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喻氏家族的家族迁徙

喻姓的迁徙时间开始很早，从各种姓氏书籍和很多族谱中都可以看出，出自周王族的一支，即现今喻姓中的谕猛后裔，早在东汉以前就有人由现在河南郑州一带的原籍迁出，中间可能一度居于湖北，但到谕猛即迁到了江西南昌;原来留居原地的，在唐以前又有人迁到了今属河北、山东的河间、渤海郡一带。出自俞药的一支，得姓不久后就曾迁居于西蜀，后又有人迁江西南昌，再迁浙江严州，还有一支直接从西蜀迁到了浙江杭州。

从迁徙的原因、目的、方向、路线和地域来看，喻姓在历史上的迁徙，有很多与其他各姓相同的情况，但也表现出了一些独有的特征。具体而言，表现在：

一、迁徙原因：

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无论是个人、家庭、家族，还是部族或者民族，其定居与迁徙无一例外的都是以安居乐业为基本目标，通过尽可能有效的手段去求生存、求发展。自然，从迁徙目的的角度来考察，导致迁徙的根本原因无外乎三个：一是为了生存而转徙，即所谓谋生觅食，且不说个体的行为，即如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也不外乎如此;二是为了安定和有序，个人方面主要是为了避乱、避仇而流转，政府方面则主要为了控制与平衡而调动。三是为了发展而开拓，对于家庭、家族而言，以置业分居为基本手段，对于部族或民族而言，则以整体迁移为特征。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战乱频繁的社会大背景下，生活中的无奈甚至迫不得已，往往成为了迁徙中最主要的动因。从所属性质的角度来看，则大体又包括政治原因、经济原因、自然原因、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五种。其中，政治原因主要包括政府行为、朝代更替、少数民族的入侵或入主，经济原因主要包括贫困、局部人口压力、跨地域商业活动，自然原因主要包括各种灾荒、瘟疫导致的天灾人祸，社会原因主要包括各种社会性动乱、矛盾与纷争，个人原因则包括谋生、避仇、经商、旅游、投亲、出仕或从军后落籍、出嗣等等。喻姓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就迁徙原因而言，中国古代各姓氏迁徙流转的共同原因几乎都具备。

1.因人丁兴旺而就近分房

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发展起来了，自然就会人丁兴旺，而大家庭的生活虽然有很多好处，能够通过分工与合力而使家庭变得更加强大，但是同时也会因为人多心异而引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加大管理和维持的难度，因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分家也就成为了必然。同时，随着代数的增加，血缘关系越来越远，亲情也会自然转淡，从而使得对于生活空间的扩展，成为发展中必然的要求。开始时可能只是简单的分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狭小的空间的容量必定会被实破，自然就不得不由就地分家而变为就近分房。于是乎，开始时的一个家庭，很自然的就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家族。虽然居地仍然相对集中，但必然会成为村落。与之相应，只要发展顺利，人口自然会是越来越多，就近分房、聚族而居所形成的村落，也慢慢的会出现人增地窄的问题。于是乎，表面上的就近分居，实际上也就随着家族的不断扩大而越分越远，因之而不断形成新的聚居村落。对于居住在行政交界地区的家庭、家族来说，在实际距离上原本是就近分居，但是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不意之中就出现了跨州越县甚至出省的情况。喻姓由南昌而分居新建、丰城等县的不少支派，就是如此分家后逐渐发展起来的。

2.因家境富饶而另行置业

人的智愚各有不同，身体状况也有好坏之别，因而能力也就有自然的大小之分，再加上勤勉程度各异，有效劳动力多少不同，由联姻而带来的外援也或大或小等因素的影响，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总会出现部分强人，在同样的自然环境与条件下，取得超出常人的收获。在传统的封建宗法制社会中，个人因素的影响，又往往可能导致一个家庭、家族甚至一个地方、一个部族、一个国家得到强势的发展。而一个家庭壮大了，富裕了，通过买田、买地、买山、买水、购房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家业，也就成为了传统小农经济社会中必然也是唯一的选择。即使是因为当官或者经商致富的，也往往会“以末取之，以本守之”，通过购买农田、庄院来储存和扩大已得的财富，并且作为传给后世子孙的主要遗产。于是乎，先是在老家附近地区择地而购，或者因为仕宦、经商等原因导致一时的暴发，或者因为不断的积累与壮大，在购买能力很强而本地已无足够的田地可买的情况下，也就不得不在远处置业，择子分居。正因为如此，因富而迁，也就成为了迁徙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喻猛后裔各地旧谱中所载宋代喻从政九子分居，从而衍出江西南昌、丰城、新建、奉新、新昌、萍乡以及安徽当涂、四川内江、湖南平江九大支，其中南昌附近各县的支派，就是因此而分迁繁衍出来的。尤其是大纲支派之分居丰城、大常支派之分居新建，更为典型。

3.因仕宦、从军、充徭役而落籍

因仕宦而迁移，不仅是中国古代各姓氏分迁中比较常见的原因之一，而且由此而迁出者，往往会因为其社会地位比较高、见识较广、经济实力较强，在迁居时选择的地域和环境通常都比较好，从而为后世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的甚至还因为后代中多有出仕者，或者因为家境富饶而人丁兴旺，从而很快便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虽然在古代官位有肥瘦，居官之地有好坏，但即使居官之地就大范围而言是相对比较封闭、落后的地区，而其落籍之处，就局部而言，也通常会是当地相对比较好的。所以，因出仕外迁而新衍出的支派，往往会比原籍发展得更快，繁衍出的人口也会更多。而所迁之地是信息比较灵通、交通比较便利、商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的，当然更盛。即使是相对闭塞之处，虽然信息、交通、商业化程度等方面的局限，对于一个家庭、家族及其所在地区长远的发展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这种影响远远不会比地形、地势是否开阔平坦，田地是否充足，土质是否肥沃，灌溉是否方便所带来的影响更大。因为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而以种植业为主要生存、发展途径的情况下，后者才是制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于现在中国农村中的很多地方、很多家庭来说，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与优劣，抵御水灾、旱灾、火灾、疾病等天灾人祸的抗风险能力的大小，仍然是困扰农民脱贫致富的瓶颈，自然更遑论在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要低得多的古代。换一句话来说，靠天吃饭的程度与发展壮大的潜力刚好成反比，较佳地域的选择和已经拥有的较强实力，也就使得因宦游而迁的家庭往往容易把握发展的先机。很多姓氏都有多个郡望，有的固然是因为源出不同，各有兴盛之地，但因为支派的迁徙而形成新的郡望，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喻姓中俞药支迁居浙江的主干，就是因官而迁，而现居湖南宁乡、湘乡、娄底、长沙、安化、益阳一带的谕猛后裔，其始祖喻瑫就是在宋代因出任潭州教授而从江西迁到湖南的，虽然其最初的择居之地并不是很好，但适应农耕的各种自然条件比原籍还是要好得多，所以后来的发展也就比其留居在原籍的兄弟之后要强得多，现有人口约有六万，先后迁居省外的尚未统计在内;现居川、渝、云、贵的大部分喻姓，就是明代曾任刑部尚书的喻茂坚的传人，其中有很多支派都是因官而迁的。谕猛后裔这两支的人数，都成为了喻姓同期分迁各支之最。

因从军而驻留，通常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充任军官率军驻防而落籍，二是因军垦、军屯或戍边而留居，三是因种种原因脱队而流落。属于第一种情况的，与因宦游而落籍者有些近似，即使不是携家眷而迁，而是和后两种情况一样是去了以后在当地娶妻生子，也因其自身条件较强，建家基础比较好，其后人的发展情况也比较可观。如现居重庆南川、四川合江、古蔺、乐山、成都、泸州及贵州仁怀等地的喻姓，其先祖喻秀轻就是在明洪武年间由湖北麻城从军，充任校尉后领军驻扎南川而落籍的，其后裔现有两万多人。虽然其中可能包括由另一支误混误合而来的一部分，但可以肯定是其后人的也在一万以上。后两种情况因为都具有身不由己的因素，在地域上往往不能有所选择，而最初的经济实力相对也比较薄弱，在当地娶妻成家也因自身条件所限不能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即使是处在经济相对比较活跃的地方，其发展速度也相对较慢。譬如福建福鼎喻氏，其先祖是在明朝永乐年间从当时的湖南长沙茶陵州从军而去的，至今历时六百年，而繁衍出的人口只有两千多，与居于四川、重庆、贵州的喻秀轻一支，悬殊就很大。但因为这一支是因为军屯而留驻，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在现在广西、云南、贵州某些地方的一些小支派，其源头可能属于第三类，人数也就更少。

因充徭而定居，也有两种类型：一是因长期转输或屯垦而成为边民，二是因充当民夫而成为陵户。前者既有为支持征战而运粮运草，在战事连绵中长年充当劳役而不得不因时制宜的，也有为边关修工事、垦荒地，从而变相从军的。喻姓居于云南的支派，就不乏由此而衍出的。后者则往往是因为修筑皇陵，旷日持久，从而不得不落地生根成为陵户的。喻姓现居辽阳、铁岭一带具有旗籍的，多半就是由此而来。

4.因谋生或经商而外出

因谋生而外出，从而落籍他乡，是古代常见的迁徙原因之一。在各个朝代相对稳定的时期，因为天灾人祸而外出逃荒，从而流落他乡，落地生根的尚且并不鲜见，在时局动荡而户籍管理比较混乱或相对松懈的时候，这种情况自然更多。从各种史籍的记载可以看出，大凡古代出现流民比较多的时候，往往也就是在大的水旱灾害之后，逃荒的队伍边走边停，虽然在灾过后仍有回归原籍的，但除中途死亡的外，在逃荒途中随遇而安的也有不少。几乎每一次大灾之后，除灾区人口锐减外，未发生自然灾害而经济相对富裕的地区，人口都会有所增加，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由此而来的。在一些姓氏聚居地中偶尔夹杂的异姓，有的就是因此而迁入的。在喻姓古代的迁徙过程中，也有这种情况，只是旧谱中通常没有明确记载而已，云、贵、川有的旧谱中就有隐约的反映。

另外，古代也有很多有劳力而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民外出做工，或到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做手艺，当帮佣，或到土地比较多的地方帮人种稻收谷，或到山区代人伐木，如此等等，作为谋生辅助甚至是主要手段。这些外出者中，固然多数只是短期外出，挣到钱后仍回家乡的，但也不乏因为常来常往，与当地逐渐熟悉后长住的，而其下一代随去后，因为继续打工甚至就地成婚，从而正式安家落户，成为了新住民。只是因为起点低，所以发展也慢。同时，多数因为文化水平低，或者出去较早，对族史不甚了解，与原籍的联系也少，所以往往在过了若干代修谱溯源时，对其由来与先世情况，也就茫然无知，不得不付之阙如。那些虽也有旧谱，但对先世由来根本说不清楚的支派，有不少就是由此而来的。这种迁徙，在多数姓氏中都有，在喻姓中也不乏其例。譬如湖南华容、安化等县的喻姓，就是因为外出谋生而从宁乡迁去的。

因经商而外出，从而寄籍他乡的，较以其他形式外出谋生而定居的，情况往往要好得多。因为大凡外出经商者，都小资财，因而要易地而居，也就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加上因为长年奔走四方而见多识广，所以要择地安居，往往也比较有眼光、有能力作出较好的选择。即使是因为经营不善，并无多财，也因具有一定的经济头脑，对于子女也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要重新振兴起来也相对比较容易。自然，因经商外出安家的，比起那些纯粹以务农或出卖体力而外出谋生者来说，发家也就要更快一些，有的甚至还不亚于因宦游而外迁者。如现居重庆叙永的喻姓，就是在清朝雍正年间从四川内江因经商而迁去的，现已繁衍出两千多人，比其他地方一些迁居时间更早的支派人数还要多。

5.因投亲、寻亲、随亲而播迁

中国人是最重视亲情的，因为种种原因而外出者，总会长抱着一份浓浓的故乡情结，而仍然留在家里的亲人，则往往会有一种心念身随的愿望。因而在艰难的生活重压下，一方面缘于攀亲投友，常常会出现一个家庭、家族中有人在外发达了，其在老家或近或远的亲人，总有由一个而一家，由一家而一族的迁居者;另一方面，有人成家后外出谋生，多年失去音信，家中的后辈长大成人后出去寻找，无论找到与否，都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在异处安家。由此，也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姓氏迁徙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喻姓的发展史上，因投亲而迁的，在云、贵、川地区比较多，如遵义、铜梁、毕节等地有多个小支派，其迁入时间相同而始祖各不相同，就是因为当初族中同迁和投亲导致的。因寻亲而迁的，缺乏记载，往往在原籍旧谱中被归入外出失考之列，而在迁入地旧谱中，则是“始祖以上莫得而详”，甚至能详的也多数说不清当初外迁的原因或原籍所在地。如湖南怀化会同县一支，就是在明朝洪武年间因寻亲而落籍的。因随亲而迁的，则有河南光山一支，其始祖喻孟烈是在明朝正统年间随舅舅迁去的;江西高安有一支是缘于堂兄出赘，堂弟随后迁去的;贵州毕节则有一支当初是随表叔而迁的。

6.因家庭不和而转徙

所谓“家和万事兴”，这是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了的道理，并且成为了普遍认同的生活中的格言。但是，因为人心不同，智愚有别，而各种愿望和需要，也往往会因人而异，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或大或小的摩擦，也就成为了寻常之事。由于利益的冲突而导致兄弟阋墙的固然是少数，但是，因为对于某些事情的理解不同，或者是在某些时候的言语不合，又或因为对某些事情处理方式的不同，从而导致父子、兄弟失和的，无论何时何地都在所难免。正因为如此，这也就成为了一些家庭分家和迁居的不足为外人道的重要原因，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具有共性的现象。喻姓在过去的迁徙中，出于这一类情况的，也并非没有。譬如俞药之后，现在居于湖南浏阳的喻姓，根据其老谱记载，其始迁祖就是因为兄弟不和而从平江迁去的。不过，属于这种情况的，可能更多的是由于家庭成员间对于家庭的管理与发展持有不同的意见，从而导致个性要强的一方另迁他处以谋发展，所以，迁出者后来的发展往往并不会差。现居平江、浏阳的喻姓，虽然同出一源，但平江共三房，现有人口近两万，而迁到浏阳的一房，人数也有近八千。

7.因避乱、避仇、避祸而流离

在中国古代，因各种内乱及少数民族入侵、入主中原而导致的频繁战乱，往往使得成千上万的家庭甚至一个一个的家族被迫背井离乡，迁徙外地，由此而成为了各姓氏大规模迁徙的最主要的社会原因。这样的动乱，每个朝代更替之际都有，有的朝代中间也有，每一次都无一例外的引发了大规模的姓氏迁徙。尤其是象魏晋南北朝、唐末五代和辽宋夏金元对峙时期，因为动乱持续时间很长，就都曾出现过大规模的社会性大迁徙。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涉及人口之多及对中国姓氏分布所带来的影响之巨，都是其它时代或别的原因所导致的迁徙无法比拟的。现在南方的大多数姓氏，就是在这几个时期里从北方迁来的。喻姓中源出姬姓的一大支，后来在北方没有传人，很可能也就是在这几次大规模的迁徙中全数迁到了南方之故。而喻姓中很多支派的分迁时间往往是在朝代交替、战事频仍之际，迁居地则往往是那种比较偏僻闭塞，与外界交往较少也不易交往的地方，甚至是省、府、州、县交界之处的丘陵与山区，也反映出了这种痕迹。如江西万载的罗城横坑，萍乡上粟县福田镇的清溪就都处于群山环抱之中，浙江桐庐的横村镇后岭村等则是典型的丘陵地区，而湖南宁乡的青山桥，更不仅是丘陵地区，而且还是州县交界之处，就是典型的例子。

因避仇、避祸而迁，在很多姓氏的分支迁徙中都有，而且有的迁入异地后还改用他姓，从而成为了一些姓氏构成中的特殊成份。喻姓在古代的分迁中也有这种情况，如新建新塘谱中所载濠溪支派终结的原因为“原良合门被戮，复兴父子他遁”，就是一例。只是对原良一家被杀的原因是什么，又是谁杀的，与复兴父子又有什么关系，他们逃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有传人，是不是还有改名换姓之事，都没有明确的记载。现在喻姓中始于元明之际而源头不明的，可能有某一支就是其后人也未可知。

8.随政府大规模移民而改籍

在中国古代，有很多朝代的统治者为了加强和巩固统治，或者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都曾强制性地组织大规模的移民，尤以秦汉和明清两个时期最为突出，这也就成为了大规模迁徙中最主要的政治原因。由于具体的目标和方式不同，这种由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大致又可以分为五类：即或者为了消除既有或潜在的反叛势力的而进行的调迁，或者为加强和充实边疆地区的力量而进行征戌、屯田、流徙，或者为加强对新开拓地区的控制而进行的征募和迁移，或者为平衡人口、开垦荒地、恢复经济秩序而移多就少，或者为兴建大型工程而组织搬迁。另外，除夏、商、周三代早期的部族迁徙外，从周朝以至民国，中国历史上曾有多次迁都之事，从而先后出现了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等有名的古都。伴随着每一次迁都，都曾有大批民众跟随着转移，尤其是一些官僚和世族的随迁，不仅使得很多姓氏的分布出现了变化，而且因之而形成了新的郡望。如两晋之际的王、谢之成为江浙一带的望族，就是其例。正是因为这种由政府组织或者由政府行为而导致的大规模移民，也就使得很多姓氏的人有了成批的迁徙。在喻姓的流布过程中，也和很多别的姓氏一样，因之而有流转。比较典型的如安徽肥东、湖北黄岗等地喻氏，就是明初由江西饶州府鄱阳县瓦铄坝筷子巷迁去的。再如现居四川和重庆的好几支，都是在湖广填川时从两湖地区迁去的。

9.因朝代更替而隐居

由于受封建正统观念和伦理思想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曾发生过很多因朝代更替而导致前朝官僚与遗老遗少隐居的故事，譬如早在商、周易代之际的伯夷、叔齐因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还曾被古代的士大夫长期奉为忠君守节的典范。因此，每当朝代更替之际，就总会出现一些基于所谓义节而隐居的人。这些人固然大多是采用弃职归田或托病不出的方式，隐居于故乡，但其中也不乏另觅偏远之地隐居者。在喻姓发展史上，晋代的喻合不应晋武帝之召而隐居庐山北阜，后传出喻猛后裔主干，就见于多种姓氏书籍的记载。其族孙又有喻伦，曾为南昌尉，后隐居新建，传出新建、奉新喻氏中的两支，也是其例。

10.因贬谪或流放而辗转

在中国古代，经常因为各种政治原因或者政治斗争而有官员遭到贬谪、流放，又常有各种免死的重罪犯被发配、充军到边远地区戍边，或者被羁押到皇家墓园守陵，有时还是将大批犯人或其家属以及大案、要案中的被牵连者一同强制迁移，规模很大，所以，这也就成为了古代姓氏迁徙中的原因与途径之一。喻姓历史上因居官遭贬谪或因重罪被发配到边远地区的，似乎没有，但在现在的东北地区有一支隶属清朝的旗籍，且相传先世曾为清代皇家守陵人，何以会如此则不知所以，也就不能排除是基于某种原因而受到处罚的结果。因为喻姓属于比较典型的南方姓氏，虽然也有几支在元明清时期迁居东北的，但族籍均为汉族，各种史籍和旧谱中并没有满族中有喻姓的记载，所以，这一支只会是后来因成为满族仆役而入籍的。只可惜缺乏相关文字材料的记载，难以考清详情而已。

二、迁徙类型与方式：

就人类社会的各种迁徙而言，无论是自然性的还是非自然性的，也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的，总体的迁徙类型无非是两种，一是自发的小范围、常发性个体迁移，二是应征、应募的大规模、偶然性的群体迁移。但因为具体的迁徙原因、动机和目的各有不同，所以，其迁徙方式也各有不同：

1.只身外出

虽然就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而言，影响最大的是大规模的群体性迁徙，但在古代人口流动过程中最为常见的，则是小规模、常发性的个体迁移。尤其是为了谋生或者因为出仕、从军而外迁的人中，各个姓氏的各个支派中都有很多是只身外出的。其中，有少数外出后发达了的，因为探亲、寻根、修谱等活动，与原籍建立了联系，因而在原籍旧谱中记载了外迁的原因和去向，而更多的则因与原籍完全失去了联系，而在原籍旧谱中只有“外出失考”字样，充其量也只有大范围的去向。甚至有的外出者虽有祖籍和由来的口传，但过了若干代后编修家谱时到原籍追宗寻根，在原籍旧谱中却找不到可以衔接的记录。因为在古代姓名文化中，虽有名与字并行，但在实际的运用中，却主要只在读书人中流行，多数农民虽然在小时候有小名，后来有大名，但并不是名与字的关系。所以，到了修谱时，为了长幼有序，辈份清晰，往往都是临时按族中共拟的字派，大约参照其常用名另取谱名登录，再以其常用名为字。很多早年外出者，或者其名已被族人忘记，或者长期与原籍失去了联系，就只在其母亲的相关记载后列出了谱名。而其居于异地的后人则只知其本名而往往不知其祖籍的谱名，所以在溯源时就很难对上。这也就是各个姓氏的支派在追根溯源时经常遇到的问题。虽然它不是导致各姓氏中某些支派考不清来源的唯一原因，但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也恰恰说明，在古代的姓氏迁徙中，只身外出，是一种很普遍的迁徙方式。

喻姓中因为只身外出而失考的，在南昌及其附近的丰城、新建、奉新等谱中最多。因为这一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喻姓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喻姓早期的兴盛地，喻猛一支后来居住在其他地方的喻姓，最初都是从这一带分迁出去的，尽管有的又曾再分、再迁，但其最初的源头，莫不在此。正是因为祖居地外出失考的多，而迁居地往往受到时间、空间和经济力量等方面的局限，所以，对于源流和迁徙原因与经过能够明了来龙去脉的固然不少，而无法准确考清的也同样很多。现在居于湖北、河南、四川、云南、贵州的某些支派，不知最初的源出，其原因正在于此。同时，因为南昌是各地喻姓都认同的发源地，有的虽然并不直接源出南昌及其附近地区，族中也会因为从众等原因而传出源于江西南昌或者丰城的传说，而其实际的祖居地并不见得就是在南昌或者丰城，有的是源出附近的新建或奉新，也有的则经过了其他地方的中转。譬如四川内江的一支，其旧谱中所载源出南昌，而实际上则是从江西高安迁过去的，重庆有一支旧传源出丰城，而实际上则是从湖北竹山迁去的，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2.举家迁移

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观念是很重的，再加上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和约束，所以，挈妇将雏或者奉母随父举家迁移，也就成为了各个姓氏迁徙中最为常见的形式。大凡有了家或者有亲人在，而其迁居又不是迫于无奈，身不由己，如从军或因犯罪被羁押，往往都会采用这种方式。各地喻姓支派中，凡在溯源时能和祖居地衔接上的，通常都是如此而迁。即使对祖源不甚了解，修谱较早的，也对其迁居方式有大略的记载。譬如现居陕西安康紫溪河的一支，其旧谱中就明确记载，其先祖是在清朝乾隆年间由兄弟五人共同奉母而迁的。与迁居地的旧谱相应，在各原籍谱中，也往往可以看到举家同迁某地，父子寓居某处之类的记载。如现居江西丰城县同田乡的一支，在原籍新建旧谱中，就有父子一同寓居钞塘的记载。

3.结伴而徙

结伴而徙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同族中的叔侄、远房兄弟或者与其他亲戚关系的人一同外迁，二是朋友相约同迁。在喻姓各支中，前一种情况比较典型的有现居湖北黄冈、黄陂、大悟、武汉新洲及河南罗山、息县、光山、信阳等地的喻氏，其先祖就是在明洪武初一同经由江西乐平县瓦筲坝筷子街迁到湖北黄冈、黄陂等地再分支的。后一种情况比较典型的有湖南宁乡喻氏，在当地文姓和汤姓的传说中，有汤、文、喻三友结伴同迁，并且去世后同葬一山之说。

4.群体转移

群体转移是在政府行为的引导或者强迫下进行的。其中基于自愿而主动迁移的，包括随迁都而移与应募而迁;出于无奈而被迫迁移的，则主要是被强制征调到异地安置。前者或者是着眼于日后的安全保障与发展空间，或者是为了得到相应的补偿与赋税减免等优惠政策带来的眼前利益，虽然在根本上可能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但对于有识者和在既有生活中面临困境者，往往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所以，尽管要背井离乡，但被迁者还是乐于参与。甚至有的本不在募迁的范围，也还会想方设法先迁到可以列入迁徙对象的地域。中国古代曾先后形成了几个有名的移民地，如山西洪洞的大槐树、湖北麻城的孝感乡、江西乐平的瓦筲坝，每一个地方都曾迁出几十万人，而当地的户口与人数在相关的几十年内并无太大变化，原因就在如此。这种情况在明清初年组织大规模移民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后一种情况以唐宋以前为多，因为是强制迁移，被迁者往往是身不由己，而且通常并没有什么补偿和优待，所以这种迁徙往往近乎逃难。同时，因为迁居地多数是比较落后的边远地区，所以后来很难得到发展。即使是被迁到较好的地区的，往往因为受到了诸多的限制或者被原住民排挤，也很少有形成望族的。喻姓进行群体迁移而见于各地谱牒记载的，主要在明初由江西迁到湖北、安徽，清初由湖广迁到四川、云南、贵州。现在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喻姓各支派，都是因此而迁去的。在其旧谱中关于源头的记载，往往有迁自江西乐平瓦筲坝、湖北麻城孝感乡之说，就是显证。

三、迁徙目标与路线：

人类的迁徙，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但是，除了不同的迁徙原因会对迁徙的结果产生很大影响外，迁徙目标和路线的不同，也同样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的迁徙，概莫能外。就目标而言，凡是事先明确的，往往都能把握好时机，选择相对较好的地域，从而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与之相反，目标不明或选择不当的，即使不由此导致败亡，也必然会导致衰落，至少是经过多年甚至历经几代的努力，也还难以恢复元气。在动乱或者大灾之中一些大家族迁往他处，其后人不再有旧时模样，家道迅速中落，原因多不外乎此。在中国古代客家人的迁徙中，相对而言，动迁的原本多是富家大族，但是由魏晋而隋唐宋元，很少在南迁途中形成新的姓氏郡望，即使一时之间凭借既得的权势维持了昔日辉煌的，不久后也每每随着物换星移而出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格局，很多家庭、家族由此而不得不一迁再迁，其中自也不乏这方面的原因。而就路线而言，恰当与否，往往会对迁徙的成败产生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对能否在沿线尽快找到合适的定居、开拓地点影响更大。古代一些豪门迁徙后的凋落，一些大姓分支迁徙后的繁盛，往往都与其择居观念和迁徙方式、路线的恰当不无关系。与之相应，一些得姓早而人数少的姓氏，则往往是因为迁徙方向与路线带来的局限，束缚了其发展的力量与空间。喻姓虽然绵历了近两千年，但人口数量却在前两百姓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不能不说就是在古代的迁徙中目标和方向的确定以及路线的选择上出了问题。

1.目标和方向的错误

从迁徙目标和方向的选择上来说，无论是最初的谕姓还是后来的喻姓，也不论是谕猛支还是俞药支，都不是像其他一些大姓一样，朝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靠拢，而是背道而驰，远离中心，并且是越到后来，越走向封闭。

本来喻姓中的第一大支出自周王族的姬姓，开始时是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但其最早的郡望不仅不在古都长安、洛阳或就近的京畿地区，也不在最先得氏的古祭国或郑国所在的新郑地区，甚至根本就不在中原地区，而是到了长期属于边境地区的渤海郡和在古代很长时期都邻近蛮荒的江夏郡。根据族中传说，在汉代改姓为喻之前，居然还可能迁到了纯属蛮荒的巴蜀。

另一支出于俞药的，相传本来居住在当时堪称江南形胜之地的豫章，开始时迁到严州，也还不错，毕竟江浙一带自古就是富饶的鱼米之乡，而且北进有六朝古都，东移有三吴都会，可是，在后来的繁衍中，虽然也出了不少文人雅士，却没有人去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畔择居，很少有人想到钱塘自古繁华，而要融入那参差十万人家，同样没有人要去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姑苏。即使是原居杭州，曾去汴梁修了著名的开宝寺塔的喻皓，其子孙既没有世居杭州，也没有在汴京分支发派。俞药后人的主干，也和谕猛后裔一样，越迁越偏，终于分别迁到了桐庐、嵊州、万载、平江、浏阳等地的丘陵之中。

2.路线选择的偏差

中国古代各姓氏迁徙的总趋势固然是从中原向四方发散，由北向南转移，但是，就各姓的具体情况和表现出的特征而言，在迁徙路线的选择上，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各个时期的迁徙中，越是人口众多的大姓，越是走开放路线，即随着各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沿着开阔的官路，向着充满生机与潜力的城市或平原地区挺进，从而迅速融入了新的权力体系与特权阶层，很快形成一批批新的世家大族和一个个新的郡望。而与之相反，越是人数较少的姓氏，越是走封闭路线，也就是沿着荒僻的小径，朝着背离比较发达也更便于发展的中心地区的方向，往丘陵甚至山区挪动，从而日益被边缘化、底层化，渐渐陷入了积贫积弱，不断被自然淘汰的困境。

喻姓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没有在中原地区把根留下，但迁徙路线的选择与各姓氏迁徙的总趋势还是基本一致的。尽管唐代以前的情况已很难说清，各种文献中有记载的主要聚居区都只提到了南昌一地，但毕竟姓起中原，在南朝时即在今天的南昌形成郡望，那么在中原或者靠近中原的地区，即使未成名门，也自会有望族。因为即使改姓为喻的是千里走单骑，那么仍然姓谕而留居原籍，到后来才逐渐改的那一些，也自会继续繁衍生息。只是因为南朝人编的姓氏书籍中，没能把北方的情况反映出来，我们现在已经无从了解当时的情况而已。在唐代的渤海和江夏都成为了当地的显姓之一，也可以作为间接的证据。说明在这之前，不仅有随着汉族各姓氏的主流南迁的，另外也还有向东、向北迁移的。遗憾的是，大约自唐宋之际开始，喻姓的迁徙就开始呈现出了既不活跃，又多从封闭走向封闭的特征。从总体上来说，喻猛之后大抵以南昌为中心形成放射状，先是就近迁移，而后是四向远徙。俞药之后则除有一大支逐渐西迁江西、湖南，一小支北迁江苏、安徽外，其他各支都只在浙江境内迁徙，而且相邻地区往往是近亲。具体而言，则表现出了三个方面的偏差：

其一，两支的主要迁徙路线都是西进，而且不约而同，都是从平原走向丘陵区，再从丘陵区走向山区。譬如谕猛一支，其主流方向就是近者从南昌而万载、高安、萍乡，远者则从江西而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俞药一支则除附近地区外，主要是回迁江西，再远迁湖南。

其二，虽各有一两小支朝政治、经济、文化相对比较发达的北方发展，但并没有改变固有的择居习惯，遇到较为安定的环境即停了下来，并没有进入城市与平原。其中谕猛支有从江西、湖南向北迁往湖北、河南、陕西的，除极少数人曾落籍武汉外，多数都居住在各省交界的边区，如湖北的石首、黄梅，河南的信阳、光山等地，再迁时则往往走向了离城市更远的丘陵地区甚至山区，如湖北的十堰，陕西的安康。俞药支有从浙江北迁江苏、安徽的，情况也极为类似，尤其是迁往安徽的，要不在与浙江、湖北毗邻的山区，就是在靠近山东丘陵地区。

其三，所走的路线往往不是开阔畅通、便于转换方向的官道，而是那些为了逃避官方盘查与管理的商民趋间潜行踩出的小径。甚至是偶尔经过官路，也并不驻足。无论是从江西还是从浙江迁往两湖，所经路线，都惊人的相似。谕猛支迁居云南、贵州的，尤为突出。其聚居地区，往往离古来官方驿道很远，其中还有很多，到现在还没有通上一条象样的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