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儒商鼻祖端木子贡纪略

　　孔子高徒“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越王勾践“除道效迎，身御至舍。”

　　楚国的外交官竟然没有一个能与子贡相比，当时的楚昭王如此评价他。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一段令人回肠荡气的历史事件：“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这一纵横捭阖的外交谋略、见其类、得其情、御其志，其才智和飞钳转丸的游说艺术，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鬼谷子全书-中编》）

　　孔子高徒子贡不仅是一当之无愧的纵横家的先驱，战国策士的楷模，他还是一位极成功的商人。他经商有道，倍受历代商界崇奉。“既在黎阳学子贡，何必南越法陶朱”的佳句，流传至今。被商界尊为“中华儒商第一人”。

　　子贡可谓是“儒商”的先驱。他不但积极从事商业活动，还借经济财力更好地宣传孔子和儒家学说。《史记》载，子贡很善于贱买贵卖“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在曹国和鲁国之间做生意“鬻财於曹、鲁之间”。他是孔门弟子中最富有的一个。“家累千金”、“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而他仁义礼信，慷慨豪爽，广交天下之士，更使孔子名扬天下。

    子贡躬行儒学，克己自律，追求做人表里如一。“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既要“贫而乐，富而好礼”，更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连孔子也自叹弗如。有人赞他贤于孔子，他则谦逊地说：“我好比是砌着矮墙的院落，人们站在墙边一眼就能看清屋内所藏；先生则是高墙深宫，只有走进去，才知富丽堂皇。”孝道实儒学核心，孔子逝后，子贡在其墓地坚持守孝六年乃出，身示天下。

　　子贡以其齐家治国之气魄，勤奋好学之精神，博济广施之胸怀，谦逊至孝之美德，垂名百世，实不愧为儒商之鼻祖，堪做今日商界之楷模。

　　就“政事”方面的业绩而言，子贡决不逊色于子路、冉求等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子贡“常相鲁、卫”。孔子也认为子贡有非凡的政治才能,通达事理，又有杰出的“言语”才能，所以他才会被鲁、卫等国聘为相辅,在出使齐、吴、越、晋四国的外交活动中得心应手，获得圆满成功。

　　子贡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他在理财经商上还有着卓越的天赋。《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则不然，善于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

　　子贡在学问、政绩、理财经商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有目共睹，有耳共闻，故其名声地位雀跃直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孔子。司马迁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他在《史记》中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尽管子贡有着多方面的建树与成就，但他在孔子面前却表现得非常谦虚。《论语·公冶长》记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谁更强些）？”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子贡对此是深知的，但孔子偏偏向子贡提这样的问题。子贡相当有涵养，他说：“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其实到底子贡与颜回哪个强，世人有目共睹。子贡与颜回比，就政事言，颜回要交白卷；就生存能力言，颜回连生计也几乎维持不下去，《论语》说他“屡空”，看来断炊的事情亦经常发生，而子贡却是“家累千金”；论彰扬其师之美名，颜回更没有子贡那样的巨大能量。至于孔子遇危难、遭险恶时，子贡总能挺身而出，显其大智大勇。《史记·孔子世家》曾载孔子困陈、蔡，绝粮，情形十分危急，而当时孔子门徒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是“子贡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

　　史实证明，子贡是孔门弟子中之最杰出者。子贡不但很好地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儒家学说，还成功地实现了自己人生价值的另一面，成为一代富商大贾，并因此被后世称为儒商鼻祖。

　　我们今天研究和传播儒商文化，倡导和实践儒商精神，并不是要用传统道德来束缚我们的手脚，而是要从2000多年前的子贡那里去找回人类最初的良知，发现开启未来发展之门的钥匙，加快经济社会建设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