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国宝迁台：阎锡山视金如命 杭立武弃金运画

故宫国宝迁台：阎锡山视金如命 杭立武弃金运画
中国有两座故宫博物院，一座在北京，一座在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现实的存在，也是历史的一种怀念与情绪。60年前，中国内地的那场战争使60多万件的珍宝漂洋过海到了台湾。《〈故宫〉导演看台北故宫》一书不仅记录那一件件国宝的迁转、颠沛，展示它们曾经的传奇和现在的精彩，而且要讲述一些震荡中国人心灵和情感的故事，更要表达一些隐藏在我们内心的某种情感，某些你不得不面对的真相。

周兵著 金城出版社出版

第四次迁移:仓皇海沪轮

1948年底，第二批文物很快挑选了出来。这是迁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共3502箱，包括故宫168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486箱、中央图书馆462箱、中研院史语所856箱、北平图书馆18箱。其中故宫运出的文物尤为重要，不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铜器，还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和离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共七部，故宫文渊阁所藏是第一部，也是缮写得最为完整的一部，共3459种，36609册。《四库全书荟要》系四库全书重要部分的摘录，供皇帝随时取阅之用。全书仍分经、史、子、集4部，473种，11178册。《四库全书荟要》共缮写了两部，一部存于紫禁城御花园的离藻堂，另一部存于圆明园味腴书室，后毁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时。也就是说，运去台湾的这一部《四库全书荟要》，已是世上所存之唯一了。

负责押运这批文物的人是:故宫博物院的那志良、吴玉璋、梁廷炜、黄居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李霖灿、周凤森、高仁骏；中央图书馆的苏莹辉、昌彼得、任简；中研院史语所的董同和、周法高、王叔岷。

第二批国宝运到了下关码头，等待装船，但这时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已经再也派不出一艘军舰了。杭立武只得与招商局联系，包租了招商局的轮船海沪号。

五天后，中共方面对外公布了首批43名战犯的名单，除蒋介石名列榜首之外，翁文灏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名单公布的第二天，海沪号驶离下关码头。

这一次的文物运输很顺利，码头没有海军眷属抢占船舱，航行中没有风浪和狗吠扰人心绪，海沪轮本身又宽敞又平稳。1949年1月9日，第二批文物到达基隆。12日，除中研院史语所的文物留在杨梅外，其余全部运往台中糖厂仓库。

第五次迁移:飘摇昆仑舰

说起这批归还文物，就要追溯到日本侵华的五十余年。在日本军队的大肆掠夺和毁损下，中国文物损失严重。这些文物包括典籍、字画、珍宝、古玩、碑帖，以及价值连城的文化古物，如北京人化石等。国民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侵略我国敌军往往有擅长金石书画掌故目录之专家随行军中，凡敌蹄所及之处，彼等立即殚搜穷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教育部专门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主持战时文物的清理和保护工作，据清损会不完全统计，战时全国被日军掠夺、损毁的书籍、字画、碑帖、古物等共计3607074件又1870箱。损毁古迹741处。

后来经过清损会成员的艰辛努力，1950年3月到1951年7月之间日本陆续归还文物6批105箱，从日本横滨运往台湾高雄港，这其中包括辽阳汉墓出土的陶器、玉器、钱币；山东曲阜汉灵光殿出土的砖瓦残片以及南京大鼎。后来这前后7批109箱日本文物分别藏于今天的台北故宫和台湾的历史博物馆。归还文物中的翡翠屏风就藏于台北故宫，南京大鼎从靖国神社中追还后，如今就立于台北故宫的正门口，而多年追查的周口店“北京人”化石却始终没能发现。

此刻即将上船的这四箱文物，包括沈阳张三畬堂的缂丝和古画，汪精卫访日时献赠日本天皇和皇后的翡翠屏风、青玉瓷瓶和白玉瓷瓶。这批文物于1948年6月由日本运往上海后又转运南京，张三畬堂的缂丝和古画由故宫南京分院接收，汪精卫盗献的三件国宝则由中博筹备处接收。由杭立武派来的押运人告诉中博筹备处负责押运文物的索予明，杭先生吩咐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四箱文物带去台湾。但这时昆仑舰上已经没有空地可以容纳这四口木箱了。经索予明耐心地向昆仑舰舰长诸廉方解释了这四箱文物不同寻常的价值和历史意义后，禇廉方二话没说，下令将一间官长室中的办公桌椅拆除，硬是把这四只箱子装了进去。

终于开船了，这天是1月29号。就在头天的凌晨三点，一艘名为太平号的客货轮，从上海开往基隆的途中，与一艘名为建元号的货轮相撞，近千人丧生。太平号可谓东方的泰坦尼克号，它的船东就是当今台湾著名的电视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事后分析事故的原因，重要的一条就是超载。

昆仑舰超载也很严重。不仅超载，在途中还多次遇到解放军的炮火，不仅多次遇到解放军的炮火，船上还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大事。昆仑舰开出没多久，刚过长江口，船上的人突然发现船在往北开。到台湾应该往南，朝北那是去解放区的方向。副舰长觉得事情不对，找到舰长禇廉方。禇廉方一口承认他想要起义，带着文物投奔共产党。后来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已经没人清楚了。总之禇廉方起义失败，昆仑舰最终仍然到了台湾，但到达基隆港时，已经是2月22日，昆仑舰在海上一共航行了二十多天！至于褚廉方，据说船到岸后即被杀掉。

第三批文物运出后，杭立武积极准备抢运第四批。然而当时国共又开始了新一轮和谈，为避免影响和谈气氛，李宗仁阻止了杭立武的行动。

第六次迁移:白市驿机场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这时，在偏远的西南地区，国民党运送文物的行动还在继续。

1949年10月14日，国民党政府从广州迁到重庆。某日，“河南省政府主席”赵子立带着一班逃亡重庆的河南官员找到杭立武，说河南博物馆有69箱文物，抗战时期从西安转移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河南方面没有急于将这69箱文物运回，一直还放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里。

河南博物馆，1927年6月在冯玉祥将军的倡议下正式成立，地址位于开封市三圣庙。抗战爆发后，博物馆精心挑选了珍贵文物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册，分装69箱运往汉口法国租界，后又循陇海铁路西行宝鸡，再由汽车运抵重庆，存放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内。这69箱文物计有陶器23箱、铜器34箱、玉器1箱、瓷器1箱、甲骨2箱、织锦1箱、图书6箱、档案卷宗1箱。

赵子立的话引起了杭立武极大的关注。他知道河南博物馆的藏品多来自于安阳、新郑、洛阳、辉县，都是殷商时期的繁华胜地，其出土的文物价值之高，丝毫不让于故宫和中博。当时有学者对河南博物馆有这样的评价:“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按说河南这部分文物不在杭立武的职责范围之内，但只要是古物，杭立武就觉得自己有责任，现在形势这么危急，不能让这批价值连城的文物毁于战火或落入共军手里，最好最快的解决方法是立即面见蒋介石，因为运送文物所必需的配备以及交通等都得有蒋的允许。正好蒋介石和儿子蒋经国15天前乘“美龄号”从台北飞来重庆督战，还留在重庆没走。

周至柔也派出了两架国民党空军运输机，编号分别为306和233，专门运送河南文物。运输机空间狭小，没有办法装下所有69箱珍宝，而形势逼人，空军既不可能再派出更多的运输机，也不可能为运输文物在重庆台湾之间连飞两次。杭立武思来想去，觉得第一，我们已经把文物的精华，差不多95％都运到台湾了。第二，中共不像日本人。对日本人而言，一个国家不是他的文化，就算他任意摧残，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的感受。而共产党毕竟是中国人，对待中国的文化应该不会像日本人那样。相信这些文物，中共也不会像日本人那样任意地把它处理，也一定会保管它的。因此，河南博物馆从这69箱文物中只选出了38箱精品运往台湾，这38箱包括陶器17箱、铜器11箱、玉器1箱、甲骨2箱、织锦1箱、图书5箱以及档案卷宗1箱。

1949年12月28日清晨，306和233两架国民党空军运输机，停在了白市驿机场。按原定计划，在这个清晨，文物应该已经装在飞机上，由重庆飞往台湾了。

但是文物还没运到。

当时的柏溪不通公路，班镇中、程行可和何九思在路上耽误了不少时间。直到12月27日才到达柏溪，随后三人经过整整一个通宵，把38箱文物装上小船，28日中午时分运抵重庆成渝码头。此刻的重庆早已陷入了无序状态，“教育部”派出的三辆卡车堵在路上，运载文物的船只不敢靠岸。杭立武只得赶往空军第五军区司令部恳请延期起飞。司令部的回答是，最多只能等到29日，再晚，不是飞机等还是不等的问题，而是根本就走不了了。

1949年11月28日，已升任“教育部”部长的杭立武率领一班工作人员等候在重庆白市驿机场的停机坪上。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终于，第一车文物13箱由张来福押运于下午4点半抵达机场，第二车12箱由一名陈姓工友押运于下午5点50分也赶到了机场，然而第三车，也就是最后一车，仍然未到。夜晚降临了，一边是远处清晰可闻的解放军攻城的枪炮声，一边是空军飞行员的催促"再不飞，就来不及了"。就在大家几乎快要放弃的时候，午夜12点，陶怀中押着第三辆车，载着13箱文物飞也似地驶抵白市驿机场，杭立武和在场所有的人都大大松了一口气。

11月29日上午9时30分，两架军用运输机腾空而起。233号装载21箱文物，由郭莲峰、易价、秦铭新三人押运，当日下午4时到达台北松山机场，文物暂存国立编译馆。306号飞机装载17箱文物，刚一升空就发生了机械故障，但当时机场形势已十分危险，无法降落，于是改飞昆明，第二天由昆明飞海口，12月1日下午由海口飞抵台北松山机场。12月2日中午，全部38箱文物存入了台中糖厂仓库。

在机场运送这批文物时，一个河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等文物到了台湾，不仅河南博物馆的人来了，连本来跟博物馆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河南人也来了，并自说自话地成立了一个"河南文物监护委员会"，要接管这批文物。运文物来台的教育部只好答应由他们推举一人来管理，因为当时在机场没有清点造册，现在要把这个工作补上。没想到由于日军入侵，文物从开封匆忙撤退，包装过于简单，加之十多年舟车辗转，根本没有机会清理，其中大部分的陶器和铜器都已经破损，图书档案也有不同程度的霉烂现象。最可惜的是，因为启运时太过慌乱，许多甲骨上的腊板没有取下，如今，腊板早已霉变，伤及了这部分甲骨。

这批文物一直由后来成立的"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代为管理，1956年3月，台湾"国立历史文物美术馆"即现在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前身在台北成立。经在台的河南籍人士同意，这38箱精品文物移交该馆。可以说，如今的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就是在这38箱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第七次迁移:最后的飞离,阎锡山携带着两箱黄金

12月9日，成都新津机场，国民党当局一批政府官员--"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政务委员"陈立夫以及"教育部"部长杭立武--即将从这里撤离大陆，前往台湾。

飞机还没起飞，一帮人等候在机场上。别人还好，唯独阎锡山表现奇怪。他随身携带着两口箱子，一口被他坐着，另一口放在手边，神情恍惚，身体微摇。杭立武一到机场便发现了阎锡山的反常，但他以为那是因为"行政院长"正陷入自己的去国情思之中，因而没作他想。直到朱家骅和陈立夫把他叫到一边，几句话一说，杭立武才知道，原来阎锡山的箱子里装的是黄金！而机场上的政府要员们，都正在为阎锡山的黄金犯愁--飞机小，人多，本身就已经超载了，如果阎锡山还要带上他的黄金，大家性命堪忧。但阎锡山此人，自辛亥革命组织太原起义，至1949年逃离大陆，长期统治晋绥一带，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称"山西土皇帝"，想要劝他在这关键时刻放弃黄金，实属痴心妄想。

杭立武与阎锡山关系一向亲厚，朱家骅和陈立夫便把劝说阎锡山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杭立武想半天，想了个主意出来，由他、朱家骅、陈立夫三人共同签字给阎锡山写一封保证书，只要他肯放弃这两箱黄金，到台北后由他们恳请蒋介石照原数补给他。

这书生气十足的建议马上被朱家骅否决了。

三人商议半天，没有结果。一筹莫展之际，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人--张大千--突然来了，带来了新麻烦。

张大千乘坐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的座车。车子开得极快，风驰电掣冲进机场。车未停稳，张大千便跳下车来，径直走到杭立武面前说，他带来了78幅敦煌临摹壁画，要求与这批画同机撤离。

张大千的请求遭到朱家骅等人的拒绝，说飞机已经超载了，你那画又不只是几张轻飘飘的纸，那么重，还要加上一个你，怎么可能？

但杭立武知道，这78幅敦煌临摹壁画虽非古物，其价值并不低于真正的古物。他想要带走这批画，但眼前这架飞机的确再也载不下一个人和78幅画的重量了。朱家骅和陈立夫对杭立武说:"保护文物是你的责任，你要履责，我们不反对。你去说服阎锡山丢下黄金，把张大千和他的画带走吧。"

民国末期，通货膨胀，纸币如废纸，政府官员的薪水都以黄金代替，阎锡山的金条也部分来源于此，想要让他丢下绝无可能。而且此去台湾，前路茫茫，谁也不知道将来的景况，非要让人丢下活命的保障，也属过分。

然而，杭立武毕竟非一般人可比，他转身从飞机上拿下了自己的行李，对张大千说:"这里有二十几两黄金，是我的全部积蓄，现在我把它丢下来，运你的画去台湾。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这个画将来不属于你，你要捐给故宫博物院，捐给政府。"

张大千满口答应。

杭立武又说:"口说无凭，你要立个字据。"

张大千从身上摸出一张名片，当场在名片上写下了今后将画捐给故宫博物院的凭证。

就这样，最后一班飞机载着5名党国要员、一名艺术大师、两箱黄金和78幅名画，一同飞抵了台北松山机场。

到台北之后，杭立武便将那78幅画交给 "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保管。交接时进行清点，发现那78幅画作中只有62幅是敦煌临摹壁画，其余16幅是张大千私人收藏的古画。

从内心深处来讲，张大千对他那78幅画是万般不舍的，当初之所以答应杭立武的要求，不过是情急之下的权宜之计。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不能直接向杭立武索取，以免授人以出尔反尔的话柄。抵台几天后，索要壁画的借口就给他找到了，而且还非常之冠冕堂皇--送敦煌壁画去印度展出。

杭立武明白这是个借口，但送国外展览是好事，便没有阻拦，只是一再叮嘱张大千，一定要言而有信。

印度展览结束后，张大千又把这批画带到巴西，直到1969年才兑现承诺，托人送回台湾，重归台北故宫博物院。至此，从1948年12月21日中鼎轮的起航算起，到1949年12月9日新津机场国民党最后一班飞机起飞之时为止，从大陆到台湾，共运出多少文物呢？

海运:中鼎轮、海沪轮、昆仑舰在64天的时间里，从南京共运出分属六个机构的文物和档案5522箱，其中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博筹备处852箱、中央图书馆644箱、中研院史语所976箱、北平图书馆18箱以及外交部60箱。数量虽远不及抗战期间南迁的文物，却占到了当时全国精华文物中的95％。台北故宫博物院，便是在这批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空运:白市驿机场运出河南博物馆文物38箱，新津机场运出张大千62幅敦煌临摹壁画和16幅私藏古画。

此外，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政府从1948年6月到1951年7月，将其在中国境内疯狂掠夺的部分珍贵文物分装109箱，分7批陆续归还中国。第一批4箱已由昆仑舰运至台湾，其余105箱则从日本直接运往高雄港，再转运台中糖厂。

如此算来，除张大千62幅敦煌临摹壁画和16幅私藏古画外，直接间接运往台湾的珍贵文物一共有5606箱。这5606箱文物中，属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中央图书馆的，都相继归还，河南博物馆的文物送到了台湾国立历史文物美术馆，即后来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剩下的3879箱25万多件文物属中博筹备处和故宫所有。

1965年8月，中博筹备处和故宫合并，1965年12月，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历经颠沛流离的国宝们，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