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西冼氏族谱与珠江三角洲的冼氏族谱的考察
粤西的冼氏族谱以《广东吴川冼氏族谱》为代表，论及迁移过程，其与珠江三角洲的冼氏族谱不同，其不说自己是冼汭之后，而说自己是在唐代时来自于福建莆田珠玑巷。其族谱记载其祖先迁移的过程是这样的：始祖叫冼劲，本福建莆田珠玑巷人，唐太宗时出任南海县知县，任满后，冼劲“因桑梓情深，痛念先人庐墓在闽……遂偕夫人卢氏及次子、三子回闽居住”，而长子冼镇在唐高宗朝任广州参军，任满后居南海三山村，始为南海冼氏之始；唐玄宗时，冼镇的孙冼祥出任高州都司，任满后居高凉城，传了三代，冼祥的曾孙冼达乾在宋初迁石龙（今化州）北岸村，为化州冼氏始祖；明永乐间，冼达乾之第五代孙冼道明任高州府中军，明成化间，冼道明的长子冼印迁茂名雷洞，此为雷洞冼姓始祖；次子冼沃迁电白县旧院，四子冼镳迁信宜碗窑村；三子冼祁是郡庠生，迁吴川塘莲黎村，成为吴川冼姓始祖，冼祁的长子冼动是化州庠生，迁吴阳马兆村，立籍北五都四甲，次子冼静是国子监，迁米收村，此两人的子孙又再分迁冼村、独寿、下马和米冼等村居住。在清康熙戊午年（1678年），吴阳马兆等地的冼氏又迁廉江田头屋，遂溪平山洋、大埠头、九间屋、冼屋、后湖、北寨、竹叶塘和风朗，湛江北郊的南三麻弄、南二邓屋、南头塘、米粘新村、南灶窖、米稔下莫村和东海瓜杓岭等村。
此说亦为一些冼夫人研究的学者所认同。要知“尽信书不如无书”。其实此说疑点颇多，“支离傅会，纷纭踳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之处不少，远不足信。
疑点一、粤西冼姓来自于福建？
粤西的冼氏族谱都说自己是来源于唐初的福建莆田珠玑巷，此说为一些冼夫人研究的学者所认同，但深入一研究，便发觉此说欠妥。
一，珠玑巷之说最早亦是在宋代才有，其不会早于五代时期，更不会出现在唐初，一般认为其得名于宋开封城的珠玑巷，即“而旧谓（河南）祥符（县）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颖，以志故乡之思也。”（见黄慈博的《珠玑巷民族南迁记》第72页，南雄县县志办公室翻印。1985年。未见原书，从司徒尚纪的《广东文化地理》）而粤西冼氏却说自己是来自初唐（唐太宗时期）的莆田珠玑巷，这是不可能之事，可见其不可信。况且，珠玑巷之事本身亦为史学界所质疑。
二、福建省自古至今都没冼姓大族的记载，冼姓在那里至今还是“游兵散勇”，且都是从广东迁去的，此亦可见此说不可靠。
鉴江流域的冼姓之所以说自己来自于福建省，这是因为鉴江流域大部份人的族谱都说自己是来自于中原华胄，自北方一站一站地迁移，最后一次迁移多是始自福建。因此，冼姓人亦跟随别人这样说，语外之意是自己也和别人一样是中原的华胄；不这样说，便被别人认为是土著居民，这是他们不愿面对的现实。所以，说冼姓来自于福建，与说冼姓来自于沈姓一样，都是不可信的，是岭南族谱“遥遥华胄”这通病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与沈子国说的本质是一样的。（我在此不就此冼劲与《广东考古辑要》所记的晋代的冼劲的关系展开讨论，因与我所要谈的内容关系不大。粤西冼姓族谱所说的冼劲极有可能是借晋代的冼劲而编造出来的。）
疑点二——化州冼氏是否来自于冼祥？
下面，我们来看看化州的冼姓是否是来自于《广东吴川冼氏族谱》所记的唐代冼劲曾孙冼镇的孙冼祥。按《广东吴川冼氏族谱》，冼祥于唐玄宗时任高州都司，任满后居高凉城，其子孙即是现茂名市各地的冼姓居民。此说亦为一些冼夫人研究的学者所认同。但我认为，此说疑点亦颇多，亦不足信。
一、粤西冼氏族谱说，冼祥在唐玄宗朝任高州都司，但是，唐武官职位中，没“都司”一职，“都司”乃是明朝才出现的官职。“明朝的军事建制比较特殊, 它没有采用前朝如《水浒传》中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所在的那种‘禁军’制，也没有采用更早时候的‘左、右军’或‘三军’那种军制形式。朱元璋创立了一种将屯田与防卫相兼的新军事体制，史称‘卫所’制。……卫所之上设都指挥使司，通称‘都司’；明初全国共设17个都司和3个行都司。”（见靳恩全的《铁岭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明清时，省以下的武将官阶从上至下为：提督、总兵（镇台）、副将（协台）、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季（副把总），最底层的卫所的武官称千户或百户，“都司”在“守备”之上，“游击”之下，属中层武官。既然这样，焉有唐玄宗时的人（即冼祥）任明代武职之理？此外，就是在明代，高州府亦没设有都司一职。足见其正是钱大昕所说的“私造官阶，倒置年代”之事，并不可信。
二、查《高州府志•官职表》，并没冼祥其人，亦未见别的历史文献有记载。
三、该谱说冼祥之曾孙冼达乾于宋初由高州迁石龙（今化州）北岸村遂为化州冼氏始祖亦不合常理。古人早婚，寿命较短，一般90多岁即可四世同堂。而冼祥在盛唐玄宗朝到高州，历中唐、晚唐和后来的五代十六国时期而到宋，最少也有240多年，这240多年才传三代，难合常理。
由此可见，冼祥其人并不可信。粤西冼氏族谱说自己是唐玄宗时的高州都司冼祥之后，其本质是想说明自己是“品官之家”。他们为何要这样说，实有苦衷，我下面有这方面的分析。
疑点三——高州、吴川冼姓是否来自于冼道明？
《广东吴川冼氏族谱》说，雷洞的冼氏是化州北岸的冼道明于永乐间任高州府（治长坡）中军，生有四子，长子冼印于明成化初在父亲死后迁居茂名县雷洞村，是为雷洞始祖。后来，冼印三子冼祁是郡（府）庠生，迁吴川塘莲黎村，成为吴川冼姓始祖，其长子冼动为化州庠生，迁马兆村，次子冼静是国子监，迁米收村。我发觉这说法疑点颇多，亦不足信。
一、如前所述，明清的地方武官并没有“中军”一职，“中军”乃是唐朝的官职。焉有明代人任唐职之理？足见其是杜撰，也是钱大昕所说的“私造官阶，倒置年代”之事。
二、查《高州府志•官职表》，并没冼道明其人，亦未见别的历史文献有记载。又查《高州府志•选举志》，高州府冼姓在明清两代，没有人中举人，庠生也不多，清中期以前，没有一个冼姓庠生，直至清咸丰朝，吴川才有位名叫冼泉香的庠生，同治朝茂名县才有位叫冼品中的副贡。并没有郡庠生冼祁（实应是府庠生），化州庠生冼动和国子监冼静三人。
三、按《广东吴川冼氏族谱》之说，冼道明是高州冼氏始祖，冼祁是吴川冼氏始祖，冼祁之次子冼静后来迁居米收村。许多人由此认为，隋唐时的冼姓，在唐经冯君衡之事后，已迁往别的地方，故现粤西高州、吴川的冼姓，是明中后期才迁来的，即高州的冼姓居民出现在明永乐后，吴川米收村的冼姓居民出现在明成化后，但事实却不是如此。吴川米收村，早在元代已有冼姓人居住，紫金县的《冼氏紫金碏石房族谱》说，其始祖冼惠本“岭南布衣，智勇兼全。爰于明兴，有志从戎，屡建奇功，升授千户，继因出师失利，降职总旗。初调潮州，转授惠州。至洪武三年，奉旨下屯，来守是乡（指紫金石碏乡）。”这位“有志从戎”的“岭南布衣”，一生征战于岭南，其祖籍，按他子孙的族谱记载，就是“高州府吴川县批伍都莲塘米收村”人。此“批伍都”应就是吴川冼氏族谱所记的“北五都”，“莲塘”应是吴川冼氏族谱所记的“塘莲”，“米收村”即现吴川米收村。由此可见，米收村的冼姓并非在明成化间才迁来。
吴川米收村的冼姓并非在明成化间才迁来的观点，在佛山的冼姓中亦有体现。紫金的《冼氏紫金碏石房族谱》说，佛山东头铺的冼姓，是在宋理宗绍定五年，由高州吴川县迁来。
紫金冼氏族谱的这类记载，别的历史文献亦有相似的记载（虽不明说吴川县，但说是高州）。按子月的《岭南经济史话》第二十章说：“佛山东头冼氏，是南北朝时驰骋岭表、后归附隋朝的冼夫人那一族的后裔，他们在南宋时由高凉东移，迁入佛山。其七世祖冼林佑‘性豪爽有孟尝风’。明中叶前佛山没有客栈，来佛山做买卖的人闻其名，纷纷来借宿，所谓‘行旅过佛山者，莫不求倚仗’，冼家因此经常高朋满座。
冼家门口悬有一个大鼓，一天冼林佑设席待客，有个外地客人酒酣兴起，拿起鼓捶擂起来，才擂了三下，四面八方的乡人都朝这儿拥来，把一干外地客吓了一跳。原来这大鼓不能乱动，有事擂三下，冼氏宗族的人便会赶来‘环集听命’，颇有百越先民鸣鼓为号的遗风。还好已经入明，此鼓所代表的权威和神圣大大减弱，轻举妄动的外地客人只需道歉了事。冼林佑又‘治酒留众’，把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化解了，大家欢饮而散。
冼林佑在高州有一座矿山，所产的生铁除供冼氏冶炼外，还有出售。每年冼林佑都会像收田租一样去收一次钱。嘉靖年间，冼林佑自高州回佛山，半途泊在清远白庙峡，忽有数十个山贼来打劫。当他们抢了钱舍舟登岸时，一个勇士杀入贼群大显神威，山贼或被杀死或慌张逃走，赃物弃置岸边。这个勇士将钱财收拢起来，登舟交还冼林佑。冼林佑感激万分，叩问勇士姓名，方知就是自己的门下客。
在冼林佑的经营下，东头冼氏在明代成为佛山最豪富的人家。他‘好治园林，林内引溪为湖，亭台馆榭十数’，门客众多，连他自己都认不全。”
这位明代佛山首富，其豪爽的性格，其花钱如流水的方式，其家的大铜鼓，都令人想起冯子游，有冯子游的遗风。他的这类事迹，在佛山地方史中亦是很有名之事。由此可见，吴川的冼姓不可能在明成化间才迁来。
同样，高州的冼姓亦不是在明永乐后才迁来。这同样在《冼氏紫金石碏房族谱》中有体现，该族谱说，顺德紫坭区龙头乡碧江村的冼姓，是宋宝祐年间由高州茂名县迁来，宝祐是南宋理宗的年号，可见高州的冼姓亦并非是明永乐后才迁来。
以上这些外地史籍的记载，都说明吴川和茂名的冼氏不是明中后期才迁去的，他们早已生活在那里。
四、隋唐以前，中央对岭南的统治都是使用羁縻政策，地方官员多是本地土豪大族，但到了宋，特别是明清，科举盛行，中央对岭南的控制已大大加强，为打击地方势力，中央早已实行从外地调入官员任职的流官制度。故本地方志，无论是《茂名县志•官职表》还是《电白县志•官职表》，明清两代，全是外地人在本地任官职；另一方面，考中科举的本地人，无认是进士还是举人，甚至是贡生，其任官职亦全在外地。由此可见，明清两朝实行流官制度之严格。而雷洞族谱说冼道明是化州北岸人，化州在明已属高州府，若化州确有冼道明这人，其亦确是任过官职，按流官制度，其也不可能来高州任职，应在外地任职；而其却违常理而来高州任职，可见其并不可信。
总之，以上四点，足以证明冼道明、冼祁之说并不可信。高州、吴川的冼氏族谱之所以说自己是明朝的中军冼道明的后代，亦是和化州的冼姓说自己出自唐代的都司冼祥一样，想说自己是“品官之家”。
下面，我来分析，为何化州、高州和吴川的冼氏都要说自己来自于并不存在的“品官之家”？他们有何苦衷？
全国族谱，论述始祖，不外乎两类，其一是说来自于中原华胄（就冼氏来说，就是说自己来自于福建和沈子国），其二是说来自于“品官之家”。说自己是中原华胄的原因，我在前文已有论述。而说自己是“品官之家”，除了想增强自己家族的自豪感，体现自己在社会的地位外，亦有其苦衷。因为不这样，其建的宗祠便得不到别人的承认。
这个问题，我借助中山大学刘伟志教授对珠江三角洲族谱为何多说自己来自于并不存在的“品官之官”的论述，来说明冼氏族谱，为何亦要说自己来自于并不存在的“品官之家”这问题。
刘志伟在其《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一文中说：“宗族的建立是一系列仪式性和制度性建设的结果。现代人读族谱资料，往往会产生一个错觉，就是把迁移和定居的祖先作为宗族历史的开创，其实宗族的历史是由后来把始祖以下历代祖先供祀起来的人们创造的。所以，在宗族的历史上，还有一类常常被特别记录下来的祖先事迹，就是在诸如设立祀田、修建祠堂、编修族谱等等方面作出了特别贡献的人。”按此说法，迁移和定居的祖先不是宗族的开创者，因为一个村落，没有宗祠和族谱，便可以说没有建立起“一系列仪式性和制度性”，村人便不知自己的辈份大小，子孙起名亦无规矩可循，逢年过节便没有一定的仪式，这样的村落与城镇的居民无异。所以，刘伟志认为，宗族的开创应是“后来把始祖以下历代祖先供祀起来的人们创造的”。从中，我们可知一个村落建立宗祠和族谱的重要性。
而在封建社会里，平民百姓是无权建宗祠的，要有官品的人才可建宗祠，也就是说，在形成宗族，要建立自己的宗祠，村里便要出个有官品的人，即村里要考出一个进士或举人，有个有品位的官。为了印证我的论述，我再来引刘教授对这方面的研究来说明。刘说：“强调祖先士宦身份的故事，固然有炫耀身份地位的心理和社会需要，同时明代礼制规定只有品官之家才可以合法地建立家庙式的祠堂，虽然嘉靖以后建立家庙式的祠堂已相当普遍（粤西在清代才普遍，笔者注），并不只限于品官之官，但是祠堂被看成是士大夫身份的文化象征的意义并没有改变。”而如果村中没有合资格的人，便要编一个，“于是在族谱中‘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成为普遍的时尚。在广东南海的沙头乡，民间一直流传一个故事，说当地一支崔姓宗族，本来没有资格建祠堂，被官府派员查禁的时候，从邻近一支据说是宋代名宦崔与之后代的家族借来崔与之的画像张挂，从而避过了被查禁的劫难。这一传说是否真有其事并不重要，它告诉我们，在乡村中，一般的乡民都知道建立祠堂，是以具有一定官宦身份为条件的。”（见同上）
由此可见，官品对宗祠的合法性是多么重要。光绪《高州府志》和《茂名县志》都专设一卷叙述本地的宗祠，里面列明各宗祠祀那位官人（其实各地的方志都这样）。可见，当时能建宗祠是入县志的事情，这在平民眼里是光宗耀祖的。对许多村落来说，要达到建宗祠这要求是很困难的，因为，当时一个村落常常没几个读书的。查光绪《高州府志》，高州府冼姓在明清两代，没有人中举人，清中期以前，没有一个冼姓庠生，在清咸丰朝，吴川才有位名叫冼泉香的人，是庠生；同治朝茂名县才有位副贡叫冼品中。此两人均未中举，亦未出仕，可见，整个高州府在明清两代，严格来说，冼姓都没有条件建宗祠。其实，像冼姓这样的村在当时是很多的。哪怎么办？不建吧，邻近村落的人用各种方法编造家史建起了宗祠，自己不建岂不是低人一等？当时人这种迫切心态在高州平山镇大坡咀乡大垌村的《谢氏族谱》的记载中有很好的反映，该村宗祠建于清乾隆戊辰年，该村修族谱的人在族谱中特意记述了村建宗祠的过程，其过程是这样的——先说先人“建祠……末遂”，“抱愧良况”，又“观近附诸族，开宗立祠，赫赫辉煌”。自己因而“触目赫颜”，“第因一木难成大厦，众腋可集为裘。爰联吾十七世孙燕彬公邀集族叔兄弟，请侄辈各兴追远之念，富者踊捐，贫者勉力。虽财为养命之源，谁不忧惜？而孝为百行之首，……共成美举，……而无愧意也，是以为序。”可见，不建宗祠在当时是“赫颜”的，是“抱愧良况”的。而要建，哪便只有编了（总之，当时许多村也是这样），于是该村谢氏便说自己的先人名谢东山，是化州知县。总之，岭南的族谱，除了说自己是中原华胄，还多说自己的先人是有品官之人，明代编的族谱便说自己的始祖在宋或宋以前做官的，清代编的族谱便说自己的始祖是明或明以前做官的。粤西的冼氏族谱据王兴瑞的分析是编于清代的，于是村民便借用现实生活中的“都司”和大戏中常有的“中军” 两词，编出个唐代的“都司”冼祥和明代的“中军”冼道明来，可知唐代哪来都司，明代哪来中军？真是上文钱大昕所说的——“私造官阶，倒置年代，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
总之，粤西的冼氏族谱，疑点重重，且又多出现在重要的时候（如由福建迁粤出现一唐代的珠玑巷这疑点，由南海迁高凉出现一唐代的都司这疑点，又化州迁高州出现一明代中军的这疑点，由高州迁吴川出现并不存在的俩庠生和一国子监的这疑点。）有一疑点还可谅解，出现多次便应大胆否定，更何况这是全岭南族谱的通病，有全岭南族谱作旁证？
当我们否定冼氏来自于沈子国和福建之后，当我们否定化州的冼姓来自于冼祥之后，当我们否定高州的冼姓来自于冼道明之后，当我们否定吴川的冼姓是来自于冼祁之后，随之要面临的是这些冼氏来自于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