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姓史话》之“喻姓家族特征”

　　喻姓家族特征

　　在中国古代，因为宗法制度的影响，家与国往往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以家为单元聚合而成的家族或宗族，虽然不是一级社会组织，但在事实上却具有一定的社会职能，承担着很多的社会功能，所以，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家族与宗族，往往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为一个个情感、利益、文化甚至政治的共同体。尽管其内部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和谐，但是，在由近而远的亲情纽带与内外有别的身份认同的双重作用下，总会形成的各自独特的家族观念、家族文化。而这些观念与文化，通常又都是经过各个家族一代代积淀，又一代代传承而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它们既得到了家族内部广泛的认同，又往往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决定着每一个家族成员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从而影响到整个家族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速度，并且表现为一种与别的家族不同的特征。只是其表现的形式或显或隐，所起的作用或直接或间接而已。同时，这种融入到了家族共同体各个层面的特征，又往往会成为促进或者束缚家族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还不止于此，因为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是以家庭、家族为基础的，所以，每一个家族所固有的文化与特征，又不仅仅是与一个家庭、家族的盛衰荣辱密切相关的，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到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与进步。

　　喻姓虽然人数不多，而且居住得相对分散，但是，在一代又一代的繁衍生息中，也和其他姓氏一样，形成了自己值得好好评估的家族特征。

　　第一节 源远流细

　　源远流细，应该可以说是喻姓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因为即使从汉代的谕猛改姓开始算起，发展到今天，也已历时近两千年，自不能说其源不长，但是，无论是从现在各姓氏中的排名情况来看，还是从实际人口来看，都是人数较少的姓氏，自又不能说其流不细。不过，其流虽细，却又无妨于其支分派衍，广布大半个中国，这又是与其他各人数较少的姓氏多不相同的。

　　一、得姓早，人口少的对比

　　虽然喻姓的改姓时间相对较晚，但是，有一个问题却不能不注意，那就是谕猛一支的最初得氏，是在春秋前期。虽然他的后裔的直系传承时间不到两千年，但是，加上其改姓以前的八百多年，总共历时就有近三千年，自不能不说其得姓很早。尤其是从现在可见到的各种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历史上所有的谕姓，凡有传人的，应该都是改成了喻姓，只是改姓时间有早有晚而已，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追溯喻姓的历史，也就可以而且应该是从春秋时期算起。这样一来，衍出今天喻姓的实际时间，也就并不比那些人口众多的大姓晚，至少是不晚于其他绝大多数的姓氏。

　　然而，与其他大姓形成强烈反差，也与从谕姓开始繁衍的时间极不相称的是，在这三千多年中，中间至少还融入了另一支，即由南朝梁代俞药改姓而来的一个大的支系，其时间也有1500年左右了，可两大支算在一起，到现在总人口不足百万，这其中，自然包含了不少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也就是后文要着重讨论和分析的。

　　二、支派多，分布广的反差

　　按通常的情况来说，人口数量较少的姓氏，往往是分支较少，居住地相对比较集中而封闭。正是因为长期聚居在有限的范围内，所以导致了婚姻范围相对狭小，观念相对保守，经济力量相对薄弱的问题，从而成为其人口繁衍速度相对较慢，数量相对较少的主因。然而，就喻姓的情况来看，却又与这种普遍的情况并不全同，且不说可考的两大支都形成了很多的支派，其分布范围涉及到了全国一半以上的省、市、自治区，而且还有不少地方是多个不同的支派并存。按道理来说，这应该是比较有利于发展的，可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不仅总体发展迟缓衰微，而且，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支派也往往呈现出共同的人丁单薄的特征。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源出谕姓的一支，虽然其改姓的时间相对来说不够长，但是从最初得氏为谕，传到谕猛改姓之时，历时在八百年以上，按正常的传代间距，所传代数应该不会少于三十代，其传人即使没有成千上万，也必定数以百计，也就是说，到谕猛改姓时，有至少有数百谕姓的人，成为了后来的喻姓之祖。就算当时只有他改姓了喻，其他仍姓谕，但再传七、八代，到东晋谕归又改姓为喻，应该还有不少改了的，最迟到宋代，凡有传人的，应该绝大多数都是改为了喻姓。这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从汉代到宋代，喻姓有数百以上的分支融入，完全有可能形成分支众多，人口可观的大族。然而，其实际情况却只是在流派与地域分布上，表现出了与其他大多数人口数量比较少的小姓不同，而在人数上却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差异。这种独特的现象与结果，又反映了什么问题呢?或者，其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呢?这无疑是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

　　当然，现在的各人口众多的大姓，往往包含源头完全不同的很多支系，如果将其人口数量分解到各原本互不相关的支系，那么其每一个同一血缘支系的人口绝对数量也未必会有很大，而源远流长的孔子后裔也并不是很多，也可作为一证。但是，以每个姓氏中各血缘支系的人口数量作比较，相互之间的悬殊还是存在的，同时，有很多又并不是按理论上的几何级数增长，这种动态的平衡又是什么因素导致的?这无疑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二节 避居偏远

　　从现在喻姓各聚居区的基本环境情况来看，总体上都呈现出了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相对而言，都比较封闭、偏僻。这种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对发展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今后的发展中又如何扬长避短?这恐怕不只是应该探索的问题，更主要的还是如何经过认真思考加以改变的问题。而且，这应该不只是有助于有关姓氏文化的研究，更有助于人类文化学有关议题的研究，甚至还应该是后者的主要目的所在。

　　一、边陲的烙印

　　喻姓在居住地的选择上，总是以边远偏僻之地为首选，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家族特征。然而，如果追根溯源，就会发现一个与此相关的有趣问题，那就是现在明确可考的两大支的两位改姓始祖，都曾与边荒之地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首先是第一大支的改姓始祖谕猛，在东汉和帝时被任为苍梧太守，这苍梧郡位于今天广西的梧州，其郡治则在今天的苍梧县。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自古至今都是相对偏僻的地方，在中国古代更是少数民族杂居而民风刁悍的落后之地，所以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带都曾被作为贬谪官员、流放犯人的地方。尽管因为是传说中的舜帝南巡所及，使得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某种特殊意义，但是，毕竟地处边陲，在社会经济相对落后、交通比较闭塞的古代，被安排到这里任职，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美差。所幸谕猛在这里做出了业绩，才使得他留下了芳名。

　　其次是第二大支的改姓始祖俞药，在南朝梁武帝时被任为安州刺史。安州之设，据宋代郑樵的《通志》所载，在梁武帝普通四年，也就是公元523年。《隋书·地理志》称：“梁置安州，开皇十八年改曰钦州。”而把隋代在今广西钦江县一带所置的钦州作为梁代的安州所在地，应是误溯。梁代安州所辖地区，应是在晋代安州故地，即今湖北安陆县一带。西晋末年的文学家、军事家刘琨在其《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中提到“安州干姜”的安州，指的就是这里。事实上，梁代所设州多达107个，有很多是管辖南迁流民的侨州，也有的只是笼络边疆将帅的职衔，并无实地，或者只包括其驻地。有的将领同时兼任几个州的刺史或者几个郡的太守，就属于这一类。梁武帝于普通四年设置，而后任俞药为刺史的安州，不仅是晋代安州所在地，而且也是汉代江夏郡的所在地，这大约也就是江夏郡后来被作为喻姓的一个重要郡望的原因之一。在当时，这里是梁朝紧邻北方的东、西魏的边境地区，俞药作为云旗将军而担任此职，也就是很自然的事。只是他在这相对偏远之地能做出一番成绩，从而成为南朝与陈庆之仅见的寒门达者而被载入正史，则足以说明其能力之强非同一般。

　　喻姓的两位基祖都曾任职边远，又都是担任当时相对偏远落后州郡的主官，并且又都能做出业绩，留下佳话，可以说是相映成趣。

　　按常理来说，两人都曾有过在边远艰苦环境中生活的经历，对其后人的居地与生活选择，或多或少总会要带来一些影响，即应该会促使他们更加重视朝相对比较发达的中心地区转移。可非常奇怪的是，他们两人的后人，偏偏又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相反的道路，不仅是远离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是越走越远，越迁越偏，自然更不能不令人痛心也引人深思。

　　二、避居喻家冲

　　从喻姓的总体分布情况来看，所在省市主要在长江流域，而且不少是在古代经济相对较为活跃的地方，似乎能占到较好的天时、地利条件，但是若从具体的居住地来考察，则几乎无一例外的居住在丘陵地区甚至是山区，还有不少是在省、府、州、县交界之处。与此相应，凡因喻姓聚居而命出的地名，也大多带有冲、岭、岗、坡、坳、垅、湾、台、岩、巷等具有强烈偏僻含义的用字，显示出了惊人的取向一致性和保守性特征。这大约在中国各姓氏中都是非常少见的。

　　本来，喻姓分布在现在中国的十多个省市几百个县内，无论是以人口数来衡量，还是与其他姓氏对比，其分布范围不可谓不广，在散布于大半个中国的情况下，本应该是各种地理环境都有，甚至在相对开阔的环境应该更多才对，但事实偏偏不是这样，自然，这决不是以偶然的巧合可以解释的。同时，喻姓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很多见多识广之人，有的成为了任职朝廷或者地方的官员，有的成为了游历颇广的著名文人学者，但他们在显达以后或者在四处游历以后，并没有迁居到各大都市或者城市附近的平原地区去，其后裔也并没有向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对发达的中心地区迁移，而且无论是哪个地方的哪一支，似乎都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考虑。最典型的莫过于宋代的浙江义乌、明代的四川荣昌、清代的湖北黄梅，有识之士不可谓不多，但都没有迁往中心地区的。尤其是荣昌一支，虽然陆续有很多人外迁，但其主要去向却是云南、贵州的偏僻之地。正因为如此，形成这种一致性的避居格局，必定另有深层次的原因。那么，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或者说，是什么因素促使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喻姓在居住地的选择上会如此趋同?经过笔者对多数地区的实地考察和各地旧谱中的相关择居记载分析，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两个，那就是：

　　1.对世外桃源的可悲追求

　　中国古代很多姓氏的迁居主要都是在朝代交替、战事频仍之际，也就是为了避乱而迁。但其迁居的目的地通常都包含多种类型，而象喻姓这样几乎无一例外地迁往比较偏僻闭塞，与外界交往较少也不易交往的地方的，极为少见。这种突出的特点，用湖南宁乡谱中的话来说，就是选择“不近官路城邑之处”，而且社会局势越是动荡，也就越容易走入极端，所选择的不是山区或者丘陵地区，就是省、府、州、县交界之处。事实上，这样的地方，在古代低水平的农耕时代，因为比较封闭，确实也有一定的好处，那就是在战乱频仍、局势纷扰的动荡年代，可以成为一时的避难所，遮挡出一份相对的安宁，为惶恐的逃难者提供一份可怜的庇护;在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也因为天高皇帝远而可以拥有相对的自由。但是，天下终究没有世外的桃源，凡事都是利弊共生，得失互见的，这种尘世喧嚣的难及之地，只可能是那些可耕的土地比较少而且非常贫瘠之处，自然条件相对比较恶劣，要想长期偏安一隅而求得发展，通常极为困难，有的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正如毛泽东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时曾经调查走访过的江西兴国井冈山地区，一直至前些年交通状况从根本上改变之前，几十年间，虽然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那里的农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都并无太大的变化，就是典型的例子。显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地方是不利于生存和发展的，但因其在战乱频繁的古代，尤其是在一些持续时间较长的兵连祸结的特殊时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人们的安全感，对于保全生命，维持一种较少受到冲击的简单生活，具有一定的好处，所以往往会成为了一些开拓者在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中的首选之地。不仅喻姓如此，现在一些人数较少的姓氏，往往都有过这样一种经历，只是喻姓在迁居地的选择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

　　2.保守、落后与贫困、愚昧的恶性循环

　　由睿智和勇敢所带来的闯劲与冲劲，不仅是个人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往往是一个家庭、家族甚至民族走向成功与辉煌的重要素质。大凡目光远大而善于把握时机者，往往能够成为时代的强者，甚至引领风骚而遗泽久远。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也不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一些英雄豪杰的横空出世，一些显赫家族的延绵不绝，往往都是由此而成，由此而显。与此相反，越是保守、落后，就越会导致贫穷与愚昧，反过来又使得后来者的竞争能力更加低下，从而陷于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即使不被自然与社会所淘汰，充其量也只能简单地重复与维持，陷入不绝如缕的困境。

　　喻姓长期困居边荒贫瘠之地，其源也长，其流也细，与一代一代的目光短浅，苟且偷安，再加上日复一日的保守、落后、贫困、愚昧交互缠结无疑不无重要的关系。甚至古代是如此，现在也还不乏其例。譬如居住在浙江桐庐横村镇后岭村的一支，相传是800多年前由喻桓从南昌出任严州知府，经其子喻纯迁居桐庐而衍出的，但传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仍然只有200多人。尽管其族中传说是因为晚清太平天国之乱被杀者多而导致的，但是，当时江浙一带深受其害的并不只有喻姓，为什么别的姓氏能够纷纷振兴，而唯有喻姓近乎一蹶不振呢?按常理来说，避居偏僻之地，比起那些居于通衢要区的来说，应是受害相对较小，怎么会又经百余年后，比原遭杀戮更盛的地区人数更少呢?自然，原本基数不多，而繁衍能力又不强，才是个中的主要原因。笔者在走访有喻姓居住的各地以收集资料、了解相关情况的过程中，曾千里迢迢去了该地，但其族中虽有旧谱而秘不示人，就很明显地反映出了一种强烈的保守、狭隘心态。另有湖南慈利县三官寺镇的一支，所居之地在与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接壤，其位置比桐庐更偏，而其收谱者所表现出来的保守与偏狭，也与桐庐同董其事者不遑多让。如果说这两地是因执事者年老而思想较为僵化之故，那么，居于陕西安康地区的一支，其居地大抵与桐庐支、慈利同样偏远，而其年轻人也不乏与笔者在彼地所遭遇的同类之人。由此可见，居住在边荒之地，环境偏僻、封闭，经济贫困、落后，观念保守、愚昧，无疑是积贫积弱的主因，而长期挣扎在这种窘境下的支派，从宏观上来说，自是自然淘汰的对象。由此或者还可引发一种思考，那就是：凡事非认真、执着，难以成功，但过分的认真，只会导致呆板与僵化，而过分的执着，则易流于顽固与偏狭。历代相沿，文化低，见识少，人丁不旺也就成为了必然。

　　三、狭窄的婚姻圈

　　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同姓男女不相嫁娶的习俗，到了春秋时期，对于同姓通婚的危害认识得也就更加明确，《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就有“男女同姓，其生不繁”之说，而《国语·晋语四》也有“同姓不婚，惧不殖也”的记载。而到了唐代，更通过律法作出了严格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亲结婚给予了否定和排斥。不过，从伦理方面的考虑更突出一些，而对于表兄妹之间的婚姻会导致同样的问题，一向没有注意，而对具有一定群婚性质的狭窄范围内辗转联姻所导致的基因同化，则更没有引发必要的思考。

　　另外，尽管在民谚中很早就有所谓“聪明有种，富贵有根”的说法，而且在婚姻中也曾强调门当户对，但是，从遗传的角度考虑智力、疾病等与遗传因素密切相关的问题的，少之又少。再加上往来范围、经济力量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在中国古代的婚姻关系中，联姻对象通常都在方圆五公里的范围之内，甚至还有几个家族世代通婚的情况，而所谓亲上加亲的表兄妹通婚更是普遍存在，所以，在很多家族甚至是皇家都会出现因遗传基因的同化而导致的人丁单薄与人口质量退化的问题。那些居住地比较封闭，与外姓交往有限的家族，问题自然更加严重。

　　喻姓的主要聚居地多是相对比较偏僻、封闭的地方，所以，在古代的婚嫁中，范围相对较窄也就成为了必然。从各地旧谱所记载的配偶姓氏情况看，很多地方的家族都存在只在有限的几个姓氏中通婚的情况，而几代连续出现旁系近亲结婚的，也并不在少数。于是，智力和体质一代不如一代，或者人丁单薄，或者虽有多个儿子而不能成婚的情况也就很频繁的出现，从而导致很多家族不仅不能繁盛，而且是日渐衰落、萎缩。现在那些传了二十代以上，而人口在五百以下的家族，通常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本来，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传统社会中，人口的多寡与个体智力、体质和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家族势力的大小、竞争力的强弱和社会地位的高低，人丁是否兴旺、强壮，也就成为了一个家庭、家族能否强大的最先决条件。然而，尽管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观念很早就深深地根植在中国人的心中，但现实中的无奈，却又往往成为了很多家庭、家族难以摆脱的困境。这大约也就是象喻姓这样的人数较少的姓氏普遍存在的挥之不去的隐痛。

　　四、单薄的外援

　　内因与外因的关系，不仅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生活问题。对它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不仅是对于个人的作为、成就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具有同样显著而深远的影响。因而如何在充分发挥内因的主导作用的同时，尽量争取到更多、更广泛的外援，也就不仅仅是一个地方，一个区域或者一个国家的发展要认真考虑和把握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家族在生活中都应当认真思量、好好把握的。

　　通常情况下，环境和资源的优势，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无疑都能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因而从理论上来说，具有了相对较好的环境，拥有了相对较为充裕的资源，也就能相应地能够得到更好的生存，更快而且更高效的发展。但是，外部的条件尽管重要，但终究不是最主要的。只有充分发挥了自身的能力，争取了最为广泛的外援，充分利用了各种可以利用的力量与资源，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或者取得最大的成功。所以，由婚姻、家教、家风所导致的自身力量的强弱，也就成为了发家的最主要因素。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单靠自身的力量，在很多时候也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由联姻、拜契、通好等方式而构筑的外援，也就成为了发展和壮大中不可忽视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在喻姓的发展过程中，各地各支的情况参差不齐，不仅是人口数量多少悬殊，而且长期以来的经济状况与生活方式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导致这种格局出现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在内因与外因的把握、自身力量的施展与外部力量的利用上存在的差别，无疑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家境的败落和人口素质的退化，往往与各种力量组合中出现的误差存在着莫大的关系。譬如喻姓中俞药支豫章支派的万载分支，自其第十代分支后，有三支迁到了比原居住地自然条件要好得多的地方，但是，从北宋中期到现在，历时近千年，而现有人数才一百多。究其原因，所处地理位置和条件仍不算太好，对其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相对于其他喻姓居住地的情况来说，这里的条件也并不算太差，可见其既没能长足发展，也没有思变而外迁，个中自有更突出的原因存在。根据其老谱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在这近千年的历史中，这三支有几个颇为值得注意的共同点，一是婚姻的圈子很窄，尤其是娶进来的女性，都出自附近经济情况不佳的家庭，而且从婆媳姓氏来看，近亲成婚者较多;二是生活方式长期一样，既少有读书的，也少有从商的;三是家族中互相联系不密切，与外界往来更少，长期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这样，本身底子薄，发家难，同时又不仅缺乏外援，而且还得给比自己更贫困的亲戚以援助。于是乎，积贫也就更加积弱。

　　即使是那些曾经比较强盛的家庭、家族，在其兴盛时也曾考虑过，同时也有能力和条件考虑门当户对，但是因为更多的是基于地位与颜面，而从实在的经济与外援因素所进行的考虑，并不是其中最主要的。同时，与周边外姓的交往仍然是相对封闭而保守的，所以终究还是没能摆脱江河日下，不断衰落的命运。这应该是值得喻姓及与喻姓情况类似的各人数较少的姓氏认真反思的沉重教训。

　　第二节 耕读传家

　　因为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从民以食为天的朴素观念出发，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又在所谓尊大道、薄小技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对科学技术和手工业生产不予重视，甚至还常常鄙视、贬抑，同时，对为官为宦又是特别的关注，于是乎，所谓耕读传家，也就成为了各阶层、各家族普遍的生活信条。有条件的，自然希望能够通过读书而博得一份功名，捞到个一官半职，从而名利双收，甚至由此而能封及先人，荫及后辈;没有条件的，也希望在通过努力的耕作，求得一份温饱的前提下，能略有余力，去读几天私塾，学习一点乡党应酬的知识，从而挣得一个“业儒”或者“处士”的虚名。这样，也就在日复一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累之后，一代一代地做着书香承继、簪缨熠熠的美梦。退而求其次，则能识文断字、会写会算，也就成为了不少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更有甚者，因为看不懂契约、记不清帐本，成为了很多人心底里挥之不去的苦痛，从而导致了对于这种实用性功利目的的追求，也就成为了很多家庭、家族最现实的考量，而能写书信、能记帐，常常也就成为了难圆读书梦的安慰。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影响甚至驱使下，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所谓唯耕唯读，且耕且读，也就往往被作为各个姓氏、各个家族重要的家训内容。

　　不过，也正是这种梦想与追求本身存在的偏差，加上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与现实中的诸多无奈，常使得过去的很多姓氏及其家族在具体落实中只能徒具形式，从而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喻姓的很多家族，就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一、民族共同传统的误读

　　耕读传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促使小康之家以耕种和读书兼顾，以求取更高生活质量与更好社会道德风尚的文化思想。它既包含着一种朴实的价值追求与温馨的人文关怀，又寄托着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殷切追求，同时还具有实在的可操作性，所以，它不仅成为了一种民族的共同文化传统，而且成为了一代代在儒家思想潜移默化影响下的普通百姓梦寐以求的生活模式，并进而成为了中国古代一个个家庭、家族世代为之奋斗的内在精神动力。而那些由此而导致家兴族望者，更不仅很自然地会成为家庭、家族中的楷模，也往往会成为当地乡亲的表率，甚至其事迹还时常会被编为故事，其影响则会超越一时一地的时空，成为激励后来者默默为之奋斗的榜样。

　　在很多姓氏的家训中，都有唯耕唯读、耕读传家的训导，而在一些宗祠甚至是在很多农家正堂的祖宗神位的两旁，都或写或刻有诸如“诗书继世，耕读传家”、“耕读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绳其祖武唯耕读，贻厥孙谋在俭勤”之类的对联，作为一种家教、家风的重要内容，正是缘于这种思想的影响。而其普遍性的存在，则足以看出它在过去的影响范围之广，在民心中的根植之深。

　　其实，所谓耕读传家，也就是一边耕种，一边读书，通过耕田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通过读书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其立足点落在既学谋生，又学做人之上。就其根本意义而言，能在且耕且读中“学而优则仕”，谋到一官半职自然最好，但更主要的还在多少读点圣贤之书，以明白礼义廉耻等做人的道理，作为提高一个家庭、家族整体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的基本途径。在此基础上，有一定的文化，有较高的修养，也就成为了赢得较高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准。因其影响，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发家致富的道路有很多，自古以来也不乏通过别的方式发家致富者，但是如果没有文化，虽然暴富，也往往不能受到特别的尊重或者敬重。于是乎，对于文化的渴求与推崇，也就成为了传统社会价值观念中的核心内容。而没有文化，则不仅只是生活维限者心底里挥之不去的苦痛。与此相应，半耕半读、耕读结合的生存方式，又很早就成为了中国古代不少知识分子理想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如晋代的陶渊明“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唐代的王维“悠哉不自觉，退耕东皋田”(《奉送六舅归陆浑》)，明代的钱秉镫“日入开我卷，日出把我锄”(《田园杂诗》)，就都以耕读结合作为乐事，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更成为了不少文人墨客歌咏与追求的对象。即使是那些通过读书博得了一份功名，通过做官赢得了一份家业的，也往往以买田置地作为罢官家居的退路，更以田多地广作为家道长盛的依托。由此可见，所谓耕读传家的本意，原本并不只在求官，而更重要的还在提供文化素养，形成良好家风。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传统，再加上由于种种原因，过去很多家庭都因为生活困难，能读得起书的比较少，所以，不仅有文化的人非常受人尊敬，与文化有关的一切都会受到广泛的尊重。而读书明礼，知书达礼，也就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深切的希冀。而耕读传家也就成为了中国农本社会中不断延续着的文化之灯，照耀过一代代人改变命运的未来之路。事实上，它不仅曾经撑起过一代又一代的进阶之梦，也筑起了传统社会中温良有礼的道德长城。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古代取士方法和官本位思想的影响，读书又常常被视为谋官觅职的唯一手段，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等等，也就成为了旧时代普通民众中广泛认同的信念，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则更成为了众多农家子弟求学入仕的理想。

　　正是因为读书被误解为单一的入仕食禄之途，所以，在很多家族中，虽有耕读传家的古训，但是对读书之事并不是很重视。其中有的固然是因为经济原因，有心无力，不得不在生活的无奈中，将读书梦潜藏在心底，但更多的则是观念的误差。在过去的很多家庭、家族，又往往在实际上秉承着一种重耕轻读的思想。即使是小康殷实之家，也通常也只是重耕兼读，在有几个儿子的情况下，也往往只送一个读书，而且只求粗通文墨，足以应付日常写算和乡党应酬而已。正是由于这种认识的偏差，所以，耕读传家思想的落实，在现实中就打了很大的折扣。甚至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大多数农家子弟，都将考上大学作为跳出农门的唯一途径。而估计可能性不大的，则干脆放弃。即使形式上读了个初中、高中，实际的文化水平，充其量也就是小学、初中而已。这也成为了我们现在真正实现全民较高的文化素质教育任重而道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喻姓中有很多家族，就正是出现了这种误读与偏差，所以在一代又一代的文盲与半文盲的传承中，家道日渐衰微，即使没有被淘汰，也只是勉强维持而已。在现在有喻姓居住的各县，大多只有一支，而且人数都在一千以下，少数有多支的，人数也多半在几十至数百不等。虽然造成人丁单薄格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读书少，文化水平低，不能说不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二、耕读传家的利弊

　　先圣有云：“民以食为天。”所以，在社会经济不发达的古代，如何较好的解决温饱问题，不仅是每一个家庭必须着重考虑的首要问题，而且是各级官员上至皇帝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的问题。因为对于个人而言，正所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吃饱肚子是最现实的基本需要;对于一个家庭而言，有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点也马虎不得;而就社会而言，衣食的困顿，往往是导致和助长社会动乱的最主要原因，所以，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与此相应，从伦理道德建设的层面上来说，早在先秦时期管仲就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看法，并得到了后世普遍的认可。由此也就说明，以粮食为基础的物质需要，是倡导良好的道德风尚，建立精神文明的前提。正因为如此，以耕为基础，以读作提高的耕读传家思想，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共同文化传统。实际上，它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尤其是文化的传承，也确实曾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一代代的杰出人物，通常都是在这样的家庭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尤其是在中国古代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经济模式下，以私塾、家学、族学为最普遍的教育格局中，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政治经济体制和生产力水平等多重因素的限制，就实际情况而言，它又是利弊共生的。

　　首先，对于大多数时候的大多数家庭来说，力量的薄弱所带来的，只是诸多的无奈，因而在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里，勤耕苦作才是重中之重，读书只能是余力所及。尤其是对于缺地少地的农家来说，能有几块薄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通过辛勤的耕耘，广种五谷杂粮，外加老天的恩赐，在风调雨顺中得到一个好的收成，已经是求之不得，倘能在农作之余，再加上六畜兴旺，在勤俭节约中能岁岁有余，更是谢天谢地。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能有钱有闲读书，无疑是一种格外的奢求。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耕读传家的祖训，很多时候不得不束之高阁，成为一代复一代的希冀，而只耕不读则成为了大多数家庭、家族最终无可奈何的选择。于是，在无知无识中只能一代又一代地埋头在贫瘠的土地上刨食，也就成为了很多家族挣不脱的怪圈，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其次，这种思想以耕与读相提并论，在传统的士、农、工、商等诸多选择中，将耕与读放在并列的首位，从表现上来看，对于维护稳定的生存和发展似乎是最为有利的，但就实际情况而言，农耕固然能够解决起码的物质生活要求，但在土地有限，自然条件各有不同，而生产力水平又相对低下的大背景下，要在有限甚至根本没有土地的情况下，单靠辛勤耕作而发家，可能性极小。除非占有大量的良田沃土，否则无工与商的相助，既难富，更难强。而且，对于土地的过分依恋，也很难促进开拓精神的发挥，难以使得各种独特的聪明才智得以施展。这既是科技发展的障碍之一，也是很多家族沿袭千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却始终难以壮大的重要原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个人的力量，包括智力、能力等方面的才干固然都是有限的，特别杰出者总只是少数，但是，在一代代的前赴后继的传承中，即使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每一个家族也都有可能出现强者，从而由于他的成功使得家兴族旺。可事实的情况却是大多数家族却都难以通过农耕而富强，这就是最直接的证明。也就是说，能力的大小，从长远的角度看，并不是最关键的，由观念和习惯所导致的愚昧保守、固步自封，才是贫困的根源。

　　第三，因为各种原因而发家了的，或富或贵，本来为后代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应该更易于开枝散叶，世代簪缨，但事实的情况却往往正如先圣孟子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无论是财富、地位，还是权力、名望，都会很快地消磨，曾经显赫的家族，即使不因为意外，也无一例外地走向衰落，在日渐式微中消散诗礼传家的荣华，而且通常是“世家无百年之运”。虽然在历史上也有一些不止五世，超出百年之例，但毕竟是少数，而在此范围内的，极为普遍。那么，造成这种规律性特征的原因何在?这是社会学家广为关注也进行过大量研究的问题。诚然如众多研究者所得出的，骄奢淫佚，不知稼穑艰难，也就是恃富而娇，恃贵而骄，纨绔败家固然是最为直接的原因，但是，只读不耕所造成的文弱，拘泥于儒家经典所造成的僵化与迂腐，无疑是更深层次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知识既可改变命运，知识又同样可能束缚生机。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所谓“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大约就正是这种结局的概括与写照。

　　第四，正是由于耕读传家、光宗耀祖思想的负累，又使得那些或经过艰辛努力，或因为侥幸而成功者，所肩负的责任往往不只是个人的起落沉浮与荣辱得失，即使撇开国家的兴亡与民族的大义不论，为了家庭、家族的长盛不衰，为了一姓一氏的门楣光大，他或者他们往往又必须为了子弟和族人有田可耕，有书可读，有时是在复杂的政治格局中不得不广置田宅以自污，有时是在经济的博弈中不得不处心积虑，于是乎又造成了很多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

　　所以，耕以养身，读以养心，有耕有读，本来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但是作为一种传家的信念与训导，其正面和负面的作用，在过去那种以农耕经济为基本特征，并且常常是靠天吃饭的年代里，大约可以说是各得其半。

　　从喻姓发展的历史来考察，得其利者固然不少，如义乌、荣昌、黄梅、宁乡等支，都曾在此传家思想下涌现过不少人才，并且因为家道兴隆而人相旺盛，成为一时名门望族。但是，也正是这些家族，曾受到了它强大的反作用，并没能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