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尚氏宗谱》
(一)七次修谱历程
《尚氏宗谱》(以下简称《尚谱》)以先祖清·平南亲王尚可喜为中心，上溯三代，下以三十二子(房)为分支，上下三个多世纪，重点同清朝前期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历史相交融，具有特殊的史学价值。
我们是不同辈份的尚王裔孙。现据我们对《尚谱》的了解，一方面叙述该谱近400年的纂修历程；一方面，也谈谈我们研究该谱的粗浅认识，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七修《尚谱》(有称六修)，其中部分流传社会，但知道的人并不多，其中最少为人知的是顺治九年壬辰的《三韩尚氏族谱》【注一】。它是创修谱本，也是《元功垂范》序言中提到的“宿昔家乘”，在康熙十二年正式刻版印行。
《三韩尚氏族谱》(以下简称《三韩尚谱》)记载了后来六次修谱不曾有过的内容。例如先祖长兄尚可进、六弟尚可福及其生平、官职、子孙去向、本人晚年情况等，解开了清史、家族史研究中的许多疑点。在谱书的体例上，如序言、凡例、源流图、恩纶录、谱系等也都为后来的六次修谱奠定了基础。
这本创修谱的序言也别具特色，不同于一修谱平南王自撰的序言。由于只有380字，不妨全文摘录如下：
粤稽天子册府之藏，即天潢之御牒，次而至于藩封家乘之载，亦即带砺之彝章。其在诗曰，本支百世，盖言此也。是以一家之衍派及一国气运同悠久，岂非先世积德累仁。本之厚、源之远而能若是哉。
三韩尚府称望族，其最初世系实出晋中之洪洞，再迁真定之衡水，又迁乃为三韩。宅厥居，得山川间气，奕叶相传，推本乎祖。溯厥肇基忠且厚，阐厥善泽仁且寿。诚哉治谋燕翼，垂裕无穷，固其宜也。历传而至我王，乃心帝室，自奠安齐鲁以至三楚秦晋，绩奏旆常。然后平定南粤，归之版图，生全万姓，不妄戮一无辜，小丑荡除，俾兵民相安。至西粤反侧【注二】震逼东封，乃大张挞伐，全省赖以保全。所谓奏不次之肤功，膺非常之宠眷。分茅胙土，列爵藩封。
趋庭有贤嗣。三公励绩。其他曰国婿，鸳鸯殿里参皇后也；曰勋镇，龙凤堂前拜至尊也。余子或在帝左右或荣仕京贵者，俱赫赫奋兴。舞彩衣之子者数十人，环玉帐之利、者数十人。行将簪缨奕世，照耀家谱图画。譬诸水之有源也，其流达者江汉广；木之有本也，其根厚者枝叶长。
然则作之于前者。体昭德于堂构；述之于后者，爵禄绍于箕裘。天之报赐我王宁有艾哉。然而览兹谱者曰，子孙绳绳，知为瓜迭之绵绵也。览兹谱者曰：某也爵某土，尔公尔侯；曰某也获通显、侍至尊，取肘后金印如斗大；某也仕京国、列显秩，不亦各知所自勉，以期无愧于家乘也耶?!敢敬述一言以为序。
顺治壬辰蒲月吉旦。
序言撰稿人的落款是：“钦命总督两广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眷姻弟李栖凤顿首拜撰。”经查《清史列传》李栖凤，广陵人。隶镶红旗汉军。以生员任秘书院副理事官。崇德元年考列二等，受赐人户、牲畜。顺治元年，授山东东昌道；三年六月，为湖广布政史；六年，擢广东巡抚，随尚王南征；十五年三月，加兵部尚书，六月升为两广总督。又查六修《尚谱》191页得知尚王第五女嫁李栖凤子高州知府李之英，得知“眷姻弟”的来由。
从这篇序言中提到的“西粤反侧，震逼东封”的历史背景，看出《三韩尚谱》的成书是在顺治九年南明的西宁王李定国率数万骑兵奔袭衡州、桂林“两蹶名王”，即努尔哈赤的孙子亲王尼堪和定南王孔有德战死之后，经平南王大张挞伐，击退李定国，迫使遁逃缅甸之时。刻印的具体时间是康熙十二年二月，七十岁的尚王上疏告老，恳请回辽东耕种。五月初三日，奉有谕旨：“览奏年已七十，欲归辽东耕种，情词恳切，具见恭谨，能知大体，朕心深为嘉悦。”先祖于此时功成身退，刻印创修的家谱，记载全家大小男女255口，内含孙子已生崇字辈54人。附载敕谕、诰封二十二道，为自己的一生做个总结。刻印后的全谱共分三卷，合订成一本，幅宽21.8厘米，长33.4厘米，厚4.4厘米，蓝布封面线装。(收藏在辽宁图书馆，编号31842)
不料事有不测，吴三桂、耿精忠听说已批准平南王归耕辽东，也被迫申请撤藩进行试探，结果，竟弄假成真，又先后举起叛旗，发动叛乱。康熙十三年正月，平南王奉旨停止撤藩搬迁，继续留镇粤东。从此，经过三年剿吴荡耿的艰苦军事斗争，坚守藩封，毫不动摇。在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四月，在《三韩尚氏族谱》宿昔家乘的基础上，经宾佐补充顺治壬辰年后二十多年的史料，条分缕析，完成了一修《尚谱》。先王亲自作序，郑重其事地加盖了平南王的满汉合壁大印。
《尚谱》二修是在一修谱四十年后，即康熙五十三年(1714)完成的。主持修谱人为先王第七子和硕额驸加太子太保、领侍卫内大臣尚之隆，第二十子温州府同知、诰封奉直大夫尚之瑶。二修谱只承认一修谱，并未把《三韩尚谱》看成立谱，并且提到康熙十九年撤藩后，尚氏族人的变化。在其序言中说：“自乙卯岁(康熙十四年)造谱之后，迄今四十年矣。子孙繁衍，日盛月昌。凡居京师侍卫御前与宦游四方及在奉天海城守先王茔墓者，皆有其人。”在谈到二修谱目的时说到族人已经“析居散处，源远流长，诚恐日久湮没，不得不汲汲重修，一一条析，考百世以下，子孙皆知推本先王”。“官位里第、支分派别，了如指掌。庶昭穆亲疏亦无紊乱散失之虞。”序言还谈到二修谱更深一层的目的在于“非徒以叙昭穆，别亲疏”，而其重点在于“实以见创业之艰难，成功之不易，而祖功宗德流衍绵长，此家之谱所以同乎国之史也。”
修成后的二谱亦收藏于辽宁省图书馆特藏部，七卷本合订成两部，各厚一寸，蓝布封面，尺寸与《三韩尚谱》相同。掀开封面，扉页之后是先祖自撰序言，然后是《三韩尚谱》十三条凡例改称的定训，但并未收入祖临终遗训，而是增加了《先王实绩》一文，作为先祖一生的行状，谱中也并未提到《元功垂范》一书。
二修谱同《三韩尚谱》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对先祖长兄尚可进嫡生子孙和六弟尚可福的子孙均不做记载，似乎已经失去联系或者有意简略。
对于先祖尚可喜的伯父尚学书，即居住河北省衡水县的一支人，谱中称为衡水派的，以及先祖的同胞兄弟即先大(可进)、二(可爱)、三(可和)、五(可位)房及其“过继”子孙，崇字辈(五世)6人，玉字辈(六世)14人，维字辈(七世)9人均作了记载。
先祖本支三十二个儿子(房)的子孙，崇字辈67人(不含四房尚之节的九子中有六子因“归旗”即流戌黑龙江二、三站地区，谱中已不作记载)，玉字辈9人，维字辈才出生10人，总共记载崇字辈以下男子190人。
《尚谱》三修是在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距二修39年，距《三韩尚谱》
100年。主修人是尚氏六世七房即和硕额驸尚之隆的嫡孙骁骑参领兼勋旧佐领、诰封武显大夫尚玉德，御前待卫副参领、诰封中宪大夫、诰赠武显将军尚玉成兄弟二人。修成后的三修谱七卷本合装一函，较一二修谱本缩小，宽21.1厘米，长31.5厘米，累计记载男子528人，女子284人，合计812人。
四修《尚谱》成书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冬月，距离三修之后四十年。由德高望重、年已七旬的诰封武显大夫尚玉德率领族侄骁骑参领兼勋旧佐领、善射长管枪营事务、诰封武显大夫尚维埙主修。《尚谱》四修本除保留了一二三修序言外，还把先王定训十三条及《先王遗训》一并收入谱中，构成了尚氏祖训，成为后世尚氏家族精神的经典文献。四修谱线装六卷本用蓝布函盛装，反映了尚氏家族极盛时期的社会活动。其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乾隆五十年正月“千叟宴”尚氏五人与宴；二是五十四年的中越战争，尚维升捐躯。乾隆帝吟诗作注，长篇文章载入谱中，反映了这场战争的过程及教训。
以上《尚谱》的一至四修本都成书于康乾盛世，连同顺治壬辰的《三韩尚谱》五次修谱总共记载了明嘉靖时始祖尚生至乾隆晚期的236年间以尚氏家族为内容的社会生活，平均四十年修谱一次。无论刻版印刷、线装纸质都十分考究，实为少见的珍善本书刊。
可是自从嘉庆、道光以后至晚清民初的一百五十年间，因大清国势衰落，尚氏家族也随之渐入式微。虽然族内各宗支分别以“支谱”的形式续修谱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未能汇成总谱，不可否认地造成了某些断代和缺失。
幸而1936年族中十三房人尚其善当选宗族会长，毅然倡率《尚谱》五修工程。其善字社元，海城南大新村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甲戌，平南王九世孙。高祖维瀚字晴澜，号太川，诰封车驾司郎中；祖宗甫字倬田，太学生；父昌蔚字秀峰，太学生。其善在光绪十七年中乡试，二十二年入奉天高等巡警学堂肄业。曾任海城县警务局副局长、营口警察厅长、海城县内务局长等职。倡率修谱以来，聘族弟尚其宪(字顺则)董其事，凡三易寒署，广为征集谱稿，剔粗取精，条分缕析，文图并茂，秩序井然，刻印二百五十部，风行族内。省内各大城市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也均有收藏。
尚其善倡修、尚其宪主笔的《尚谱》五修本独具特色。其特点有三。一是把平人罕见的珍贵原图象照片90幅，采用当时摄影技术，用蓝白对比的照片插图编入谱中，留给子孙瞻仰，社会人士观览。如平南亲王尚可喜、承袭平南亲王尚之信、宣义大将军尚之孝、太子太保左都督尚之廉、和硕额驸尚之隆，还有平南王妃、夫人的真容肖像，行乐图、墓园图等等，十分珍贵。二是将后金天聪、清崇德以来至光绪二百六十年间，朝廷颁发给尚氏家族的敕谕、上谕、诰命、诏书等一百余件，以“恩纶录”的形式分别载入谱中，成为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贵重文献。三是把记载先祖生平业绩的《元功垂范》一书纳入十二卷本之首，予以流传。《元功垂范》的上篇成书于康熙十二年五月，由隐去姓名的出家人淡归上人执笔。起于甲子天启年(1624)东江掌兵，止于癸丑康熙十二年(1673)欲归老辽东。其经过如作序人赐进士出身、吏部考功司郎宁尹源进所说，先祖将撰稿之事委托给尹源进，“以命源进，进何敢辞?顾自以生长南方，见闻寡渺，才力鄙劣，叙次益非所长，逊谢久之。及淡归上人至，得王宿昔家乘。一月而遂成篇”，又说：“王以武卫茂德之年，优游多暇，追念畴昔”，“垂五十年事，出记室条录【注三】 及航海旧人 【注四】，互相参订”，“将次第其事，汇为一书”，“其名曰元功垂范”。“不惟王之丰功伟烈展卷昭然，即开天之规模亦可以一二想见，国史将于是取徵，岂独一家之宝哉”。
该书下篇完成于乾隆三十年乙酉冬至日。由平原张允格撰定。起于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吴三桂叛乱，止于辛酉康熙二十年(1681)先祖灵柩归葬故乡。下篇成书的原因诚如张允格序言所说：“夫功有难易之分，势有顺逆之别。王之殄灭流寇也，时天下已定，人心归向，其势顺，其功易施；癸丑逆藩之叛，起于仓促，煽惑动摇，蔓延岭桥，山贼海寇，患在肘腋。王以孤军处逆藩之内，援师路梗。其势逆，其功难成”，上篇“载其易而遗其难，此下篇之作有不容已者也。况三藩并变之语，出自吴逆伪檄之中，其布谗用间，撼摇非细。使无保粤之忠勤，何以塞幽幽之口?此下篇之作，尤不容已者也。”《元功垂范》一书，大连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13页载，有康熙刻本，乾隆续刻本。辽宁大学图书馆藏有广东中山大学刻本。
《尚谱》六修本是在1939年五修之后55年即1994年完成撰稿，1995年出版发行的。五修谱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赶走了帝国主义，打败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十年浩劫之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尚氏族人酝酿六次修谱。
1990年3月。由其甲、久来、世让、世白、世仕、德刚等8人提出修谱倡议并向族人发出《倡议书》。1994年2月27日，久蕴、世坦、友菊(世)、德永、德彬等为之响应，并立即着手筹备。9月召集六修谱筹委扩大会，全国各省市族人代表80余名齐集海城，通过理事会章程，委托久蕴、世海主笔；沈阳族人“全国联坛十老”之一的尚文(德)化总审；大连市政协专职文史委员尚允川(世化)顾问。选举倡修人海城市政协副主席尚世让为理事长。经久蕴、世坦邀请全国史学会理事、辽宁史学会会长孙文良教授，辽宁大学校长冯玉忠教授，老红军海城第一任县长高寒松作序。140万字的六修《尚氏宗谱》于1995年正式出版发行一千三百部。谱书修成之后，又经族人筹资百万元恢复了先祖墓园，重新树立了康熙帝御赐纪功碑和神道碑，新建了《清·平南亲王纪念馆》。1999年10月由辽宁省史学会和海城市联合发起，召开了《尚氏宗谱》暨清·平南亲王尚可喜学术研讨会，为清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和文物佐证。
(二)《尚谱》的史学价值
中国自古以来有修家谱的优良传统，诚如清代大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大名府志》中所说：“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无非是说家史、地方史、国史都是历史的一部分，道理是一样的。自古以来谱牒之书。详一姓之世系，述家族之源流，启佑后人，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成为历史的载体。《尚谱》二修时的序言也说“谱牒之兴前代最重。凡名公卿，世家大族，莫不有谱。非徒以叙昭穆、别亲疏，实以见创业之艰难，成功之不易，而祖功宗德流衍绵长，此家谱所以同乎国之史也。”
《尚谱》从顺治壬辰(1652)创修迄今近三百五十年，经过六次续修，记载了清初以来的家族生活史，同崇德、，顷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有着尤为密切的关联，直至先祖晚年平吴荡耿三年之久，博得亲王封号。薨逝之后，祭典优隆，丰碑御祀，赐谥曰“敬”，显然不是寻常百姓家谱所能比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尚谱》同清史档案和官书一样重要。
《尚谱》上溯远祖渊源至上古时期。《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记载；其先为炎帝之苗裔，禹时官居四岳【注五】 ，封于吕，后人以封地为氏故名吕尚。齐太公吕尚 (姜子牙)第十四世孙公子光等入质于晋，乃有山西尚氏。
《尚谱》记载先祖尚可喜及其长子尚之信的生平业绩较诸《清实录》、《开国方略》、《清史稿》等尤为翔实。如《清史稿》仅以“辽东人，父学礼，明东江游击，战死楼子山”十六个字来概括先祖家世。《尚谱·先王实绩》则记载：“王先世洪洞人”，“曾祖尚生迁来真定之衡水，祖继官下关东，因家海州”，“王字元吉，号震阳，万历十三年 (1604)生，甫成童，善弓马”，“随父居辽西”，“明天启元年二月十五日，辽阳陷，兄弟散失，关外纷扰，父子相继投军”，“学礼投辽东巡抚王化贞部，后随毛文龙入东江。天启三年(1623)王投明水师，一年后寻父至皮岛。父学礼已任毛部游击”，毛文龙将王“拔置左右，日益倚重”，“父学礼战死楼子山，毛将学礼所部兵交王统带。此为王掌兵之始，时年21岁。”上述史实为清代其它史书所不载，而《尚谱》记之甚详，其珍贵可知。
《清史稿》只说王“隶东江总兵黄龙部”，殊不知漏载了诸多重要史实。据《尚谱》所说，“东江总兵毛文龙被袁崇焕杀害后，擢黄龙为总兵，王改隶黄龙部下。黄驭下苛急，克扣兵饷，引发兵变被拘。王方在海上，闻讯速归，约集诸将，斩首乱者个人，奉黄龙还帅府。黄感极而泣说：‘公大度，非常人所能及，且驭变定乱，济世才也。擢王为游击，将后军。”而《清史稿》仅记“皮岛兵乱，龙不能制，可喜率兵斩乱者，事乃定”。语焉不详。
关于先祖昆仲，清代官书一般记载：“兄弟五人，王其四也”，“可爱、可和、可位三兄弟失散”。可是《三韩尚谱》记载：父学礼，东江游击。娶刘氏生可进、可爱、可和、可喜、可位。娶马氏生可福，共有兄弟六人。除爱、和、位三人失散(被后金军掠去，无下落)，可进、可喜、可福三人皆在明军为将。可进任副将守獐子岛，可喜任副将进兵砣矶等三岛，可福任游击。所以崇祯五年，先祖由旅顺去登州海域率战船失事，漂至赵家滩，祖大弼欲行加害，其宾佐耳语劝阻说：“此人乃海外尚游击，其昆弟皆在军中为将，不可动”。
关于可进的去向，旅顺博物馆的显忠祠碑误为尚可义。在崇顽六年(1633)旅顺事件申战死，《元功垂范》注解也误为可进战死。据《三韩尚谱》载可进次子名之义。据分析是《显忠祠碑》误将父子二人名讳对接成了一个人。其实，不是尚可进，而是尚之义战死。《尚谱·先王实绩》中记载：可进“被掠之以去”。经本文作者考证，果然在崇德六年(1641)孔、耿、尚三王新建的辽阳《弥陀寺碑》上刻的将领名单中，副将领衔第一人便为尚可进。由此可见，崇祯六年(1633)旅顺事件之后五年，尚可进依然在世，而且任尚军副将。后世1994年出版的《满族家谱选》申，在赫图阿拉(辽宁新宾县)发现一支“改民归(锒黄)旗”的满族名讳的尚氏族人，即为尚可进后裔，始祖违达即是尚可进，二世阿拉密为尚之仁，三世合德、花色、伯德三人即是“老三支”的崇善、崇光、崇荣。后来可进亡后葬海城头道沟老坟台，俗称“大王爷坟”。
在《新建弥陀寺碑》将领名单参将游击一项中，有尚可福。后来他在顺治九年十月讨伐广东会党头目增城梁子舆的战役中，被城上冷炮击成重伤身亡。其长子尚之智、次子之瑞、三子之璋均在尚藩军中为将领，清朝史书标名。
对于尚王本人弃明归清一事，既是他人生的转折，也是对明清双方都有深远意义的举动。他为什么对明朝失去信心?什么原因促使他作出这样关键性的决定?《清史稿》只写：“明以沈世奎代黄龙为总兵，部校王庭瑞、袁安邦构可喜诬以罪。世奎檄可喜诣皮岛。可喜迥知其情遂还据广鹿”，“遣部校卢可用、金汝贵谒上(太宗)乞降”。而《尚谱》的记载则详尽曲折地道出事件的原委说：“崇祯四年皮岛兵变被王(可喜)所镇压，世奎恨之剌骨。黄龙死后，世奎缘为帅，继任总兵官，同心腹王庭瑞、袁安邦谋陷王，檄调他回皮岛以便加害。途中王见大风阻舟不得进，又疑皮岛熟人为什么同他断绝通信。心中生疑”。经派人侦知实情后，仰天而叹说：“吾束发行间以来，海上立功，血战十余年，父母兄弟妻子先后丧亡，出万死不顾一生，计不过为朝廷追亡逐叛。冒功嫉能之人必欲置之死地!今权在世奎，欲杀一营将，如疾风卷落叶，特易易耳!大丈夫当扫除天下，岂肯以七尺之躯俯首就戮乎!”《尚谱》中的这段原话，正是先祖生平回忆的写照。并且他在明军十年，眼见“诸大臣恣意营私”，自己以鲜血和家人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却是对自己的陷害，心中悲愤交集，推动他与明朝彻底决裂。当时的后金与明朝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不同的是谁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谁就可以受人拥戴，执掌政权。即如辽、金的半壁江山，也是中国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明朝的腐败，造成奸逼义举，使大批将领被逼上梁山，纷纷投向清朝是不足为怪的。
还有清军攻取广州的战役，清史记载也是详简不一，看法且有分歧。顺治七年平南王“特将” 【注六】率尚、耿两藩清军攻取广州城。《清世祖实录》仅仅记载了战果的部分，而《尚谱》却作了较详尽的记载：“二月初，兵抵广州城外白云山下，依山结营。南明总督杜永和在广州城四面密布炮台，围城掘河三道，与海水相通，唯有城西北面是陆地。王于是深沟高垒，围之数重。杜永和屡次派兵偷袭，均遭击退”，“诸将多请速攻，王则不允，刻刻缓之；而筹粮、运炮、治疫以及‘凡攻城之具，均悉心料理则一刻不缓。经渡过溽暑，弓矢解胶之期，秋高水浅，在十月二十九日下令总攻。以西城墙三十丈宽地面为突破口，集中炮火轰击，更番发炮，炸平城墙，全军以苇草泥土填河，涉泥淖而进，用快斧兵砍开外栅，士众蜂拥登城，受阻不能上，王身先士卒，脱去铠甲先登，诸亲随抱足泣谏。王愤慨已极说：‘士卒已不能登城，尔辈复不许我上，吾其死于此乎 ?遂抽刀自刎。诸亲随大惊，急夺刀，率士众纷纷登城。守军瓦解，四散溃逃，入海溺死甚众。是役共斩首六千级，获大炮五百一十二位，马七百二十三匹，器械盾牌无数”。后世的某些史志记载说清军屠城杀人数十万，显然是夸张不实之词。《尚谱》对这一战役的时间、战况记载详审，是任何清代史书所不能比拟的。
官书《清史稿》等对先祖的记载多限于军事活动，极少涉及政治经济建设方面，而《尚谱》对这方面的事则记载甚详。先祖在藩翰广东二十六年中，除统一版图外，坚持反对在沿海制造无人区的“迁海”政策，不遗余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坚持曲线划界，把“镜山奥彝”(苗族)同胞留在界内，避免了他们陷入不准出海打渔又不会耕种被饿死的绝境，并促使朝廷于康熙七年停止“迁海”，使广大沿海居民得以重返故里，休养生息。
顺治六年五月，平南王尚可喜同靖南王耿仲明陛辞皇帝率军南征之际，曾蒙谕旨说：“恢复地方之后，就地镇守，扯地分耕，以资赡养大军及其妻孥”。所谓“扯地分耕”就是把当地农民已经耕作的熟地扯动割让给军队耕种。在广东既定之后，先祖考虑广东临海多山，地狭人稠，同塞外人少地多的情况不同。“扯地”之事可行于塞北，而不宜行于岭南。否则，尽管尚家可以得到良田万顷，而黎民百姓势必失去生计而流离失所，造成动乱。并且士兵解甲耕田，又无法领取料米。就是说，“扯地”既害于民，又不利于兵。因此先祖如实申奏朝廷，请辞“扯地分耕”，保全了一方农民的安定生活。
广州既定之后，先祖看到广州至清远一线的道路崎岖，桥梁损坏，商旅不通的情况，拿出藏帑予以修缮。从清远至英德沿江三百里道路崩塌，派官员吴守德、僧人真修董其事，在悬崖断壁之外造栈桥五十四，使由英德而上五婆桥、陈公迳直抵韶阳一段，尽成坦途。考虑到日后草木滋蔓，又招募蛋民船数十只，免去一切杂差，让他们专门养护道路。在文化建设方面，捐资将文庙修缮一新之后，兴办府学，招收藩生，培养一方人才；还有修粤秀山、建大佛寺、海幢寺，迄今尤存，碑碣仍在。诸多创举，《尚谱》提供了丰富史料。
关于先祖不慕荣利，从五十岁起十余次疏奏朝廷，主动交出兵权，恳请归老故乡耕种的事，《尚谱》记载也很具体。这与一些私家笔记所载，留恋权势，拒绝撤藩，甚至动用铁甲骑兵威胁钦使的故事，大相径庭。早在顺治十二年(1655)就疏奏请拨“山东兖州府前明鲁王虚悬地亩”安置归耕，或者回到海州故地“筑居安插”。最后一次，康熙十二年，他恳切地说：“方今四海升平，臣年已七十，精力就衰，正是退耕陇亩之时”。对先祖多次主动奏请交出兵权，从四季如春的广州回到滴水成冰的海州的原因，《平定三逆方略》认为是害怕“长子之信横暴日甚，所为多不法”，为了避祸才“乞骸骨”的。事实却不是这样，《尚谱》、《元功垂范》真实地记载了先祖的内心世界：“归耕之念时切”的原因是政治方面的。本文作者青少年时与尚久连(字仲山)、尚世渭(字希姜)父子二人曾谈及此事，涉及宗祠办祭有金光(字公绚)牌位并有香火供俸。说是金光给先祖谋划说：“树大招风，王已位极人臣，恩宠无以复加”，“功高震主，尾大不掉。举手投足，稍一不慎，就会带来危险。不如交出兵权，归老辽东。”金光的这种忧虑竟然与圣祖康熙想法“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相吻合，这也正是先祖所忧虑。在一修《尚谱》序言说的“无忘祖考之遗训，小心翼翼，以保守家法，则能永膺天子之眷佑，而流庆于无穷矣”。这段话，就体现了这种精神。
对比之下，吴、耿二藩醉心权势，下场可悲。《尚谱》揭示先祖内心世界实为官书所不及。《尚谱》的史学价值，可见一斑。
《清史稿》、《清史列传》、《清圣祖实录》、《平定三逆方略》都记载了承袭平南亲王尚之信的事，但是对他的青少年生活都未曾提到。而《尚谱》则记载说：“之信，字德符，号白岩，生于丙子年，舒王妃所出。顺治十三年(1655)19岁时入侍皇帝，赐爵俺答公(意为好朋友)。公生而神勇，嗜酒不拘细行。临危不惧，瞋目一呼，千人俱废，故终身无劲敌”。有关他“叛清”问题，《清圣祖实录》载：“康熙十五年四月，江西总督董卫国疏奏：‘尚之信阴与贼通，受吴三桂‘召讨大将军伪号，守其父尚可喜第，倡兵作乱。”对之信叛清问题，官书记载有其权威性，以后又被赐死，似乎已成定案。可是在雍正朝始修，乾隆四年完成的《八旗通志》(初集)《尚可喜传》中对之信“倡兵作乱，宁可喜第”，则只字未提。只说“两粤东西交讧”。乾隆皇帝一向咬文嚼字，对《八旗通志》竟然略去《清实录》的重要内容，居然没有提出异议，显然不是出于疏忽。尤其意味深长的是对康熙十九年赐死的尚之信以及同时被处斩的十四房祖尚之瑛(家族内通称“庚申之变”)的遗属和后裔，在康、雍、乾三朝连颁“恩纶”，在政治上给予很高的地位和待遇。《尚谱》记载：一是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皇帝称“廉知公(之信)贞诚，特赐公妻子归宗完聚，仍赐田宅奴仆服役赡养。公有未婚女五人，特赐恩择配，复赐奴仆装奁”。二是对之信长子崇谧(字静伯，号默庵，耿氏出)于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以“乃参领兼佐领加二级尚维邦之祖父”为由，诰赠资政大夫，妣苏氏与何氏诰赠夫人。崇谧次子尚玉兴及妻宋氏在同一天诰赠资政大夫及夫人。之信的重孙尚维邦在同一天诰封资政大夫，妻那拉氏诰封夫人。三是在“庚申之变”中与尚之信赐死同时处斩的十四房祖尚之瑛的长子崇杰(字武公，号靖候)在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诰赠武显大夫，娶盛京将军孙女唐氏和吴氏诰封为夫人。同一天，还诰赠尚之瑛长孙尚玉玑为武显大夫，妻吴氏为夫人。四是参与“千叟宴”盛典。乾隆五十年正月初六日，皇帝邀请年过六旬、四品以上勋旧大臣赐宴乾清宫。尚可进五世孙尚维翔，尚之信四世利、尚维纶、尚维枚，尚之瑛四世孙尚维埙蒙敕参加盛典。不仅是参与赐宴，还分别领受到御制千叟宴诗一章，如意一柄，寿杖一支，朝珠一盘，官宁绸一匹，锦一匹，倭缎一匹，绸一匹，绫一匹，袍褂料两件，貂皮六张等赏赐。还在正月初一的那一天，分别颁赐敕命恩纶：尚维翔之父，诰封武略郎，母蔡氏为宜人，维翔本人诰封武略郎，妻周氏、侯氏诰赠宜人；尚维埙诰封武显大夫，妻冯氏、曹氏诰封夫人；尚维枚诰封武略郎，妻郑氏为宜人。这同吴、耿两家子利孙灭绝的事实不啻是天壤之别。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之信的事不载入《八旗通志》是为“君者讳”。不敢说皇帝昨日做错，今天改正，而只能在行动上做出表示。
《尚谱》记载的上述四件事实，适足以说明是为之信、之瑛等兄弟冤死平反。由此可见，之信叛清一事大成疑问。
从名节上说，之信顺逆，归降吴三桂，他何以出此下策?考察当年形势，吴三桂高举叛旗，福建耿精忠、广西孙延龄起兵响应。《尚谱》载：康熙十五年初，平南亲王尚可喜向朝廷紧急呼吁：“臣病日剧，寇在门庭”，“省会一区，亡在目前，人情汹汹，无有固志”。先祖“忧郁成疾，不能视事，积薪后楼，作自焚计”。在这种危急之秋，之信“念三朝重恩，五代荣宠，值此攻守维艰，救援莫待之时，以死报国，分所宜然。但死则全省尽失，南方一带皆为贼有，其势愈炽，若乘风破浪，长驱四进，何以禁之?况粤地千有余里，将来恢复，非数万之众，数年之久，不克奏功。是死非报国，适足遗病于国也。吾心可对天日。安事虚名为哉!”这才伪降吴三桂。始终坚持不开辟新战场，不与清军作战，万不得已时拿出十万两白银应付吴三桂。每天“酗酒沉缅”，暗中约束部下，静观待变。况且已与康熙有了默契【注七】 ，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按先祖的名分、地位和声望只有一死报国。而之信则采取“阳为顺逆，实保地方”的策略，表面降吴，实则“大兵一到，立即归正”。《尚谱》还记载：“康熙十五年春，之信代理王事，在‘兵变之后，连续‘九疏入告朝廷，表明‘阳为顺逆，实保地方的用意，表示‘世受国恩，断不敢怀异志(现有奏折仍存)。因此，康熙帝敕谕中说过“事出仓促，致成变异”的话，对之信的举措表示谅解和默认。这才不向广东发兵，把注意力集中到江西、湖南战场。康熙十六年三月，圣祖命莽依图为镇南将军进兵广州，之信派其十四弟尚之瑛前往韶州迎接。圣祖随之发出谕旨，命之信承袭平南亲王爵位。至此。之信用行动证实了他与朝廷始终保持一致的诺言。
关于之信之死的问题，他究竟所犯何罪?该不该死?说穿了是朝廷关心要撤藩，必欲置之死地才好收回兵权，这是政治上的需要。之信周围的人如巡抚金俊、身边将领王国栋、佯附合谋的傅宏烈、护卫张永祥等都看清了这种形势，竭力迎合圣祖这一政治意图，好比一群狼，咬倒老虎好吃肉。《尚谱》记载：“公(之信)下护卫张永祥、张士选获罪惧诛，逃回广州，串通藩员诬公七事入控”，广东巡抚金俊也疏奏朝廷称：“之信凶残暴虐，犹存异志，臣察其左右俱议愤不平”，“密约王国栋共酌机宜”；王国栋冒之信母亲舒、胡太君名义上《告变疏》说：“之信怙恶不悛，有不臣之心，恐祸延宗祀，乞上行诛”。其实之信从“倡兵作乱”到“归正”，又遵旨平叛，并无死罪可言。当他带兵剿吴走到广西武宣县，听说“奉旨勘问，立即下马，自系铁组”。他的全部案情，落实了说，不过是“嗜酒行凶”，并无“图谋不轨”的性质【注八】。然而之信无罪则不免“被逮”“赐死”的根本原因，在于圣祖的撤藩决心。之信无罪则不死，不死则藩不可撤，兵权不可夺。恰好此时尚府出了一件事故，给圣祖提供了借口。《尚谱》记载：“藩下都统王国栋遂籍府库，恣取财产，肆行无忌。长史李天值等共见，勃然曰，国栋身陷旗奴，无先王擢不至此。今既不白公受诬，又不遵旨送公入京候勘，乃恣行如是，意将不轨。遂拥杀之，公未知也”，“事渐侵公，公愕然曰：‘嗟乎 !余于丙子春已誓死报国，因疆土计，苟延至今，为余生也久矣，岂复为身计哉”，“愚不至此，况媒孽之诬，不足以蔽圣明。余自见天有日，何至倒行逆施，自取罪戾为哉。”虽然以此事有李天植站出来完全承担责任，但依然“未送京，坐擅杀，赐帛，妻子籍没入官”，终于不免一死，完成了圣祖的撤藩计划，去其心病。
总之，《尚谱》涉及内容广泛，如尚家人口之增长，由几口人而成今日四、五万口之多，就很值得研究。关于史学的价值是清官书所无可替代的。《尚谱》填补了多方面的空白，可与清代官书之间互为补充、互相印证。虽谓家谱出自族人手书，多有溢美之辞焉，《尚谱》却有朝廷命官出言，如《元功垂范》是吏部考功司所辑，当是案存进档，显然具有很强的客观性。我们相信，随着《尚谱》的传播，不仅给史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且也将提供诸多历史经验，给人们以借鉴。希望更多的清史学者及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关注这部《尚谱》，使它能在当今时代发挥其现实的作用。
注一：三韩，辽·圣宗耶律隆绪 (983～1012)设韩州于今昌图县之八面城。下辖辰韩、马韩、弁韩，泛指辽宁地区。
注二：西粤反侧，指顺治九年七月，南明西宁王李定国带数万骑兵长途奔袭广西桂林。七月四日，定南王孔有德战败自杀，广西全境被占领。
注三：记室，先祖于崇德元年 (1636)封王后，在幕僚中专设记室一职，专记先祖行年事略及家中婚丧嫁娶等大事。可谓“生平大事记”。
注四：航海旧人，指从广鹿岛航海归清之旧部。
注五：四岳，见《尧典》，司四方诸侯之官，类似宰相。
注六：特将，顺治六年，尚、耿二藩奉命南征广东，中途耿王畏罪自杀，朝廷谕旨，由尚王统带两藩大军，是谓“特将”。
注七：康熙十六年“特命尔之信袭封平南亲王”。册曰：“后粤东煽乱，平南亲王尚可喜自闻兵变，忧郁成疾，始终未改臣节，遂致殒逝，子之信感戴国恩，克诚父志，屡次密奏，约合大兵进粤……”《尚氏宗谱》
注八：康熙二十年有大学士明珠奏言：“精忠罪较之信尤为重大，之信不过纵酒行凶，口出妄言。精忠负恩谋反，且与安亲王杰书多狂悖语，情无可贷。当依法明正典型”。《满汉名臣传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