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岭南冼姓非古越族人汉化的历史原因
岭南是百越人的聚居地，岭南人之中，应有许多人是由古越族人汉化而来的，但两广难找出一本的族谱能反映上面这情况。为什么会出现以上这些情况呢？
我们要找出岭南族谱出现以上情形的原因，就要先弄清族谱的发展史。
唐代以前，人们讲究门第，族谱的政治作用比较明显，选官、婚姻、人际交往都依据它。为了保证族谱的权威性，族谱由政府纂修，由政府设置专门的机构（谱局）保存，以备必要时查验。
族谱首次受到大的冲击是在唐代，这是因为庶族在唐朝的崛起和唐朝成熟的科举制度所致。
很长时间以来，崔、卢、王、谢是以前的大户，一直被列为一等。在唐初修订氏族志时，崔氏仍是第一，唐太宗看后很生气，认为崔姓早已衰弱，李氏贵为天子还怎还比不上崔姓？于是重修，李氏为第一，皇后望族长孙为第二，崔氏为第三。这一方面体现族谱在唐以前的权威性，其曾连皇帝亦不给面子；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在唐代，族谱受到大的冲击。
宋代以后，族谱的政治作用削弱。这是因为，自唐以来，官员的选拔越来越多地依据科举制，凭门第选官至宋已难以实现。而另一方面，宋代商贾崛起，对人们的婚姻和人际交往的观念产生很大的冲击。于是，族谱的政治作用不再突出，政府对族谱的管理亦随之放松，故宋代的族谱除了皇帝的家谱玉牒为政府所修、政府收藏之外，宋代以后的族谱均由私人修撰，政府不再干预，也不负责收藏保管，私家修谱遂自宋代兴起，经元、明的发展，至清朝中期达到鼎盛，入民国后仍延绵不断。
宋代兴起私家修族谱，族谱的政治作用被削弱的同时，封建士大夫的理学思想却在族谱中急增。这一来是宋代理学勃起，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族谱亦难“独善其身”；二来是大批士大夫，如苏轼、欧阳修和王安石等亦参与修族谱的行列中来，这促使士大夫的理学思想在族谱之中占了主导地位。故宋以后的族谱，封建理学思想很浓厚，在记录家族历史，纯洁家族血统的同时，用理学思想团结约束家族成员，用理学思想教育家族后人以及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声望、地位的作用大大增强。
由族谱的发展史我们可知，唐以前私家不能著族谱，宋以后才可，而粤西的则更迟，在明清才较多出现。由此可知，粤西明清以后著的族谱有关宋以前的历史，大都是无谱可依的（因那时私家不能著家谱），他们大多不知自己家族隋唐以前的历史。故岭南族谱，其找寻祖先的上限最多只在宋，不能到唐，其有关隋唐的历史多是编者受理学等士大夫的思想影响而编的，历史的真实性很低。这是岭南族谱的一个普遍现象。
又由于宋之后的家谱的作用很大程度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是为了用理学思想来教育后人，是为了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声望、地位的作用，又加上无政府监管。因此，各族人为达编族谱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声望和地位这目的，编者在编造自己并不清楚的隋唐以前的历史时，便有了许多附会不当的东西。在民族这内容上，全说自己是中原华胄，这其中，有许多确是不了解自己的古越族历史的，但亦有些是了解而不愿说的。
不愿说自己的家族来源于隋唐时的古越族，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二点。
第一，在思想文化上，古越人长期处于被压迫的状态，民族意识受到严重的扭曲，不自觉地产生对本民族的自悲感。
一直以年，封建王朝对古越族实行羁縻政策，这些官职均由古越族的豪酋担任，并得以世袭其位。但宋之后，随着汉人在古越族地区的人口增多，中央政府相继实行改土官为流官的统治政策，州县的长官多从外省调入。一般来说，在改土归流前，进入古越族地区的汉人基本上同化于古越族之中，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南朝梁代的冯业一家，他的子孙冯盎至隋和杨广谈话时，已被杨广称作“蛮夷”，冯智戴在未央宫吟诗时，已被唐太宗称作“越”，（见《新唐书•冯盎传》）唐宰相许敬宗嫁女给冯子游时，已被认为嫁女给“蛮夷”（见《新唐书•许敬宗传》。改土归流后，入居的汉人亦有部分越化，但大的趋势是古越族人被汉化。这是因为，改土官为流官前，地方上的社会力量是越强汉弱，中央对古越族的征剿镇压，汉人所起的作用有限，很大程度上，这种征剿镇压是古越族人之间的争夺战，对越人的文化思想和风俗没有实质的冲击，只是另换一位首领罢了。改土官为流官后，地方上的社会力量已是汉强越弱了，中央对古越族的征剿镇压，很大程度上，是汉人对古越族人的征剿镇压，这对越人的文化思想和风俗有了实质性的冲击，古越人自此长期处于被压迫的状态，民族意识受到严重的扭曲。这在许多方面有很好的体现，例如，封建统治者在对古越人的种种称谓均一律加上犬旁，称古越人的语言为“鸟言兽语”，侮其人为“人如禽兽”，古越族的风俗习惯、文化特点，多被历代统治者斥为“伤风败俗”之东西。这严重阻碍了古越族人的民族意识的发展，使他们对本民族的文化产生隔阂，渐渐以自己民族的文化为耻，于是产生对本民族的自卑感，对封建思想产生仰慕之情。这为编造“遥遥华胄”家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第二，在经济上，明代在体现经济地位的差役等方面的不平等，也是造成冼氏等许多岭南族谱出现以上情况的重要原因。
当时岭南汉人称民户，古越族人称军户，军户“承担的差役负担沉重，社会地位也相对低下，故明人一般以脱离军籍为幸。”（王鹤鸣、马远良、王世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谱牒研究》中的刘志伟的《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一文），这在广东省各地方志所记录的战争多有“狼猺兵”或“狼兵”可证。海南的苗族便是明代大陆苗兵的后裔。明代浙江一带有倭患，调去那里支援的军队却是千里之外的广西“狼兵”。这差役等体现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也使古越族人在族谱上不愿说自己是土著，因而说自己来自于“中原华胄”。
第三，在教育制度上，后来的封建统治者，严格规定岭南少数民族的子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从教育制度角度排诉岭南少数民族。于是，出于生存发展的需要，岭南古越人的上层人士便把自己的族谱依附于汉人编造的族谱上，以求获得科举入士的资格。这样，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岭南族谱几乎都说自己是“中原华胄”了。
在以上三方面的情形下，以提高自己家族的地位和声誉为目的，以“脱离军籍”为幸，以求获得科举入士资格的冼氏等岭南古越族后裔的族谱，编族谱者在编自己并不清楚，无谱可依的隋唐以前的历史时，在别人都编说自己来自于中原大族的情况下（这已是当时文人的积习），便说自己也是中原大族了。试想，当时哪村编本说自己是“人如禽兽”，没有科举资格的古越族后裔的族谱，那是多么羞愧之事。所以，对编族谱一事，要么便不编，要编就是“遥遥华胄”。这最终使岭南没一家的族谱说自己是古越族人，这是岭南族谱的一大通病。
当时的情形大致这样——在宋代，修族谱开禁，符合条件的达官显贵为提高本族的地位，私家修了族谱，如苏轼、欧阳修等人。一百几十年后，又有许多后起的苏姓、欧姓大族，其“发达”后，为使自己家族“合法化”，亦要修族谱，在并不清楚自己家史的情况下，在富人喜欢炫耀的虚荣心的作崇下，便与一些名人家族攀亲，已衰弱的名人家族无论承认与否，几十年后，这事便成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修族谱之风越来越盛，攀亲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弱势家族，为不被欺负，使自己“合法化”，亦加入名人后裔之后（如高州大坡谢氏等），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最后出现天下同姓者大多是宋之前历史名人的后裔的现象。如王姓大多与王安石有关，苏姓大多与苏轼有关，而周姓大多与周敦儒有关等等。而与这些名人同时代的千百万的人，似乎都绝了后。而事实上，这些人之中，许多并不是名人后裔，有不少实是汉化的古越人后裔。而没有现成族谱可攀亲的广东冼姓和广西农姓等岭南大姓，也曲曲折折地与中原华胄攀亲。冼姓说其来源于沈姓（其错误我下文有分析），没有族谱承认自己与隋朝俚族英雄冼夫人有关系；农姓不承认自己与北宋壮族英雄侬智高有关系，去掉单人旁说自己姓“农”不是姓“侬”，来自于山东，祖先是随耿青平定侬智高而来广西的；广西壮族大姓韦姓亦不甘心落后，说自己是汉名将韩信之后，避难到广西而去掉“韩”字一半改姓为韦。
其实，对族谱为了达到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为“脱离军籍”，为求获得科举入士资格这目的而造假的现像，早在南宋末年，文天祥就很明确地指出过，其说家谱“凿凿精实，百无二三”。（见文天祥的《庐陵文丞相全集·卷八·跋李氏谱》），钱大昕亦说“宋元以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于是支离傅会，纷纭踳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 （见钱大昕的《潜研堂文集·卷二六·钜鹿姚氏族谱序》）谭其骧更是偏激，其在《湖南人由来考·近代湖南人之蛮族血统·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一书中亦不信湖南人没有土著民族的后裔，总是中原血统，认为族谱是“天下最不可信之文籍”。
因此，我们用族谱来研究历史，尤其是有关宋以前的历史和家族内任官职的名人的问题，应批判地使用，严格甄别真伪，抛弃其不真实的，使用其真实的。但本地的冼夫人研究，许多人对冼氏的利用恰恰是弃其真实的东西，使用其不真实的东西，致使许多隋唐时代的历史问题得不到真实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