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鼎”是如何成名的
“郜鼎”是如何成名的
《左传。桓公二年》记载了郜鼎被宋国当作礼物行贿鲁国的事。清朝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选了一本影响极大的古文集子，即《古文观止》。这本书着眼于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做策论，因而被官方肯定，列为当时天下文人的必读书。所选文章语言凝练、短小精悍、乃千古传诵之作，从中不难看出编者细致和周到的眼光。书名为“观止”，于古文选编，其意可知，该书的编选意图就在于尽善尽美，一览此书，即可“观止”古文矣。编者在选中《左传。桓公二年》这段文字的时候，特意加了一个醒目的标题“臧哀伯谏纳郜鼎”，在全书800篇文章中排在了全书的第六篇。这样天下文士无人不能背诵此文，无人不知郜鼎大名。
其原文是这样的：
《臧哀伯谏纳郜鼎》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玉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俱，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寘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
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把这段古文用现在语言再解释一下吧。这段文字用白话翻译过来是：
夏天四月，这时已经到了鲁桓公二年，也即鲁隐公被害的第二年，鲁国从宋国取来郜国的大鼎，将之收纳在大庙。这一举动是不合乎礼制的。
臧哀伯进谏说：“治理国家的君王，都要昭彰德行杜绝违例，以示范于官吏，就这样，还唯恐哪里有什么疏漏，所以必须宣扬礼教来教育子孙。这包括：在祭祀中要将祖庙建成茅草屋顶，君王的车（路：古字通辂指车）要用草来结（越huo）座席，摆放的肉汁(大羹taigeng)应五味不加，谷物粢（zi）做成的食品(食si)加工不要精细，这是发扬节俭的传统；官员的礼服（衮）、帽（冕）、礼服上绣的花纹（黻fu）、手持的玉笏（珽ting：玉笏hu）、束衣的皮革带子、裤子、绑腿（幅bi）、鞋子（舄xi：不怕泥水的复底鞋）、冠冕上的饰品横簪、塞耳玉石系的绳子和帽带（紞dan、纮hong）、饰布（綖yan），是彰显尊者的风度；圭玉垫（率lu）的水藻图案、刀鞘（鞞bing）及其饰物（鞛beng）、束腰的带子及其垂穗（鞶pan厉）、旌旗和战马的缨穗，是明示尊者的等级；礼服上绣上火焰、游龙、黑白或黑青相间的花纹（黼fu或黻fu），是分别尊卑的不同。王权至尊还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五种颜色对应东西南北中天地四方，涂在车服器械上以示王室的尊贵显赫，马匹额、嚼和车、旗上的铃铛（钖yang、鸾、和、铃是分别挂在这几个位置的铃铛），能造出王室的声势；绘有日月星（三辰）和龙熊虎的旗帜（分别称祈qi旗），则光耀王室的威仪。所谓美德，就是节俭有法度，尊卑有等级，以花纹物色为标识，以声响光彩为象征，用来昭示各级官吏，他们就会谨慎（戒）警惕（惧）起来，而不敢轻视纲纪法规。现在您抛毁道德标立错误，竟然将纳贿所得的器物放入（寘：置入）太庙，这样明目张胆地给百官看，他们照此仿效，那又怎样处罚呢？国家的衰败就源于官吏的违纪。官员失去了德操，容忍放纵（宠）贿赂会使之肆无忌惮。郜鼎放进太庙，将导致徇私纳贿的公开化，还能有比这事更为严重的吗？周武王灭商，将九鼎——相传其为夏禹所铸的传国之宝，夏灭由商朝承继，——迁往洛邑，还有些义士非难他，更何况把违礼乱法的贿赂器物放在太庙里，这怎么能行呢！”鲁桓公不听他的劝告。
主持的史官听说这件事，说：“臧孙达——即臧哀伯在鲁国一定会后继有人啊！他在君王违反礼法时，不忘以德操进行劝谏，留下一种好的传统。”
鲁国大夫臧哀伯（《臧僖伯谏观鱼》中臧僖伯的儿子，其父以直谏而名，其子又以谏名而名垂青史，正应了《诗经》中“孝子不匮（竭尽），永赐尔类”的箴言）向鲁桓公进谏，认为这是“非礼的”。因为宋灭郜时夺取了郜鼎，此鼎本为他国之鼎，诸侯之间私自取用他国之鼎，在当时是违法乱纪的。
臧哀伯的进谏，比起他的父亲臧僖伯，在政治、社会的作用方面，要高出不知几个档次。臧僖伯所劝谏的君王，是具有封建生产意识重视农业发展、客观上促进社会进步的鲁隐公，而他所阻挡的事体，是鲁隐公深入基层、亲自考察渔民作业的行动。所以他再讲礼法，也只能是在奴隶制规范的基础上，从强调阶级层次的切入点，扑灭任何要改变社会结构的火种。而臧哀伯所说的，虽然也是周朝的成规礼法，也用了大量的篇幅，絮絮叨叨讲尊者的层次。但是他所强调的，是这些尊者之所以高贵，就在于他们应该是臣民的榜样！他们的作为，只有符合基础道德规范，才能为社会起到正面的示范作用。而这些基础道德，应该是人性化、为社会公众所认可的。例如节俭、廉洁（拒贿），就这样，他赋予了礼法进步的内涵。并且强调了君王必须以身作则！
臧哀伯更深的寓意，是对华督、鲁桓公的批判。他所表达的“君之灭德，臣则效之”、“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忧虑，表面是指鲁纳贿郜鼎置入太庙，深一层则是对华督和宋殇公所作所为的否定。宋殇公勾结州吁支持共叔段，挑动战争致民不聊生，华督则是为了夺人之妻，策划政变拭灭君王。真的是君邪臣效、国家之败也！他们就是前车之鉴！这就影射鲁桓公偏听偏信奸佞挑拨，杀害了鲁国的道德范本隐公。臧哀伯的谏辞，实质是对鲁隐公德行的肯定，劝诫鲁桓公效之。
其中的名句：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俱，而不敢易纪律。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
臧哀伯的劝谏，在世界多国面临艰巨反腐败任务的今天，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古鼎，绝大部分是诸侯鼎及大夫鼎以下的鼎，个别的天子鼎，则出土于商代，而夏王鼎和周天子鼎几乎并没有发现，截止到目前为止，尽管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仍然没有找到周天子墓，这也正为人们带来了对周天子礼器的更大渴望。
古往今来，有名的鼎不少，而郜鼎算名气比较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由于此典故“登上”了《左传》和《古文观止》，是以声得益张，另外，韩愈在《石鼓歌》中有“荐诸太庙比郜鼎，光价岂止百倍过”的诗句，郜鼎的名气自然更是非比异常了。人们说“汉武得鼎，以名其年”，但没人知道武帝得到的这个鼎到底叫什么名字，看来，还是郜鼎的名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