岚，为首与马钧一道研制成功了“龙骨水车”。当时叫做“翻车”，原本是首都城郊的洒水车，经过不断改进，成为了我国农田主要提水工具。此种水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现代机电排灌设备所取代，其服务农田水利竟长达一千八百多年，可见其贡献之大，影响之深。
唐天宝年间御史毕宏，不但官清名噪，还是一位画山水木石的伟大国手，备受诗圣杜甫的青睐。杜诗中就有“天下几人画古松，毕宏已老韦偃少”的名句。
至于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世称“文明之母”）的湖北英山布衣毕升（？—1051），更已成为全世界科技史上和文化史上有数的巨星之一。
清初绰然堂主人毕怡庵（大约是七十四世祖周公山东分派后裔，其叔父曾任刺史），是《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挚友。常抵足，蒲在其《狐梦》篇中赞他“倜傥不群”、“士林知名”、“为人坦直，胸无宿物”。蒲的心事也从不瞒他。如蒲在《同毕怡庵绰然堂谈狐》一诗中写道：“人生大半不称意，放言岂必皆游戏？”表明自己谈狐说鬼，并非游戏之作，而是揭露和鞭挞社会黑暗。能受到大文豪蒲氏如此推崇备至且推心置腹之人，岂是泛泛。可惜俊知仅此。
清乾隆进士毕沅（大约是五十八世祖文二公后裔），自号灵岩山人，《辞海》载他“幼聪颖，十岁审声韵，十五能诗”，“及长，经史、小学、金石、地理之学，无所不通”。曾先后任过陕西、河南、山东等省行政长官直至湖广总督。官声、政绩俱佳。特别对文史方面的研究，更是造诣很深，大放异采。从政之余，著述甚丰。如著有《传经表》、《经典辨证》，并缉有《经训堂丛书》等。尤其他见宋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止于五代，于是乃按照光的体例，将宋、辽、金、元四个朝代共四百一十一年的时事，编撰《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二卷，以飨读者，以传后世。功不可没。
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衔的毕占云（1903—1977，大约是八十四世祖二成公的后裔，）曾任过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河南省军区司令员，是解放军中战功卓著的一员骁将。
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主管联合国技术合作发展部时逾六年（1979—1985）之久额资深外交家毕季龙（生于1914年），留美工商管理硕士。1950年出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秘书，在抗美援朝后期板门店停战谈判时，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的秘书处长和参谋处长。回国后任外交部国际条约司司长，是外交部研究室研究员。他的夫人胡济邦，在建国初期曾主持派外“大使夫人”的培训班，后来还任过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参赞。
中国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部委员毕德显（1908—1992），留美博士、电子专家，曾执教于多所名牌大学，生前任中国电子学会雷达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技术学院教授、科研和领导工作，名列《辞海》。
此外，当今也还出现了一些对国家、对社会卓有贡献的普通一兵。如把二十一岁青春献给朝鲜战场的中国志愿军空军战斗英雄毕武斌（名列《辞海》）；毕生培植高产棉花的全国植棉劳动模范毕承松以及在奥运会上奏国歌、升国旗、获金牌的国家体操运动员毕文静等等。
总之，从公高直到现在“起”字派为止，已有一百一十五代。三千多年中，无论旁支嫡系，我毕姓子孙在不同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体育及外交等各个领域中，都曾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一些有功于国，有惠于民而光宗耀祖的代表人物。无愧“毕万之后。”
但也无庸讳言，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政治观点，对某些历史人物，很难作出真正公平、公正的褒贬。如本文前述和马钧一道发明龙骨水车的毕岚，可能由于他是在东汉末期政治斗争中失败方的十二“中常侍”之一，所以有些史书上把水车的发明权只给马而避不提毕。实际上马只是毕的助手（差幸1979年出版的《辞海》在其“龙骨水车”条目中专门列明是“毕岚所创造”。总算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可见世之多少翘楚，便是这样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小姓如毕氏者固难幸免，而名门望族又何独不然呢？例如历史上被称为宋朝“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中的“蔡”本指蔡京，但因“京”是臭名昭彰的大奸臣，史学家们只好采用“移花接木”之术，而改用同是书法家，又同是蔡姓的蔡囊（蔡京的族兄）取而代之（当然蔡囊也是“实至名归”）。史书的这种用心良苦的“曲筆”文风，不幸也被如法炮制地引入了氏族家乘。诚然，任何姓氏丁口中总会良莠不齐、鱼龙混杂，难免有那么几个不肖子孙的，而且姓越大就越难免。其中某些人即使在某一个方面确有建树，甚或官高爵显，其后人大抵也会忍痛割爱，讳莫如深，很少有人充当叶公的“一吾党有直躬者”的。如世居闽浙一带的蔡氏家族于元、明时期续修家谱时，在蔡京的嫡系子孙当中就有些人竟公然改称自家为蔡囊后裔，而拒不承认与蔡京有存续血缘关系。又如秦桧的后人清乾隆状元秦涧泉在岳王墓前就曾发出过“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的悲愤浩叹！此外，有些历史人物，由于稗官野史或戏曲评书的渲染不同，其闻达和影响亦会有别。如寇准不但原本“位士安下”，而且无论政治、经济、文史乃至操行均未闻有出安右者，但人人都知有寇准，又有几人能识毕士安？（这只不过是抒发一点个人感慨而已！）
本文既是《简述》，就难免挂一漏万，自然也不可能兼容并包。况文献不足乎。是故“君子于其所不知，盖厥如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我们既不想沾祖宗的光，坐享其“必大”之成；也自愧不能绳其祖武，丕振家声，为祖宗增光。《简述》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使后人不至于“数典忘祖”；另一个更主要的方面是想借此作为引玉之砖，求出一篇高质量的光前裕后的《谱序》，以寿梨枣。是所厚望！
敬企宗人和方家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