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子明之“草书状态作品”评

　　翟子明兄邮寄给我他的书法近作《翟子明书法选》，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新创造“草书状态作品”。
　　什么叫做草书状态作品？和一般的草书有什么不同？
　　简单说，就是看起来像大草（狂草），实际上呢，一个真正的“字”也没有，甚至连一般草书的偏旁不收或符号也很少，但看起来有很像是草书的书法作品。
　　老实说，大草对于一般的观赏者，和甲骨文或大小篆对于他们是一样的——反正是看不懂，只要觉得这个作品好玩、过瘾就行了。
　　这样不够专业的欣赏态度，其实反倒更接近艺术鉴赏的真谛——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不在乎看得懂看不懂，而在乎好看不好看、喜欢不喜欢、好玩不好玩，至于“过瘾”，则是一个很高的层次了，对于作品而言。
　　此事足够新奇，可以引人思考的问题很多：
　　为什么不写真正的草书而非要写不是草书的草书？这样的发明有意义吗？这种书法作品会被承认吗？它在书坛将来会占有一席之地吗？翟子明的书风如何——比如，是现代的抑或传统的？
　　　　翟子明：1947年9月生于广东省惠州市，著名书法家，文化学者，翟体书法创始人。自幼喜爱书法及书法理论研究，又涉文字及文字平仄音研究，造诣颇高，成果显著，多家著名学府讲学授教，桃李三千，著有《汉字平仄音》一书，由中国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当过高校“9.5”工程重点教材编委并撰写过《中国书法篆刻鉴赏》专章，为岭南出版社编辑过好几本南北朝前后的碑拓或集联（那些碑拓几乎全部是我最喜欢的，例如安道一的《泰山金石峪金刚经》和《四山摩崖》，以及大约同一时期《开通大褒斜碑》和《瘗鹤铭》等），又兼任《弘毅轩》副社长，临帖习碑，眼界极宽，思考也多，见解也多，更重要的，翟子明不但文章好理论行，他的书法作品，也很有自己的风貌，尤其是大草，他的书法作品曾经得过广东省的鲁迅文艺奖，对传统，研习得很多，对书坛的现代思潮，思考得也很多，所以，我猜想他创造草书状态作品内心的用意，主要是要出新。
　　书法出新是一大难题，因为，远的不说，就是从晋朝以来迄于今1800年间，已经出过多少伟大的书家，从王羲之一直到康有为等等，篆隶真草，各种各样的风格，绮丽的、伟岸的、狂放的、秀媚的、宽博的、紧收的、潇洒的、简约的、丰腴的、瘦劲的、细软的、厚重的、鲜嫩生涩的、古拙的老辣的、圆润的、锋利的、平正的、欹侧的、修长的、扁方的、小心拘谨的、大胆放纵的、中规中矩的、完全打破规矩胆大妄为的……种种风格，像万花筒，令人眼花缭乱。
　　要出新谈何容易！
　　单就大草而言，情况也是一样的复杂。书法史上，好像大家一致公认的狂草大师，总离不开张旭、怀素、米芾、黄山谷几个，当然大宗师还是二王，他们导乎先路，唐宋的草书家开始不把大草书当作实用工具而是当作审美的作品（线条的、布局的、墨色的、乃至情趣的和气韵的等等）来对待，因此，大草的标准审美风范，主要是狂放、流畅、圆转、连贯，在此基础上才追求内在的气韵（例如苍润、稳重、气力内敛等等），所以，倘若论楷书和行草，苏东坡胜黄庭坚（同是学习《瘗鹤铭》，苏东坡的其神韵，而黄山谷只是得其形体），但倘若比赛狂草，则苏东坡没法和黄庭坚比，因为据知，苏东坡根本就不写大草。
　　此后，写草书的人汗牛充栋，但大家耳熟能详的，便寥寥无几了。因为要狂要颠，总是比不过张旭米芾和怀素一干人等，因此，后代的书家，能给人留下印象的，往往是以风格的独特和出新取胜。例如，张瑞图的方笔侧锋硬转折 ，竖行讲行气，单字讲横势;徐青藤的拖泥带水满纸苍茫点;解缙的圆圆转转粗粗细细绵绵不断;傅山的只讲通篇气势不管局部弊病一笔下去横扫千军等，都是;至于吴说的游丝书，独特倒是独特，但基本上属于旁门左道不足论也，至少我以为。
　　翟子明的大草作品，我见到的，是属于雄健豪迈、刚强放达一路，他喜欢北碑，临写过许多北碑字体，例如泰山金刚经和四山摩崖，也临过瘗鹤铭和石门铭，用宿墨（看作品，似乎还用过指书）这些雄健跌宕的书风，自然会融入他的草书作品之中。南人北风，翟子明的草书风格已经颇为鲜明。
　　那么，翟子明既然在大草方面已经驾轻就熟，为什么还要尝试一种可能是得不到广泛认同的新鲜玩艺儿呢——毕竟，不是书法的书法，在一般人的眼里，简直就是没事找事。
　　翟子明自有它的追求。
　　简单说，中国的书法起源于实用目的：从夏商周的贞人在甲骨上记录占卜的结果、工匠在青铜器上记载某件器皿的归属、用途和吉祥语，到用竹木简牍书写奏章或者其他纪事，一直到帛、尤其纸的发明之后用于几乎一切当时的信息记录和信息交流（抄经、记史、书信往来等等），以及艺术创作（歌赋文章），书法从来就是实用的。大约在王羲之被捧上天的唐朝之后，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品的地位，才在上流社会流行起来。就这样，书法除了他的实用功能之外，他的审美功能也就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功能，可以和他的使用功能一样被广泛关注。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宋代之后，尤其是大草的出现，书法的两种价值，才开始“本末倒置”起来——作品的流传，不在于它记录了什么内容，而在于它写得好不好看，就是说，大草的出现使书法的社会功用，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书法之赖以产生的根本原因，而演变为和国画一样，只是用来挂在厅堂上欣赏的。
　　其实，绘画（不只国画，其实古今中外一切绘画概莫能外）也许最初曾经有过某种记录功能或者宗教功能，但很快的，绘画就脱离了这种实用功能，而仅仅依赖于他的审美功能而存在（像《韩熙载夜宴图》那样极富传奇色彩度和绘画有关的故事，在整个中国内知识界的绘画史上，真是少之又少，少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