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回回《贡氏宗谱》探究

镇江回回《贡氏宗谱》探究

2004年仲秋，在与贡吉康先生攀谈时，得知先生家中藏有回回《贡氏宗谱》二卷。不几日，又蒙先生赠送几篇他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的有关贡氏渊源的文章，甚是欣慰，始对贡氏的历史与沿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5年9月，我参加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回族卷(江苏分卷)”的收集编撰工作，为力求史料真实可靠，于当年10月在丹阳市伊协和贡吉康先生的帮助下，终与现谱保存者、丹阳市委党史办公室原主任贡义林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幸赴其府上亲睹整套原谱。

萃涣堂《贡氏宗谱》自元至正四年(1344年)由第11世孙贡谊(时任溧水县儒学教谕)肇端始修，历经元、明、清、民国，共16次修纂，最后一次修谱是民国29年清和月(农历5月)，整套家谱至今已有近670年的历史，其史料详实、全面，各家支系连贯，实是难得的谱牒精品。积善堂回回《贡氏宗谱》实系其镇江支系部分，既独立其外，又与祖谱相互联系。

历史上，贡氏家族世代能人多出，重读书识字，从始祖子贡(春秋战国，-前520—456年)，到西汉时期的御史大夫贡禹(1)(-前124—44年)、宋代的武德大夫贡祖文(1071—1150年)、元著名史学家贡谊(1292—1353年)等，都曾为国家或地方官员，造福一方，且与当时文化名流交往深厚。元至正二年(1342年)二月，贡谊(字宜仲)自江苏溧水县儒学教谕赴任，曾专携柳茹《贡氏宗谱》赴安徽宣城，合观南湖《贡氏宗谱》。时翰林学士承旨赵孟頫特设宴为之饯行，并乘兴赋诗《饯宜仲教授南湖之行》：“翘林西望势盘空，独倚云窗兴绪浓。燕尾河流回后浪，蝉联云山接前峰。渊明寄咏长沙祖，山谷寻盟婺女宗。来把旧书携旧谱，湖亭欢洽话重重。”诗作最后两句特以陶渊明和黄庭坚认祖一事与贡谊赴湖南会谱紧紧相扣，形象地刻画出贡谊当时沟通两地族情的迫切心情。明嘉靖出身中宪大夫、知云南府事、前户部山西清吏司郎中张作鸢，明万历进士出身、翰林院检讨国史纂修官眷生王肯堂，清乾隆年间的前江苏巡抚按察使司襄平张楷，嘉庆年间的文华殿大学士、国史馆续修四库馆大总裁世袭骑都尉加三级董浩并等均为《贡氏宗谱》作过序。

回回《贡氏宗谱》

据《贡氏宗谱》记载，由丹阳柳茹迁入镇江城区的贡氏有：5世志信公支下第10世倬公招赘镇江登山寺西、第12世彩公迁徙镇江仁和坊，第13世景公、第15世寿而公迁徙镇江，失详;第20世时富公招赘镇江曹氏，第22世赵秩公、第25世邦镇公、第26世秀凤公、秀鹤公迁徙镇江，均失详;由5世志仁公支下的第21世文益公、文清公;5世志智公支下的第14世英公(郡庠生)招赘润城范公桥汤宅，第14世杰四公(名瑅)，第28世汶公、沅公，共十五支系，他们到镇江后，彼此间是否经常联系、走动，谱载不详。其中，唯第21世文清公一支，在镇江生活殷实，并修有回回《贡氏宗谱》二卷(为有别于《贡氏宗谱》，本文如是称之)。

回回《贡氏宗谱》现存版系民国二十二年嘉平月(1933年农历12月)修撰，由镇江回回刻板高手、出版商丁如良刻板。线装手工纸，木刻宋体，墨印。页面29.5×18.5cm，版框25.5×16cm，四周双栏，10行22格93页。白口，有口题，单鱼尾，标注卷数、页数和“积善堂”字样，保存完好。谱分二卷，卷一为“天开地辟全图”、“圣谕广训”、“二龙戏珠真主天经圣忌图”、“西来宗谱”、“谱序”(民国22年农历12月七世孙汉如‘贡氏重修谱序’、光绪二十九年农历4月邑庠生张觐周撰‘贡氏重修谱序’、道光二十九年仲春五世孙范五撰‘贡氏宗谱系序’、光绪十五年桃月五世孙盛福撰‘纂求家谱宗支委序’)、“穆民根源教本十则”、“例言”、“家规”、“诸公赞”、“世系总图”;卷二为“世系年表”等。

该谱最早修于清道光前朝，具体年代失详，首次重修于道光29年仲春，由五世孙贡盛福主修，并作“纂求家谱宗支委序”：“宗族之谱，由来已久。盖世系远则支派日久;子孙多，则昭穆易紊;始于手足，卒于途人，老泉所叹也。余始祖自柳茹派衍，迁徙徒邑，贰百余年，人盈数百，未及修谱。事今五世孙，自恨惭愧，浅学无能，勉力联属族谱，尊卑之讳，至有不可识别也。数代相传之后，失长幼尊卑之分。余今掘学，敬联族谱，细推源远流长。未娶而早亡，已娶而未出等等，出而继兄弟之子，盖末载焉。凡我同族，辛笃水源、本木之思，固宗族以承，祖父积基业，以遗子孙，庶不坠失，特此理云，是为序。”又云：“祖宗虽远祀事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它简洁明了地指出了修谱要意、告诫后人读书的重要性，多少流露出作为子贡后人的儒家文化血脉之相，在以科举制度选拔国家栋梁的时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世人均希望藉读书应试，博弈前途，鱼跃龙门，跻身仕族之列，故出现“书中自有千钟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类谣赋，也就不足为奇了。亦或《贡氏宗谱》里的家训族规只是希望自己的后人通过读书识字能知书达礼、做一正人君子罢了。

回回《贡氏宗谱》列祖训、家规十六条：编家乘、修寺宇、守坟墓、谨祀事、顺父母、敬尊长、和兄弟、读诗书、力农亩、纳赋税、慎交友、尚节俭、择婚姻、祛淫欲、戒争讼、禁赌博。细细推析之，确是参考了《贡氏宗谱》祖谱而创之，贡氏祖谱列祖训24则，回回《贡氏宗谱》结合伊斯兰教教义和道德规范，去除其中有悖“认主独一”的内容，概括为16条，化而用之，这既是对家族文化的继承，更是理性境界上的升华，彰显了伊斯兰文化特色。

据该谱记载：清康熙年间，丹阳牛市行业日益兴盛，市场交易量不断扩大，并慢慢发展成苏南最大牛市。回回贡氏始祖文清公，生于康熙九年三月(1670年)，从小入私塾读书识字，“聪颖机灵”。长大后即从事菜牛贸易，在苏北置买大量滩地，繁育、饲养菜牛。为拓展牛市业务，始于康熙年间携家眷由丹阳到时属广陵郡管辖的镇江发展。“余贡氏前朝世居阳邑，自始祖文清公由清朝康熙年间迁居徒邑，籍入丹徒县，户在镇江城南门外虎踞坊芦花桥。”(卷一光绪29年“贡氏重修谱序”)又云，贡氏原修有祖谱，“不意咸丰年间，贼匪频侵，谱系已废，烽烟迭犯，世牒难存”，幸存有部分册页，如道光二十九年春月五世孙盛福公(字范五)所写“贡氏宗谱系序”一段，“今吾贡氏，由前朝世居润州阳邑柳茹村，仕宦名门，耕读传家。皇上宠，锡宴赏赐，各授官职，而乃祖遂分支派。吾始祖文清公，由康熙年间迁移徒邑，户入丹徒县籍，居住城南虎踞坊芦花桥，诚信穆民。置买田地、房产，务农为业。自始之今，国课钱粮，俱系子孙完纳。”他们以饲养菜牛为业，并从事牛市交易，而当时镇江牛羊买卖和宰牲卖牛羊肉的生意几乎为回回所垄断，故与这一带的回回打交道最多，并与同行米氏回回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长期的牛市行业交往中，贡氏经营得法，诚信无欺，故生意日隆。因生意上的往来，两家不分彼此，米氏家族世代守奉伊斯兰教，严格践行教义教规，深深影响了文清公家下，加之米氏族人的宣导和他们祖辈对回回人的美好印象，始归信伊斯兰教，且笃志于斯，并把《穆民根源教本十则》写入家谱，告诫后人“谨遵勿怠”。(有关贡氏和米氏两家的友好交往，原祖谱中均有记载，且后人一直口口相传至今，这方面的文字记载惜毁于咸丰年间兵燹。)迁居镇江的贡氏到目前为止，独有文清公支下修谱，看来他们还是继承了贡氏祖训之教导。在镇江的贡氏并非都是回回，但是镇江的贡氏回回肯定都来自丹阳柳茹文清公支下的血脉，这一点毋庸置疑。

由回回《贡氏宗谱》可以看出，归信伊斯兰教的贡氏回回对教义教规的恪守，丝毫不逊与出生回回世家的人，他们不仅履行五功，于日常生活中也处处践行教义及仪轨。《贡氏宗谱》回回卷中明文规定：凡遇族内丧事，家中男丁俱应沐浴更衣守夜，且外族人士不得靠近“买提”。自己族中的“贫苦之人等亡故者，不准在外募助异姓分文来家入殓，殡葬只许邀请族内人等。嘀酌章程，各人量力助资，以作殡葬之费，可也。以免损坏吾教规模。”贡氏回回的行径不仅得到了普通穆斯林群众的认同，就连当时的清真寺掌教也称赞有嘉。在该谱所载的13篇先辈赞文中，既有当时的乡绅社首、各界名流，如时为邑庠生、后于嘉庆十六年考取辛未探花的吴县吴廷珍所写的“盛福公传”、“盛兴公传”、“正坤翁赞”三篇;也有穆斯林兄弟，如丁如良二篇、丁学英二篇、步忠鑑、步孝铨、蔡怀壁(《米氏宗谱》封面题字者)等;更有当时古润礼拜寺教长、“姻愚弟完守荣”阿訇(民国时期)写的“大万君赞”。现摘录三则如下：

“维翁之貌，古道照人;维翁之行，近今罕有;克勤克俭以持家，以信以和而接物;不嗜利，不居功，远近钦其德;无繁华，无假饰，内外沐其恩;排难解纷，涣然冰释;不信为一城之善士耶?”(“大祥公赞”，丁学英撰，回回《贡氏宗谱》卷一)

“翁讳大怀，字鑑正，伟公之子也。赋性耿直，至公无私，街邻若有纷争，经公一言，无不俯首帖耳，唯命是听。扶危济困，乃翁乐为之事。如设立红十字会、红星月会、妇孺收容所，翁皆乐于焉。尝往七摆渡等处放赈，及有路过客民劝募川资，年或无之，事成乃归功于旁人，己不沽名，此节有乃父风，治家立业，辛苦勤劳。”(“大怀翁行略”，项介石撰，同上)

“且夫人守熟为大是，必守身为大也。既能守身，犹何不能守业乎?贡翁讳正坤，字殿魁者。竭力成家，尽心守业。崇信义，戒轻浮。持家克勤克俭，遇事无怠无荒。承先启后，遵陆氏之三听;睦族和宗，效张公之百忍。凡为贾为商，有管鲍之令德;善继善述，有祖父之遗风。虽属为本城贸易之人，固无殊朝廷之俊士，岂不伟哉!余今也闻吾友之言，翁当幼年之时，天资颖敏，读圣贤之诗书，品格非常，学古今之事理。及其壮也，劳碌治家。内而置其房屋，辛劳创业，外而谋其经营。且舍窄从宽，未尝薄人厚己。听言察理，无不直取。公建造监理清真寺院，无不协力同心。”(“正坤翁德配谈氏合略”，蔡怀壁撰，同上)

2009年5月，蒙祖籍镇江、现居北京的米安平先生赠《镇江米氏宗谱》复印件一部，进一步证实了米氏和贡氏两家之间不寻常的关系。《米氏宗谱》重修于光绪二十九年农历五月，比回回《贡氏宗谱》晚修一个月，而从两部家谱的刻版、排版来看，明显出于同一人之手，其中的内容更是相似多多，“天开地辟全图、圣谕广训、二龙天经图、西来宗谱、家规十六条”，两谱如出一辙，半字未改。其他如“凡例”等也有相同之处，这就说明当时两家关系非同一般。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儒家文化对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进一步加深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据《米氏宗谱》记载：“自余生始祖国玉公由大清康熙年间，由山东省东昌府济南县米家大庄迁移古润京口，迄今数世，盖二百余年矣。”除谱系全图外，比较明显的区别还有一点，《米氏宗谱》中的《教门根源》只写有一条，即“源吾教根，乃遵天命，五行为本，经云：念、礼、斋、课、朝，夕五时修道，方可入德之门，遵此五者，方为两世吉庆之人。设若不遵，即系违命之弃之徒，空忝穆民，甘遗罪戾。我族人遵此各条，免迨后悔。”而回回《贡氏宗谱》的《穆民根源教本十则》中除内容相同的“一曰根源”外，更增有“二曰明伦、三曰户役、四曰睦族、五曰抚孤、六曰劝业、七曰奋志、八曰安分、九曰哀矜、十曰亲近”等近乎现代公共关系学的哲学纲领，虽然米氏修谱略晚于贡氏，但却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条信息：米氏来镇江以前，就已是穆斯林，所以，他们一直以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并对其他民族极富包容性，宽以待人，而这也正是伊斯兰教所倡导的，也许正是这一点深深折服了贡氏祖先文清公。而从米安平先生处得知，他们家确是世世代代从事生牛买卖和宰牲卖肉行业，至少到他祖父这一代还在做。因为都是属于外来谋生人员，相同的陌生环境，共同的心理需求和经济往来，需要他们彼此关心、照顾，这种心理认同无形中缩短了两家的距离，有了共同语言，才有了贡氏归信伊斯兰教，历经世代繁衍，始成江南回回贡氏望族。

虎踞桥距南门外苗家巷清真寺里许之遥，明末清初，这里自然形成柴、草、牲畜的交易场所，南门外清真寺就是为了满足近郊穆斯林过宗教生活而由穆斯林自发集资修建的。据重修于光绪二十九年四月的《米氏宗谱》载，该寺是米氏家寺，是否属实，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米氏宗族为该寺的修建和维护倾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如《米氏宗谱》家规之二“修寺宇”中记到：“寺宇乃祖宗魂灵之所栖，其关系匪轻焉。古云：宗寺不建，不营私室。我观今世之人，富者，室极其华，即贫家之屋，破漏亦必整治，垢污亦必扫除。至于祖宗魂灵栖托之所，或听其风雨零落，或任其蒿莱荒芜，如此景况，祖宗尚得安乎?祖宗不安，子孙又何得安?所以，人仁孝子，寺宇无不郑重。无则必建之，有则必修之。”家规之四“谨祀事”中又写道：“夫生养死葬者，报本也，春祀秋尝者，追远也。凡有家寺之族，必于寺中表馨香于月旦，以序彝伦，荐时食于春秋，以隆事典，斯称大体，即我寺宇之中，亦当四时八节，张挂宗图，精备香礼，序次顶拜。朱子云：‘祖宗虽远，祀事不可不诚，诚者必於祀事时，外尽物，内尽志，心中直如祖宗在上，乃可谓诚。不然祖宗岂能来格来倡乎?’凡我族人，事必谨之”。“该寺座落在南门外苗家巷东头，南门外的柴米市场的历史是早于城西的商贸市场。循此推测南门外苗家巷清真寺始建年代不会晚于西大寺(即山巷清真寺)”(5)，据清光绪五年(1879年)修《丹徒县志》载：“城外山巷清真寺在康熙年间廓其基宇，咸丰三年毁于兵燹。同治十二年(1873年)重建。”结合镇江市的历史迁变和此谱提供的宝贵信息，时间下限当在清康熙年间。《米氏宗谱》这一记载为夏容光先生关于该寺修建年代的论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37年12月3日(农历冬月初六日)镇江沦陷，该寺毁于日寇之手。该寺尚幸存“米哈拉布”(大殿顶头凹形内)阿文石碣一块，经有关部门初步鉴定，此碑应是宋、元时期的遗物，推测当是古润礼拜寺扩建时换下。

“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上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教，以便你们相互认识。”(《古兰经》49：13)宗教的信徒是没有地域、人种、民族分别的。在我国，伊斯兰教的传入是回回民族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并非一朝一夕就之，她是一个“聚涓涓细流而终成江河”的漫长兼蓄过程，是一个由外来民族东渐中国、在伊斯兰教的催化下，与中国本土儒家文化有机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新民族，其经过了保守、排外、默认、接纳、用之的极其艰辛的历程，是要付出勇气、不断适应中国国情的复杂过程，它经过了多少代人的努力。同时，也正是这一过程，最终使她——一个外来宗教能在一个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顽强生存下来，是“万物非主，惟有安拉”的纯一神信仰供给了她勃勃生机和顽强的生命力，无疑也为她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