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晋福门吉氏家乘统序

    中华吉氏历史悠久，其源流可总括为“根系黄帝，宗于吉甫，派演冯翊，传布九州”。由此而拟联曰：“黄帝子孙，清风世泽，越五千年，源远流长传四海；吉甫后裔，冯翊根基，衍百余世，叶茂花繁耀九州。”按《国语》、《史记》记载，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有子二十五宗，共赐封了十二姓，其中就有“姞姓”。按《诗经》、《左传》记载，春秋时有“姞姓”南燕国，其开国君主伯鯈是黄帝的裔孙。按《新唐书》、《玉海》、《通志》记载，吉氏出自姞姓。由此可见，我们吉氏“根系黄帝”。

    西周时有官居师尹的兮甲吉甫公（兮氏，名甲，字吉甫，习惯称“尹吉甫”），其封邑在楚地房陵（今湖北房县）。吉甫公于西周宣王五年（前823）时制作了青铜器“兮甲盘”，此盘宋代出土，盘上铭文记载了他驱逐玁狁、安定成周的武功政绩。吉甫公还创作了《六月》、《嵩高》、《烝民》、《韩奕》、《江汉》、《都人士》等若干诗篇，均收录于我国古代诗歌总汇的《诗经》中。因此，古人赞之云“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吉甫作诵，穆如清风”等；今人则誉之为“中华诗祖”。吉甫公的后人不再是“兮氏”了，他的长子伯奇（庶出）徙居冯翊（今陕西大荔一带）后以其父之字“吉”为氏，从而形成冯翊吉氏；他的次子伯邽（嫡出）则以其父之官职“尹”为氏，从而形成新的尹氏。因此，吉甫公在《诗经·小雅·都人士》中有诗句云：“彼君子女，谓之尹吉，我不见兮，我心苑结。”如今，我们公认：吉甫公是吉氏的开宗鼻祖，伯奇公是冯翊吉氏的开基始祖，吉氏“宗于吉甫，派演冯翊”，冯翊是汉唐时吉氏之郡望。

    汉唐以来，冯翊吉氏代有闻人，并逐渐分流迁徙而传布九州。西汉时有为民兴修水利的陕西汉中太守吉恪；东汉时有在河南许昌卫汉反曹的太医令吉本（一作吉平）；三国时有出任山西临汾令的吉茂（字叔畅）；西晋时有为国尽忠、为民尽德的御史中丞吉朗；东晋时有率兵抵抗前秦苻坚的魏兴太守、轻车将军吉挹（字祖冲）；南北朝时，有得方伯体着《秦纪》的四川益州刺史吉翰（字休文），着《异字同音》、《十五代略》的散骑常侍吉文甫，梦鹿兆祥而清正廉洁的湖北武昌太守吉士瞻（字梁容），居湖北襄阳击鼓鸣冤救父的孝子吉翂（字彦霄）等；大唐时，有居河南洛阳官拜宰相且智诛恶吏来俊臣的吉顼，居江苏楚州迁江西鄱阳的“大历十才”吉中孚，晚年居河南洛阳的“香山九老”吉旼等。北宋时，有着名的吉氏“四进士”，其中吉甫居山西绛州，吉观国、吉康国兄弟居河南澹州通利军，吉与忠居山东兖州（靖康南渡后居浙江杭州）；还有居河南汤阴且参加“岳家军”的抗金将领吉倩（小说中作吉青）等。

    宋时，山西汾州（今汾阳、介休、平遥、孝义、灵石一带）已成为吉氏郡望，我们的直系祖先就居住在那里。靖康年（1126）北宋灭亡后，汾州成了女真族金人的统治区；南宋后期，这里又为蒙古大军所占领。作为屡遭金人蹂躏和摧残的汾晋吉氏族人，实不甘心再忍受蒙古铁骑的践踏，故而一心向往江南南宋的汉人统治区。南宋景炎年间（1276-1277），汾州有吉氏三兄弟（福一、福干、福启）终于铤而走险，毅然从汾晋南渡而迁徙江南，从而展开了汾晋福门吉氏的序幕。

    汾晋吉氏三兄弟迁徙江南后，老大福一公居丹阳，老二福干公居镇江，老三福启公居苏州，从而形成汾晋福门吉氏的三支。丹阳吉氏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首先编纂了家乘，镇江吉氏亦于清康熙初年编撰出家谱稿。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丹阳吉氏四修《云阳吉氏家乘》时，镇江与丹阳吉氏联宗合谱，老大福一公和老二福干公的后人从此联为一体。至于苏州老三福启公的后人，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五修《云阳吉氏家乘》的谱序中，还认为“苏州后人不可考”。实际上，福启公的后人已于明洪武初自苏州阊门迁徙至苏北扬州府宝应县，登籍黄塍沟之东郊，从而形成宝应吉氏，并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独自编纂了《宝应吉氏家乘》。

    历史上的战乱与迁徙，造成了汾晋福门吉氏三兄弟的离散和失去联系，但汾晋福门吉氏的后人一直没有忘却自己的先祖。宝应吉氏乃有世代相传之口信曰：“我祖来自苏州府阊门街，祖先弟兄共计三人，我祖迁徙苏北宝邑，另二祖留在江南。”另有丹阳导墅镇八十七岁的吉汉英老人反映：“民国三十六年（1947）在阳邑宗巷曾看到新修的《云阳吉氏家乘》谱序（民国九修《云阳吉氏家乘》已尽毁于日寇入侵时和文革动乱时），说老祖先兄弟三人从山西迁江南后分为三支，现两支在丹阳、一支在扬州。”上述情况告诉我们：宝应吉氏一直知道祖先是三兄弟，本祖之根在苏州，但不知另二祖在江南何处；而丹阳吉氏曾认为三兄弟中“苏州后人不可考”，到民国修谱时方知悉苏州后人已迁扬州了。

    遵循祖先迁徙足迹，依据多种吉氏谱牒，汾晋福门吉氏三兄弟的裔孙吉育斌、吉家林、吉正祥等联手寻根追祖，通过综合考证，发现了家族源流的若干事实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