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苏门人士的“重量级人物”
将毕仲游与苏轼的关系纳入研究的视野,开始于我对《苏轼与苏门人士文学概观》这一课题的研究。
在对苏门人士的界定过程中,我发觉从宋代到清代以迄当今的学术界,都没有一个全面而清晰的认识。即使新近出版的一些宋代文学研究著作,一般认为苏门人士只有十五六人,其实是不太符合苏门实际状况的。我在《苏轼与苏门人士概观》一书第一章“苏门概况”一节的研究中,提出了“有史可考的苏门人士,约有五十人左右,北宋后期文坛有一定成就和地位影响的作者,几乎尽数囊括其中”的结论,在过去对苏门人士的认识基础上,又算是进了一步。
在苏门人士约五十人的阵营中,既包括了像过去从无人视为苏门人士的米芾、李昭玘、毕仲游、赵令畤、姜唐佐、邵民瞻等,也将过去误认为苏门人士而事实上不是的如文同,从苏门人士的名单中剔除出去。限于书稿的结构体例和章节的篇幅,新增为苏门人士者,其与苏轼的关系和交谊未得尽其详,必须逐个把这些作者与苏轼的交谊考察清楚,才能对判定他们是苏门中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本文即是这一研究意图的第一篇。至于其他苏门新人,将根据本人的时间和精力情况,逐步进行研究。把这些“个案”研究清楚,不仅有益于苏轼研究的深化,而且对整个北宋后期文坛的研究,更加深入地了解宋代文学的创作特征和时代风格,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苏轼与毕仲游的交谊考索
毕仲游,字公叔,祖籍代州云中,曾祖毕士安迁居入郑州,遂世代为郑州(今河南郑州)人。仲游的生卒年,史料没有确切记载,但根据《宋史·毕士安传》附《毕仲游传》记载,他在宋徽宗(1101年即位)时“历知郑、郓二州,京东、淮南转运副使,入为吏部郎中。”倘若按照宋朝官员任职的一般变动情况计算,毕仲游在徽宗时还做了若干年的官。毕仲游文集《西台集》卷十四有《奉直大夫千乘毕公师圣墓志铭》一文,文中言及毕师圣(名从周)为其族叔,卒于政和四年(1114年),则毕仲游的卒年还在此后。《毕仲游传》谓其死时年七十五,照此逆推其生年,应在1039年以后,即宋仁宗宝元二年以后。这样看来,毕仲游的出身年代,要略晚于苏轼(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即1036年)。而由于毕氏比苏轼更长寿,所以其卒年也比苏轼晚十多年(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的《苏轼资料汇编》将毕氏的卒年定于1082年前后,似有失准确)。
毕仲游一生,登第后调寿丘柘城主簿,罗山令。元祐初,为军器卫尉丞,召试馆职,名列第一,加集贤校理、开封府推官,提点河东路刑狱。后任秘阁校理,知耀州、郑州、郓州,入京为吏部郎中,提举崇福宫、鸿庆宫,终年七十五。有《西台集》二十卷行世。
毕仲游对苏轼的仰慕,为时甚早,可以追溯到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当时苏轼知密州，在州衙东侧黄堂之北修了盖公堂。堂成，作《盖公堂记》以志之。据苏轼《胶西盖公堂照壁画赞·并引》所言，在此堂的照壁上还有画工摹写的润州甘露寺陆探微画狮子图。此堂本为“宾客僚吏游息”之所，所以成为文人向往之地。毕仲游专门写了一首七言歌行《盖公堂歌》，从此诗的内容和措词看，是毕氏读了苏轼的《盖公堂记》以后敷衍而成的，并不一定真正去看过盖公堂；且诗的末尾有“我欲奋飞无羽翼，注目高歌泪沾臆”之语，表明当时他尚无缘结识苏轼，故流露出希望结识并受到引荐提拔之意。全诗共四十五句，长达三百二十余字，是毕仲游流传下来的一首难得的长诗，似有努力显露才华，以便引起苏轼重视的意图。诗的前半部分赞颂盖公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后半转入对苏轼的赞扬，兹摘录如下:
耽耽新堂作者谁，密州太守文章伯。
太守高吟醉太白，年谷常丰无盗贼。
三牛倒曳九仙木，大斤截落琅琊石。
修梁巨柱屹如涌，磊落巍峨称公德。
太守思公公不见，辟户张筵望南北。
诗成鬼神相对泣，文就龙蛇惊辟易。
公今存亡讵可问，况今自有神仙骨。
五嶷山高近城郭，太守有堂奚不宅？
我欲写公之意于鸣琴，
又欲画公之容于四壁，
太守胡不置我于其侧。
我欲奋飞无羽翼，
注目高歌泪沾臆！
诗中称苏轼为“太守”，似乎此诗写作的时间正是苏轼任密州时。而就在造好盖公堂的当年十二月，苏轼即罢密州任，说明诗亦写于熙宁九年（1076）。倘若这一推断成立，那么毕仲游有意投拜苏轼之门的时间，仅在张耒（1070）和晁补之（1074）之后，而排在秦观和黄庭坚（均为1078）之前。只不过后来成为“苏门四学士”的张晁黄秦在那时已与苏轼建立了正式的师友关系，而毕仲游要一直等到哲宗元祐元年（1086）与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张舜民等一起参加由苏轼命题的馆职考试时，才与苏轼正式结识，算是成为了苏门中的一员。从当时毕氏诗中所谓“我欲奋飞无羽翼，注目高歌泪沾臆”，可见其希望成为了苏轼弟子，并由此得到荐引提携的急迫心情。其后参加由苏轼命题的馆职考试，终偿宿愿，成为苏门中人，这应是自然而然的事。
元祐元年十一月，毕仲游与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张舜民等九人，因人保荐，在学士院参观擢拔馆职的考试，策问一道，题为苏轼所拟，名为《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毕仲游的答卷最令苏轼满意，评为第一，得补集贤校理。馆职一选，虽品第不高，但是清望所归，为时所重。用当时人刘安世的话说：“祖宗之待馆职也，储之英杰之地以饬其名节，观以古今之书而开益其聪明，稍优其廪，不责以吏事，所以滋长德器，养成名卿贤相也。”可见其期望之高。毕氏在九人中的脱颖而出，受到苏轼赏识，其知遇之感，是不言而喻的。其后苏轼又上奏朝廷，举以自代（大约是元祐二年至四年间的事），更令毕仲游非常感激。故他在后来写的书信《上苏内翰》中言及此事，有云：“向在京师，尝蒙借重，举以自代，辱门下之顾有年矣。”在毕仲游看来，自元祐元年有幸被苏轼擢为策论第一，苏轼是一直把自己当作门下之人来看待的，包括精心的培养和尽力举荐；而在苏轼看来，似乎也的确很欣赏毕氏的才能，门人中只有黄庭坚和毕仲游成为举以自代的对象，其在《举毕仲游自代状》中评价毕氏：“学贯经史，才通世务，文章精丽，论议有余，自台郎为宪漕，绰有能声。”肯定了他是一位文才与吏能兼备的人。这样的人作他的弟子，应是不辱师门的。
元祐三年（1088）十一月，苏轼入值学士院，是日天气寒冷，有诏赐官烛、法酒，以示宠慰。这对封建时代的文人来说，是很大的恩赐，故苏轼作诗记之。诗云：
微霞疏疏点玉堂，词头夜下揽衣忙。
分光御烛星辰烂，拜赐宫壶雨露香。
醉眼有花书字大，老人无睡漏声长。
何时却逐桑榆暖，社酒寒灯乐未央。
毕仲游读了苏轼此诗，也为他受到的皇恩（实则是太皇太后的宠信）光顾而高兴，作了和诗一首，既可看出作者对苏轼的钦佩，也显出他们交往和密切。诗名为《次韵苏子瞻入直锁院，赐官烛法酒》，云：
兼金作带玉为郎，夜步花砖拜赐忙。
绛烛持来元未点，黄封才破已闻香。
星随烬落花犹在，霜送杯深味更长。
乞晓却穿丹凤入，白麻宣对殿中央。
元祐七年（1092），苏轼在知颍州任。毕仲游致函苏轼，对苏轼多年对自己的关照和知遇深表感谢，信中说：“去岁起于罪罚之余，入奉朝谒，适值知府龙图内翰请外，将赴汝阴，仅得再请候门下，而荷眷逾厚，知奖更深，殆非后进晚学所敢望于先生大人者也。”苏轼于元祐六年(1091)由吏部尚书改除龙图阁学士、知颖州，于八月下旬到颖州任。在离京赴任之际，毕仲游入京朝谒，上门拜望苏轼。从这封信看，彼此相见甚欢，师友之谊更加浓厚，故苏轼抵颖以后，毕氏还专门致信表达感激之情。
毕仲游与苏轼的交往，若从神宗熙宁九年算起，到元祐末，长达十六七年，在文人仕途浮沉十分剧烈的宋代，已算是交往时间不短了。自元祐末（1093年太皇太后卒、哲宗亲政，朝局陡起变化）起，苏轼陷入了仕途厄运之中，远贬岭外长达七年，至徽宗初结束贬谪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死于常州。这期间由于苏轼愈贬愈远，消息难通，故毕仲游与他也中断了联系，再也不见彼此交往的记载。尽管如此，在政敌眼里，他始终是与司马光、范纯仁、苏轼等“旧党”人物联系在一起的，故蔡京擅权时，仍然把他列入“党籍”且仕途一直“坎壈”，不受重用。其遭遇与苏门人士如黄、秦、张、晁等一样，受到排挤。其中的原因，也有与苏轼交往密切的因素在。
二、毕仲游与苏轼交谊评述
毕仲游在写给苏轼的信中，明确自称：“后进晚学”，并把苏轼对他的关照知遇视为“门下之顾”，其作为苏门人士的地位应是十分清楚的。
但自宋以来，却没有人承认过他的苏门人士的地位，这又是十分奇怪的。这矛盾的存在，恐怕与如下因素有一定关系。
第一，是毕仲游的生卒年代问题。
在过去的史料记载中，均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且由于《宋史》本传提到他曾受知于司马光、范纯仁，给人造成其与司马光等人为同龄人的印象。前面提到的《苏轼研究资料》，把他的在世时间定为1082年前后，将其卒年提前了三十年以上，或许就是受了史传材料诉误导。现据毕仲游本人为族叔撰写墓志铭所提供的年代计算，可知其出身年代与黄庭坚（1045）、秦观（1049）等人相去不远，或者几乎就是同龄人。
第二，是苏、毕二人对彼此交谊的看待问题。
毕仲游的《西台集》中留下了较多二人交谊的记录。书信有三封，分别是《上苏子瞻学士书》（卷八）和《上苏内翰尺牍二首》（卷十）；诗除了《盖公堂歌》（卷十八）、《次韵苏子瞻内翰入值锁院赐官烛法酒》（卷二十）外，还有《和子瞻题文周翰郭熙平远图二首》等。而苏轼诗文集中，很少与毕仲游交往的记载。诗、书信是当时文人间文字往还的最常见形式，可苏轼诗文集中，很少与毕仲游交往的记载。
惟在《东坡志林》（稗海本）中一则“荔枝似江瑶柱说”的短文中，涉及二人的一段文学轶事：仆尝问：“荔枝何所人似？”或者“似龙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实无所似也。仆曰：“荔枝似江瑶柱。”应者皆怃然。仆亦不辨。昨日见毕仲游。仆问：“杜甫似何人？”仲游云：“似司马迁。”仆喜而不答，盖与曩言会也。
两人在文学上的见解所透露出的信息这里暂不讨论。它说明毕仲游元祐时期在京期间，还是有机会与苏轼见面的，两人一见面也讨论一些文学上的话题，是同门师友间的正常活动内容。
可苏轼留下的与毕仲游的交谊记录，毕竟太少了，不像他与黄、张、秦、晁等“苏门四学士”或其他与苏轼接近的苏门人士一样，有不少的酬答诗作，书信文字。似乎给人留下苏轼不够重视他与毕仲游的关系，以及两人关系不是很密切的印象，这样便很容易忽略毕仲游作为苏门一员的事实。
第三，是毕仲游对苏轼“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的劝戒问题。
元祐时期，为太皇太后高氏垂帘主政时期，大量启用旧党人士，苏轼是其中最受太皇太后宠信的士大夫之一。据《随手杂录》和《河南邵氏闻见后录》记载，苏轼在学士院锁院值班，宣仁高太后待苏轼承旨毕，忽问他前年居何职，苏轼分别答以“汝州团练副使”和“翰林学士”。高氏问他何以升迁如此之快，苏轼先后答以是太皇太后、皇帝（哲宗）和大臣举荐所致。宣仁告诉他，都不是，这是神宗皇帝常识其才能的结果。最后对他说：“ 内翰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哲宗皇帝），以报先帝知遇！”苏轼也是这样做的。为了报答神宗和宣仁的知遇之恩，他对朝局得失频繁发表意见，特别是经常向皇帝提谏言，也批评执政的失误与偏颇，故在朝中颇招人忌恨。那场与宰相司马光的关于差、免役法的争论，就被政敌利用为朋党之间的互相倾轧，为他后来的岭海之贬埋下了祸端。
毕仲游便是抱有这种担心，并写信对他进行劝戒的人之一。对苏轼为人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是因宋代文字之祸而遭遇人生挫折最严重也是最早的人。在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被排挤作杭州通判时，表兄 文同便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之诫；当他元丰二年（1079）因用诗讽谕新法而被政敌罗织为“乌台诗案”、遭遇长达一百天的牢狱之灾而出为黄州团练副使时，其弟苏辙也曾苦口劝他少作文字。这些规戒相劝之人，都是苏轼极为亲密的人。而毕仲游在元祐时致书规劝苏轼谨防言语文章“及祸”，这是否是一位门生应做的呢？
对于以上诸问题，认真审查起来，都不成为确认苏轼与毕仲游师门关系的障碍。关于生卒年代问题，有毕氏本人文章作证，恐怕认定他比苏轼年龄为小，是不成问题的。更何况，年龄并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自古以来所谓忘年交正自不少。毕仲游受到司马光、范纯仁的知遇，并不影响他成为苏门中人。从司马光、范纯仁二人的情况看，虽然都在历史、文学方面有一定的建树，但他们无疑主要是从政的。特别是范纯仁，毕仲游的文集中保存了不少代为起草的奏状书表，似乎毕氏曾在范纯仁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由于接触了解多，受到知奖褒扬是比较正常的事。而毕仲游与两位政治家不同，他爱好和擅长的是文学，这是他投身苏门的主要动机。
至于两人对彼此关系的看待，诗文往还只是文人交往的一种主要形式。从二人交往的历程看，真正有机会在一起，是在元祐的五六年间。他们同在京城共事，应有机会在一起从事一些文学活动，如苏门诸学士，就与苏轼文学往来较多。毕与苏虽然较少留下这方面的记载，但据前引“荔枝似江瑶柱说”，他们是有文学交往的，且对文学的看法很相一致。也许交往远不止这一点，只是没有记载并流传下来罢了。
从苏轼郑重向朝廷举荐毕仲游以自代这一情况看，他对毕仲游是相当了解的，对其才能很有信心，故认为他与黄庭坚，是可以取代自己翰林学士的合适人选。
毕仲游致书苏轼，戒其勿以言语文字及祸，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相知而相告”，即因为彼此是知己知交，故不惮苦口相劝。
这可以联系他写信给司马光，劝其慎改新法一事加以印证。据《宋史》本传，毕仲游是较早受知于司马光的人。为了报答这种知遇之恩，当司马光元祐初意气用事、一改新法所为时，毕仲游忧其惹怒政敌，故以书劝之。司马光不幸于元祐元年九月就去世了。也就在这时，苏轼受诏为当年擢试馆职出策试题。苏轼以《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为题，揣其命意，盖当“元祐更化”之初。希望朝廷要综合仁宗为政仁慈忠厚、神宗为政励精图治的长处，又要避免由此容易产生的因循苟且和急于求成和弊端，像汉文帝和汉宣帝那样，尽量避免为政的偏失。就是这样一篇策问，迅速遭到台谏官员朱光庭、傅尧俞、王岩叟等人的攻讦，说其中隐含了宋代仁宗、神宗不如汉代文帝、宣帝伟大的贬意，要求治其不敬之罪。其实，这仍然是神宗元丰初舒亶、李定等人罗织文字狱罪名的伎俩，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鉴于朝中政敌总是抓住苏轼文字做罗织罪名的文章，故关心他的人规劝其防止言语文章招祸，这是很自然的事。
毕仲游的《上苏子瞻学士》，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写的。他在信中高度肯定了苏轼的才能、人品和崇高的声望，说“伏惟阁下聪明智敏”，出于众人所不意，而进退操舍，深得才士之心。凡洁身治官、孤特守义、可以自效者，虽强力不能攘；而因虚求实、抱伪贾真、以自鬻于左右者，虽利口不能进。故九州之吏，摄衣冠，怀诗书，合杂并进，十百为群，愿望见颜色，而受咳唾之音，日夜皆是。”
毕仲游说，正因为苏轼名声太著，所以一言一行特别受人注意，也容易招致嫉妒。特别是文字招祸，苏轼已有过不幸的遭遇，目前似有重蹈覆辙的危险。信中说：“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形于诗歌者亦言，赞于赋颂者亦言，托于碑铭者亦言，著于序记者亦言。……足下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夫人文字虽无是非之辞，而亦有不免是非者。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何则？济之难而败之易也。”
毕仲游这些肺腑之言，是有针对性的、有感而发的。如果他不是已深感苏轼言语文字招祸的危险，是不会如此言辞肯切地劝戒的。这说明毕仲游太了解苏轼，也太了解宋代的党派政治，所以才以这样的书信，报答苏轼的知遇之恩。这恰恰是毕仲游作为苏门中人，与苏轼关系非同寻常的有力证据。
三、苏轼与毕仲游师友交谊的思想基础和文学基础
苏轼与毕仲游的交谊，看似往还不多，但彼此都有一种“相知”之感。因此，苏轼在众人的试馆职策问答卷中，慧眼识拔毕仲游为第一，并且又向朝廷举以自代；毕仲游身为门人，也不直言规劝为忌，坦诚告诫苏轼注意身边的政敌，记取文字贾祸的教训。这种不以形迹、等第为意的交谊，实际上深深植根于他们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相同或相似的看法。明白了这一点，那么，他们彼此有“相知”之感就毫不奇怪了，毕仲游作为苏门人士的一员，这一判断就更为可信了。
第一，关于“知人”
我们知道，在神宗决定实行变法之初，苏轼与王安石在变法的根本点上发生了重大分歧，这就是王安石主张“任法”，苏轼主张“任人”。他们两人观点的孰是孰非，在这里不作评判。按照苏轼的观点，所谓“任人”，就是国家要重视培养人才，发现人才，让那些德才兼备之人在国家各级政府的管理工作中尽可能施展才能，实现天下之治。他认为，君相的主要任务，就是“知人”，善于根据一个人的才能大小，委以其事，人尽其才，国家不愁治理不好。他说：“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使君相无知人之才，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这样，国家之兴衰治乱，全在于人君、宰相是否善于识拔人才、使用人才。苏轼言外之意，在于批评王安石作为执宰，任法而不知人，重用一些势利钻营之人，结果把他的变法良方也弄得完全走样了。
毕仲游有《知人议》、《名人议》，阐述他的人才思想。在《知人议》中，首先提出，“知人”是“天下之务最先者”。接着批评近世知人之弊：“详者求之簿书、刀笔绳墨之间，而略者以皮相天下士，遂言有以知之。”这样是不足以真正知人的。他评价当时知人之“粗”,而其“精”者,乃是如孔子所说的,“视其所以,观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有所誉,必试其所以誉之之故,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才称得上“知人”。毕仲游，“天子由此以知其一相，一相由此以知其部刺史监司，部刺史监司由此以知郡守县令，郡守县令由此知其下，则自公卿至于士，自正至于旅，虽未易知，然亦有知之之理。”自古以来，称知人甚难。毕仲游深感知人的重要，当时知人又未得其术，故提出了他的一套知人方法。中心意思在于阐明，知人不仅要有一套制度，还要有健全的体系，上级要领导下级，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知人，层层相效，这就使“知人”有了制度保障，把它落到了实处。《名实议》则主要阐明“君子用人，必索其实”的观点，要注意循名责实，通过实践去考察一个人的才干，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可加以重用。这些虽说不上是什么新颖独到之论，但针对宋代党同伐异、士大夫互相倾轧而不以才能为尚的时弊，仍是有着警醒作用的。
第二，关于“官冗”
“冗官”是宋代著名的“三冗”之一，长期困扰着宋代吏治和财政，也是许多文人群起而攻之的时弊之一。苏轼与王安石在财政改革上，也有根本分歧，这就是王安石主张“开源”，苏轼主张“节流”。所谓“节流”，就是节省财政开支。而减少冗官则是节省财政开支的途径之一。苏轼批评当时冗官之甚曰：“国家自近岁以来，吏多而阙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无事而食之。”一个人的差事，要支付三个人薪俸，其官冗之甚可见一斑。说明政府节省财政开支，具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毕仲游作《官冗议》一篇，其叙宋代官吏冗滥的过程说：“昔太祖、太宗之定天下，万事草创，中外之官不足以更代，故多为仕之选以应用。而后世不知改作以适时变，反有增而无损，故治词赋者举进士，射策者为明经，五品已选，多至数千，居家未仕与禄食于四方者，倍乎在选之数，被代赴选与已选取待次，又与居家未食禄者比，而科举任子，益来而不已。不知数十年外，官冗之弊，将何如耶！”其陈述官冗沉疴，可谓忧思如焚了。在此文和《试荫补人议》中，毕仲游都提出了对公卿大夫的“任子”制度严加掌握，完善必要的考核制度，不让那些无才无能的士大夫之子尸禄于位，为害百姓，认为这是去官冗的一条重要途径。“损任子”的问题，从范仲淹倡导“庆历新政”就作为一条重要的改革措施提出，苏轼也认为这是减少官吏冗滥、节省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一途。至毕仲游，犹以为言，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第三，关于“科举取士”
宋代遴选人才的主要途径，就是科举取士。宋自开国以后，沿用隋唐以来科举取士的基本做法，而在录取人数上，比唐代有很大幅度的增加。正是因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大门放得更开，所以吸引了宋代广大士人都走上了科举取仕的道路。宋代读书人空前增多，办学形式多样化，做学问的风气比任何时代都更显浓郁，这些都与宋代的右文政策和洞开的科举取士之门有一定联系。在神宗熙宁时，王安石全面推行新法，其中也包括对传统的以诗赋为取士主要依据的改革，配合兴建官学、推广“三舍法”，把考试的内容和重点放在经义射策上。
对此，苏轼也是激烈反对的人物之一。他在《议学校贡举状》中比较诗赋与射策取士的优劣时指出：“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辨也。且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在苏轼看来，重视策论考试，完全不能实现设计者欲让士人通时务，而不沉湎于声病对偶之文中的初衷，反倒成了科举考试的新流弊，即士人既不会写诗作文，又不能正确领会经典要旨，学以致用，提高从政的能力，故认为其弊比诗赋更甚。
毕仲游有《学校议》、《经术诗赋取士议》两篇，陈述他对两种取士方法的意见。他的基本观点与苏轼相似，认为过去以诗赋取士，士人不会写诗作文，就考不中进士，故必须努力学习这些写作技巧，并大大丰富了文化知识；后来改为以经术取士，士人们为了应付考试，千方百计灭裂经典，破碎经义，以便达到考试目的，这一来就把原本好端端的儒家经典弄得乱七八糟，要说有什么作用，只能是这种破坏经典的作用。虽然苏轼与毕仲游的观点有失偏颇，但他们都不赞成改诗赋取士为经术取士，这一基本态度倒是很一致的。
第四 “关于风俗”
风俗即一时一地的社会风气与习俗，是人们好尚喜恶的普遍反映。苏轼熙宁四年的《上皇帝书》，主要阐述治理国家，在于“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三大要务而已。谈到道德风俗对国家兴衷存亡的影响，苏轼认为：“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苏轼这种立论，也是有当时的现实背景的。他主要针对王安石变法，为了充盈国库，不惜与民争利，形成了整个社会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风气。因此对此提出激烈批评，认为这样做的长期后果，是使国家走向衰亡。他特别批评变法者用人之道，为了图速成之效，启用苛察狡慧之徒，只以求利为事，不计其余，逐渐在士林中形成了浇薄的风气，是道德败坏的集中表现。他认为，国家要图长治久安，必须把崇尚道德、提倡淳厚社会风俗作为重要任务。
毕仲游在元祐元年的《召试馆职策》中，集中阐述了为什么师仁祖之忠厚，便不免于媮，法神考之励精，便不免于刻的原因所在，认为根本在于“风俗出于观望”。所谓观望，就是下级总是去观测揣摩上级希望得到什么回答，便投其所好，答其所喜，而不顾事实，不讲是非，只管看上级的脸色，讨其欢心。他认为，这种士林恶俗不除，再有多少圣明的皇帝，再有多么完美的政策，拿下去执行就完全变样了。皇帝、宰相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要根治这种“观望”之俗，使下情真能上达，上下和畅，国家才能兴旺发达。他也是把风俗好坏，与国家的治乱兴衰联系在一起的。
第五，“关于文章与道德”
宋代士人有鉴于五代士风卑弱，文风萎靡，故自范仲淹、欧阳修等起，大力提倡士人操守，重视道德修养，把文人的人品与诗文的品格联系起来，诗品、文品出于人品的观点，逐渐为宋代士人所广泛接受。苏轼出于欧阳氏门，对欧阳修关于“文与道俱”的思想一再称述发挥，他评价一个人的文章，也总是把人品道德与文章风格联系起来考察。如他在《范文正公集叙》中用孔子“有德者必有言”来评价范仲淹的道德品格与文章成就；《乐全先生文集叙》、《六一居士集叙》都把张方平、欧阳修的文章成就，归结到其高尚的道德修养上；他对门生门的考察和评价，总是把其为人放在首位，联系其人品来评价其文风，如对黄庭坚、秦观、张耒等人均是如此。苏轼的一些著名的文学观点，如“技道两进”“手口相应”“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等，绝不仅仅是一个艺术表达或艺术风格的问题，它强调的是文章与人品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学精神与艺术风格的统一。
毕仲游对于宋人普遍信奉的文章与道德密不可分的观点，是深信不疑的。他在《文议》中说：“世之谓文者，不系于德，谓德者，不系于文。夫文章之士，虽不系于有德无德，则不尽其善。”然后历举汉代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直到唐代韩愈，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能在文学上取得了不起的成就，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道德高尚的人。
其它如关于国防、新法措施等，毕仲游均与苏轼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正是因为他们在关系到时事、政治、文学等重大问题上有着大体一致的观点，有着相同的思想认识和文学观点，所以他们能够成为文学的同路人，能够建立起彼此相知的师友关系；共同的文学语言，相近的文章风格，相同的文学追求和爱好，把他们紧紧地凝聚在苏门文人集团之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毕仲游的文章云：“今观其著作，大都雄伟博辨，有珠泉万斛之致，于轼文轨辙最近，针艾之契，殆由于此。”这一评价是相当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