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晋福门吉氏寻祖追根记
中华吉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二○○八年,国家公安部公佈了中国姓氏人口数量排名的前三百位,其中吉姓人口的排名为第一百九十五位。目前,居住在国内大陆各地的吉氏总人口数量约五十万(不含台湾、香港、澳门及侨居海外的吉氏族人),并涌现出若干吉氏族人云集之地,汾晋福门吉氏即为其中突出的典型。汾晋福门吉氏是南宋时从山西汾州迁徙江南的,起初分为江苏丹阳、镇江、苏州三支。后来,丹阳吉氏又分支分派,还分出江宁、浙江孝丰等外地分支;镇江吉氏中也分出东台、兴化、安徽天长等外地分支;苏州吉氏族人于明初迁宝应,宝应吉氏中又分出黄塍前后庄、里沟等分支和云贵、金湖丁宁等外地分支。如今,江苏丹阳、东台、宝应等地的汾晋福门吉氏裔孙传承有序,族人众多;而云南镇雄和贵州毕节两地劦公支系的吉氏族人就近五万,江苏金湖丁宁世泽的吉氏族人也近一万。现据多种史料和各地吉氏谱牒资料,特撰《汾晋福门吉氏寻根追祖记》一篇,以示尊宗敬祖。
一、云贵吉氏的寻根之旅
云贵吉氏的始迁祖为吉劦、吉协兄弟二人,当今云南镇雄和贵州毕节的五万吉氏族人乃劦公的直系后裔。二○○六年以来,镇雄、毕节劦公支系吉氏族人开展了一系列的寻根追祖活动,先后多次赴江苏南京、丹阳、镇江、苏州、金湖和山西汾西、吉县等地追寻祖根,从而带动了各地吉氏寻祖根、修家谱的热潮。
按清咸丰五年(1855)手写和光绪四年(1878)刻印的《云贵吉氏宗谱》记载:元末明初时,吉劦、吉协兄弟二人离家参加朱元璋领导的大明军,攻佔金陵(今南京)后驻防于南京小西门珠市街金竹林。明洪武十四年(1381),兄弟二人又随傅友德、沭英大军赴云南平叛,均授任武节将军骁骑卫之职。平叛结束后,吉劦公率部驻屯于云南镇雄和贵州毕节两地,其后裔繁衍昌盛,形成镇雄、毕节等地的吉氏支系,族人多达五万,且吉劦公的陵墓现仍在镇雄的陈贝屯。
云贵吉氏寻根之旅的第一站是南京。然而,当初的南京小西门今已不存,只知小西门位于水西门和汉中门之间,所谓“珠市街金竹林”更是难寻其址了。对于此事,新华报业网记者刘泱在2006年4月25日的《金陵晚报》上曾作专题报导,呼吁南京群众协助云贵吉氏来寻根。事后大家认为,即使找到了“珠市街金竹林”,也只是大明军的一个驻防地,并不能证明吉劦、吉协二公的出生地在南京。经学者分析,元末明初驻防南京的大明军主要是安徽和江苏人。于是,在南京吉咸东(宝应吉氏)宗亲的协助下,云贵吉氏代表走访了居住在南京郊区的一支祖籍安徽的吉氏族人。不过,这些族人只知道祖上是随朱元璋大军而迁居南京的,由于世代务农,未曾修家谱,因而无法证明吉劦、吉协二公是否祖籍安徽。
由于《云贵吉氏宗谱》中记有不少丹阳吉氏的知名先祖,故云贵吉氏代表又先后两次赴江苏丹阳寻根。大家一起研究后认为,吉劦、吉协二公祖籍江苏的可能性要比安徽大,因为安徽籍的大明军乃是朱元璋的子弟兵,到洪武十四年派兵赴云南平叛时,安徽籍兵士留守南京保卫都城的可能性较大,故派往云南的当以江苏籍兵士为主。又听到江苏金湖丁宁吉氏正在续修族谱的消息后,云贵吉氏代表立即赶赴金湖,终于从金湖丁宁世泽的吉氏传人中打听到“吉劦、吉协二公乃是江苏苏州阊门人”的资讯。
二、金湖丁宁吉氏的祖根在宝应,宝应吉氏的祖根在苏州
金湖丁宁吉氏传人为何知道“吉劦、吉协二公是苏州阊门人”呢?原来江苏金湖丁宁世泽吉氏现有族人近万,他们曾于清光绪七年(1881)和民国十四年(1925)先后两次纂修过《丁宁吉氏家乘》。二○○六年八月,丁宁吉氏又三修了《丁宁世泽吉氏家谱》,新谱书已被“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阅览室”和“上海图书馆谱牒研究中心”所收藏。
按《丁宁吉氏家乘》记载,金湖丁宁吉氏始迁祖是吉鸢、吉鹏兄弟二人,他们是明嘉靖年间(1522-1566)从江苏宝应黄塍沟迁至黎城(今金湖县城)河北丁宁庄的,其子孙繁衍而形成了丁宁吉氏,在丁宁吉氏后裔中,又有迁江苏盱眙、洪泽、宝应和安徽天长等地的。
至于江苏宝应黄塍沟吉氏,其十一世祖吉琪、吉琦、吉尚瑗三公,曾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纂修了《宝应吉氏家乘》共二册,木版刻印,现存原本一套,收藏于丁宁世泽吉氏传人吉士祥处,这是现今存世吉氏谱牒中年代最早的一部木刻版谱书。这部谱书对宝应黄塍沟吉氏始迁祖的记载是:“福四公,讳德贵,于明洪武初年举家从苏州阊门迁徙于苏北安宜(今江苏宝应)并登籍,隐迹于黄塍沟之东郊。”对始迁祖后裔的记载是:“福四公(德贵)生‘缘一、缘二、缘三、缘四、缘五’五个儿子,其中缘一、缘二无后,缘三、缘四居黄塍沟后庄,缘五居黄塍沟前庄。缘三、缘四、缘五公的后裔繁衍,从而形成黄塍沟吉氏。”谱书中还说:“缘三公的玄孙叫吉春,春公生二子往居黎城(今江苏金湖县城)”。由此方知,黎城河北丁宁庄(今属金湖)吉氏的始迁祖吉鸢、吉鹏兄弟二人乃是宝应黄塍沟吉氏六世祖春公所生之二子;丁宁吉氏的祖根是在宝应,而宝应黄塍沟吉氏的祖根则在苏州。
就宝应黄塍沟吉氏始迁祖福四公(德贵)的五子而言,其中缘三公、缘四公、缘五公皆有后裔繁衍,为何缘一公、缘二公却无后呢?实际情况是:缘一、缘二就是吉劦、吉协,兄弟二人在其父福四公(讳德贵)迁徙宝应前已离家参加了大明军。正因如此,才会有“吉劦、吉协二公是苏州人”之说。
三、从宝应吉氏寻根到汾晋福门吉氏追祖
1、宝应吉氏的“祖传口信”
就长江以北的江苏宝应吉氏而言,不仅是在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纂修过《宝应吉氏家乘》,还保留着一个世代相传的“口信”。如今你只要到宝应吉氏族人中去问一下,哪怕是在田间务农的农民,大家都会告诉你:“听祖上讲,宝应吉氏是从苏州阊门迁来的,吉氏老祖宗有弟兄三人,其中两个在江南,另一个就是我们江北宝应吉氏的祖先了。”宝应吉氏这一“祖传口信”,使我们有了进一步寻根追祖的线索。
2、《云阳吉氏家乘》记载的“祖根资讯”
近年来,相继发现了存世的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七修和光绪九年(1883)八修的《云阳吉氏家乘》谱书。按《云阳吉氏家乘》记载:“宋时,有吉氏三兄弟从汾晋(山西汾州)南渡而迁徙江南,老大福一公占籍丹阳,老二福乾公占籍镇江,老三福启公占籍苏州。”首部《云阳吉氏家乘》是明正德十二年(1517)由丹阳吉氏十世孙吉棠公纂修的,丹阳与镇江的吉氏后人于清乾隆年间四修家乘时联宗合谱,苏州吉氏后人因失去联系而无考。在明清两代,云阳吉氏成了江南的望门大族、文人之乡,族人中先后出了六名进士、十名举人、十四名贡生人,终老于秀才的则不计其数,故而被誉为“八代两乡贤,馨香俎豆;一门三太史,黼黻文章”。“两乡贤”乃指吉棠、吉梦熊,二公因其生前业绩昭着,故世后均奉旨入祀乡贤祠;“三太史”则指吉梦熊、吉梦兰、吉士瑛,三人中进士后均钦点翰林。随着族人的迁徙,云阳吉氏还形成了江苏江宁(今南京)、东台、兴化和安徽天长、浙江孝丰(今安吉)等分支。
3、福四公(德贵)是苏州“三福公”的曾孙
按《云阳吉氏家乘》记载,宋时,江南的丹阳、镇江和苏州分别从汾晋迁来了三位“福公”,其中“大福公”福一和“二福公”福乾的后裔已在清乾隆年间联宗,其子孙繁衍至今已传三十世左右,而苏州“三福公”的后裔则无考。如今,我们将《宝应吉氏家乘》的“谱书记载”及宝应吉氏的“祖传口信”与《云阳吉氏家乘》挂起钩来推理分析推理,苏州“三福公”的后裔就有考了。
《宝应吉氏家乘》为何称吉德贵为 “福四公”呢?这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福四公在本家族兄弟中排行老四,他上有三个族兄;第二种:福四公系苏州阊门“三福公”的后裔,他是“三福公”的第四代孙(即曾孙)。第一种可能性应当排除,因为宝应吉氏的“谱书记载”及“祖传口信”中,均无福四公有三个族兄之说。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切合实际,因为其与宝应吉氏的“祖传口信”和汾晋迁徙江南吉氏三兄弟的“世系传承”相吻合。
从汾晋迁徙江南吉氏三兄弟的称呼是:老大福一公、老二福乾公、老三福启公。一是数字之首、乾是八卦之首、启有起始之意,“一、乾、启”三字均意味着从头开始,这样的称呼非常符合三兄弟始迁祖的身份。至于三兄弟的称呼中为何都有个“福”字呢?这当是三兄弟南迁之时祖上的嘱咐。这就是说,汾晋吉氏同门三兄弟迁徙异乡后,不管身居何处总得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吉者福也,于是就以“福”字作为三兄弟称呼的标志了。从三兄弟起,就是汾晋福门吉氏的第一代;儿子辈、孙子辈、曾孙辈,则为汾晋福门吉氏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按此推理,福四公乃“三福公”的第四代孙(曾孙),即汾晋福门苏州吉氏的四世祖。
说福四公(德贵)是汾晋福门苏州吉氏四世祖,这与丹阳吉氏四世祖在“辈序排行”和“时间年龄”上也都能对应吻合。就“辈序排行”而言,丹阳和苏州吉氏的第四世均为“贵字辈”,丹阳四世祖的名讳为“贵和、贵中、贵华、贵高”等,由此可见,同是四世,丹阳吉氏是按“贵□”排行的,而苏州吉氏则是按“□贵”排行的。就“时间年龄”而言,苏州的福四公(德贵)是在明洪武(1368-1398)初年迁宝应的,而丹阳的贵和公则是在明洪武四年(1371)当官(福建邵武同知)的,两人的年龄当是相差无几的。由此可见,福四公(德贵)与贵和公兄弟们乃是同宗(汾晋宗)、同门(福门)、同代(第四代)、同字辈(贵字辈)、同年龄段(元末出生)的吉氏族人,故苏州迁宝应吉氏是具备与丹阳、镇江吉氏联宗条件的。
四、汾晋福门吉氏三兄弟出生年代与迁徙江南年代考
通常三十年左右为一代,兄弟间的年龄相差三岁左右。丹阳吉氏四世祖贵中公是1349年(元至正己丑九月初三日)出生的。贵中公是家中的老二,他的长兄贵和公当出生于1346年左右,他的父亲三世祖荣一公(讳润)当出生于1316年左右。同理,荣一公的父亲二世祖胜三公当出生于1286年左右。胜三公是家中的老三,他的长兄胜一公当出生于1280年左右,他的父亲丹阳吉氏始迁祖福一公当出生于1250年(南宋淳祐十年)左右。由此可见,镇江吉氏始迁祖福乾公当出生于1253年(南宋宝祐元年)左右,苏州吉氏始迁祖福启公当出生于1256年(南宋宝祐四年)左右。
按《云阳吉氏家乘》记载,汾晋吉氏兄弟三人是“宋时南渡而迁徙江南的”。说起宋时南渡,一般都认为是北宋靖康年(1126),当时金人攻陷了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北宋朝的一些王公大臣以及百姓们纷纷南渡而迁徙江南。汾晋福门吉氏三兄弟也是靖康年(1126)南渡的吗?显然不是。现对三兄弟的迁徙年代作如下考证:
汾晋福门吉氏三兄弟的南渡与官家是不可相比的,北宋的康王赵构南渡时有钱有势、有车有马,还有众多随扈,而三兄弟只是普通平民百姓,南渡如同逃难,能逃到江南而保全性命就相当不易了。故三兄弟当系尚未成家的无牵无挂的年轻力壮之人,年龄当在二十岁向上。因为老年人是经不起这样颠簸的,而已成家的则要拖儿带女也不是能说走就走的,至于小孩子则不可能单独南渡。
假设汾晋吉氏三兄弟迁徙江南之时,福一公二十六岁、福乾公二十三岁、福启公二十岁,那麽,三兄弟的迁徙之年则应在1276年左右。1276年是南宋景炎元年,此时仍然是“宋时”,故而与《云阳吉氏家乘》中“三兄弟宋时南渡而迁徙江南”之说不矛盾。
至于汾晋吉氏三兄弟为何在1276年迁徙江南,其原因是斯时汾晋地区已为蒙古大军所占领,作为屡遭金人蹂躏和摧残的汾晋吉氏族人,实不甘心再忍受蒙古铁骑的践踏,故而一心向往江南南宋的汉人统治区,故三兄弟终于在1276年(南宋景炎元年)左右铤而走险毅然从汾晋迁徙江南,从而展开了福门吉氏的序幕。
作为汾晋福门吉氏三兄弟的传人,我们在寻根追祖和续修家谱之时,当不忘先祖当初谋生创业之艰难困苦,不忘历史上战争与动乱之残酷无情,我们一定要大力泓扬汾晋福门吉氏的祖德家风,让祖上的清风世泽绵延不绝、流芳万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