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城《包氏宗谱》看包姓的源流关系

        宋朝名臣，黑脸包拯，一生做官清廉，不但生前得到人们的赞扬，在他死后，人们也把他当作清官的典型，尊称他“包公”或“包龙图”。许多包公铁面无私、打击权贵的故事，编成了包公办案的戏曲和小说，虽然有许多虚构成分，但反映了人们对一代清官——包公的仰慕之情。
 
       宋代的包拯，刚正不阿，秉公断案，为民除害。包姓源流是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然而，在官修史书上不得其解，包氏源流一直是个谜。非常巧合的是，我们在地名普查时，发现了一批《包氏宗谱》。这些宗谱的发现，为我们解开这个谜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江西省南城县，有包坊乡包坊村。在这里的居民中，已经公开拿出的家谱就有清朝道光、咸丰、光绪年间和民国二十四年修的《包氏宗谱》。这些家谱不仅详记了包氏历代子孙繁衍、迁徒的内容，而且辑录了自南宋以来历次修谱写的序言，特别是嘉泰四年(1204年)《始修宗谱序》(刊载于 道光九年修《包氏宗谱》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从这些谱及序言中可以知道，包姓的源远流长，而南城包坊则是一个中心基地，它与合肥包氏、宁波包氏都有亲密的宗族关系。
 
一、包氏源远，而长房子孙在南城
 
       最早的南城《包氏宗谱》修成于南宋，撰修者为南城包氏八世孙包逊(字敏道)，他是孝宗工部尚书包约的幼弟，度宗刑部尚书包恢的叔父。他“淳熙甲午举于乡，明年下第，遂不复仕进”，①悉心治家。为了清本溯源，联络族属，包逊在家组织入力修谱。他修谱态度严谨，曾赴合肥取回“吾家老谱”，②究明先世流派，“访郡邑以偏乡隅，凡书爵、书名、书葬、书娶，一字之中悉心校勘，遂使原原本本，脉络分明，序传碑铭罔弗毕具。”③这部谱虽早已失传，但包逊写的序则流传了下来。他在序中把包氏祖先自东汉至隋唐的世次疏理了出来，尤其是记录了合肥包氏长房迁居南城的事实。
 
       按包逊《始修宗谱序》载：东汉包咸九世至包宗远，仕西晋；宗远八世至包恺，隋炀帝时为国子博士；恺之曾孙包融，唐开元中为集贤学士；融次子包佶，历事玄肃代德四朝；“佶之六世孙曰恒善，五代周为庐州合肥县尉，卒于官，三子留家合肥。伯树德，仲植德，季松德。树德三子，长播，次振，幼拯。圣宋祥符庚戌播来判建昌军事，乐南城山水之佳，遂家于七仙阁下，后徙修仁里之月湖包坊。自是建昌始有包氏。”月湖包坊，就是今天南城县包坊乡的包坊村，现有包姓居民136卢，647人。
 
        建昌，即南城。北宋开宝二年(969年)南唐置建武军，以南城县为军治，宋灭南唐，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将建武军改名建昌军，军治仍在南城县。所谓建昌包氏，即南城包氏。抚河的中上游名盱江，流贯南城，因而南城包氏又称盱江包氏。祥符庚戌，为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包播来任建昌军通判，因而定居下来。序言中又说：“包氏自祥符迄今为年者凡二百，为世者十有一，为家者逾一百，为人者逾万”，发展成为南城县的一个望族。南宋后期的包恢，官至刑部尚书、签书枢密院事，度宗把他比为二程(程颢、程颐)，谥文肃，④是包氏子孙的佼佼者。到明代，包家的外甥罗汝芳成为著名的理学家。因而，包氏后人自诩说：“包氏之于建昌也，富贵功名居其半，道德文章冠其首。”⑤
 
       据我们现在所知，有关包氏祖先源流的记述，当以包逊的序言为最详细，时问也最早。合肥《包氏宗谱》中只有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的旧序，宁波《镇海包氏宗谱》中也只有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的旧序，与南城的嘉泰四年旧序相比，相距500余年，在溯源方面虽有相似之处，但较为简略。在没有发现更早的包氏宗谱或谱序之前，包逊的嘉泰序实为正宗的包氏历史资料，而唐末五代以来的包氏长房子孙居住在南城。
二、南城包氏与包拯后代的继承关系
 
        包播(988—1060)，是包树德的长子。包拯(999一1062年)，是包树德的幼子。包拯一生清廉，刚正不阿，为一代名臣。可惜包拯之子包缢过早去世，没有留下后代。据《合肥包氏宗谱》载：“包拯七十寿辰，同朝官僚来祝，公喟然叹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何以寿为?”《宋史·包拯传》也有“臣年七十，且无子，非邀福者”的记载。(按：这两处记包拯七十岁均失实，包拯实际上只活了六十四岁。)然而，这两书的编修者却又替他找了个“孙子”，接上了茬。他们的说法是，包缢同崔氏陪嫁女张氏私通，孕有一子。合肥谱并说是十三岁才归府见拯。这些记述是有疑点的。
 
        第一，为什么张氏之子要十三岁才见包拯?我们通过合肥包公祠墓铭展品得知，“崔氏二年而寡，”包镱所生的儿子“五岁卒”。按上述十三岁见拯的说法，就算包缢一结婚就同张氏私通，即在包拯四十六岁之时，按拯六十寿辰才见到十三岁的孙子，包拯至迟在四十七岁已丧子，五十岁后失孙。这种人伦悲事，他“包大人”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按常理，为了对他表示安慰，这个“私生儿”早就应捧出来，而为什么一直到包拯六十寿辰才提此事，似有难圆其说之嫌。既然包缢有子，为什么要同他老人家开这种玩笑，让他在精神上受了近十年的折磨呢?
 
        第二，按合肥《包氏宗谱》载：“崔妣治平丙午年(1066年)六月十四目丑时卒，张妣天圣戊辰年(1028年)正月二十三日丑时卒，公与二妣合葬夏家冈。”如果按这种记载，包拯所谓“七十寿”惊闻有后，并“遂吩咐家丁迎接张氏并少相公回府”⑥，就纯属鸟有。张氏卒于天圣戊辰时，包缢还不知道出世了没有呢!而南城的《始修宗谱序》载：“缢为潭州通判，早卒，遗妻崔氏及一稚儿……其后，稚儿亦卒，播子经，命仲子滨归合肥为崔氏嗣，及崔氏卒，而经尚无恙，滨乃挈家来省父母，亦家盱焉。”包滨回南城，与合肥包拯的继承关系是否中断?没有。“滨长子柏留居合肥为崔氏后故也”⑦从上文可以看出，包播不但把次孙包滨过继到包缢名下，而且当崔氏死后，包滨还把长子包柏也留在合肥，继承包缢那一脉的香火。因此，包逊称“建昌之包皆祖播及拯”是言之有据的。简略地说，自包播迁居南城后，由于包拯那一房人丁欠佳，再加上宗族上的过继关系，而南城这一脉却长期人口兴旺，因此，南城包氏便自然成了包氏家族的中心地了。
 三、南城包氏与宁波镇海包氏的关系
 
       南城盱江包氏和宁波镇海包氏都把包拯作为本宗族的殊荣，这是两地《包氏宗谱》的共同点，这就是说，都承认是包拯后裔。在民国三十六年十月撰修的《镇海包氏宗谱》中，只辑留了康熙四十九年的原序，而且也较简略。因此，有理由认为，在共同承认包拯为先祖的前提下，由于合肥一脉的香火也系长房包播之孙继承，即可认为：以南城包坊为中心的包氏家族，与宁波镇海包氏家族实质上是一种宗嗣关系。
 
       事实上，由于南城包氏的繁衍，也由于社会、仕途、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南城包氏先后有大批子孙迁居临海，宁波及其他地方。据史籍记载，首先在浙江产生成巨大影响的是包恢。《宋史·包恢传》载，他“通判临安府”、“知台州”期间，诛捕妖僧，为民除害的故事在浙东传为美谈。“恢历仕所至，破豪猾，去奸吏，治蛊狱，课盆盐，理银欠，政声赫然。”在包恢以后，南城包氏愈为郡邑望族。在家族析居、人口迁徒方面，元末明初有一次大变动。“有析居东坪窑前者，有居南丰者，有居台州、宁波、淮安、隆兴、进贤者，有居广昌、新城者。”⑧这些迁徒情况，在道光九年《包氏宗谱》中的一些人名下分别作了记录。如：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任饶州同知的包若芳，有同辈兄弟若泰迁居台州临海，若有迁居福建，若善迁居铅山，若兴住淮安，若范住南丰，若正居新城……这些人的父辈、叔侄两代人中还有迁居江浙闽粤的，这里毋需一一列举。
 
        另外，《镇海包氏宗谱》提到：“我宗旧有宗谱，自甬十三世邑庠生扬者修之于崇祯元年间，而世系秩然，班班可考。”这段文字说明《镇海包氏宗谱》始修于崇祯元年(1628年)。但是，其中又有这样一个问题值得斟酌，“扬者”，按镇海谱所列世系为十三世，包拯为五世，那么“扬”即为包拯八世孙。而南城谱的“扬”也恰恰是包播及包拯的八世孙。然而，镇海谱所记纪年与实际相差甚远。我们不妨推算一下，古人一般二十年为一代，按镇海谱记法，从包拯(五世)到包扬(十三世)不过八代，也就是说，不过一百六七十年，充其量也只有二百来年，而自包拯年代(999——1062年)到明崇祯年代(1628—1644年)，相距六百多年，镇海谱所谓“十三世孙庠生扬者修于崇祯年问”的纪年时间显系有误，按代数推算，“于崇祯年问”修谱是站不住脚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按八世孙论定，则扬是逊的长兄，始修谱序是逊所写，亦见镇海谱之误。若把“自甬十三世”理解为自甬(宁波)开始有包氏以后的十三世，而又认定“于崇祯年间”始修镇海谱不错，则是260年之前的元末明初，这和南城包氏迁宁波的时间正相吻合。由此可见，南城、镇海包氏的宗嗣关系是基本上可以确定的。当然，《镇海包氏宗谱》是民国时期的支谱，也没有具体地介绍包扬修谱的历史情况。然而，即便这样，其中的“康熙序”仍有它的史料价值。
 
        根据保留的旧谱序来看，南城的谱序最早、也最完备，而且文字所及，上连下传，介绍得很清楚。因此，把它作为合肥、南城、宁波三地包氏宗谱的正宗原序来读是可行的，南城县包坊乡包坊村为这三地包氏中心之说也是实际的。
 
       在南城包坊村中保存着从南宋嘉泰四年始修《包氏宗谱》“序”开始，一直下延至民国二十四年的历次重修谱序，笔者已见到的谱序即有南宋、元、明、清和民国的历代谱序二十五篇，它展示了自包播从合肥迁南城后的人口迁徙、家族盛衰的过程。这些材料，除了为研究包拯、包恢等历史人物提供了新的佐证材料外，对社会学、民俗学、氏族学等学科的研究也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更为海外包氏寻根访祖提供了新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