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 从象牙塔到十字街头
该书是一本别致的人物传记，以精心撷取的若干细节，以小见大，展现了闻一多的一生。他虽不问世事，却最终为政治所缠绕，成为民主斗士，最后在昆明被暗杀。从一个诗人、一个知识分子，到介入政治，争取民主，这样的变化其实已经埋伏于闻一多的思想脉络中。
思想转变
直到1942年，闻一多对于当时国民党领导抗日还很有信心，有一次他和儿子闻立鹤讲到当时国际国内的事，谈到蒋介石，他说，此人一生经历了多次艰难曲折，西安事变时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有此人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
闻一多思想真正发生变化是在1943年以后，他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当时，陈立夫任教育部部长，大学的课程，甚至教材都要规定，这些做法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引起了普遍反感。有一次，教育部要重新审定教授们的资格，联大教授会中讨论到这个问题，许多人发言都表示非常愤慨，即便如此，闻一多也还认为，那时虽然大家对国民党的一些做法非常不满，但并不意味着要反对国民党。
闻一多真正对国民党反感，始于1944年。那一年，国民党政府改3月29日为青年节，引起了教授和同学们的一致愤慨。可以这么说，那时闻一多和许多人真正反感的就是国民党的这种专制与独裁，就是那些阻碍了自由与民主的做法。
20世纪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现政权的不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两个：一是陈立夫主管教育以后加强了对大学的思想控制；二是当时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生活水平下降
闻一多本就家庭负担较重，因了抗战的关系，他的负担就更非一般教授可比。抗战期间除了那些有办法的人之外谁又不穷苦？一般的公教人员谁不是按月领取那两斗平价米？不过一多好像是比别人更穷苦些，因为他家里人口多。他共有八个孩子。”闻一多生活上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加上妻子和佣人赵妈，都要靠闻一多的收入来养活。
1940年，昆明物价暴涨不已，闻一多每月的薪金已不足以全家人十天半月的开销，月月要靠向学校透支或向友人借债以解燃眉之急，一时间生活陷入了最艰难的时期。为了糊口，家中除必不可少的衣被外，几乎全都分批寄卖了，就连闻一多从北平带去的几部线装书也不得不忍痛卖给了清华大学图书馆，送书的时候，闻一多还不无怜惜地说，将来回北平还赎回来。冬天，出于无奈，闻一多把身上的狐皮大衣拿去寄卖，回家后即得了重感冒，在妻子苦苦哀求后才追索回来。
到了1942年，物价进一步暴涨，闻一多一家的生活更是艰难，可说到了饥寒交迫、度日如年的程度，断炊时时威胁着他们。为了能让家境有所改善，闻一多不得不一再增加劳动强度，兼课、写文章、做报告，昼夜不停。闻一多的朋友们见他如此艰辛，都十分同情，条件好一点儿的，便借钱给他，以解他一些燃眉之急，没有条件的，也都极积地帮他出主意想办法。但这些帮助都只是救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到了1944年，昆明的物价仍暴涨不已，使得闻一多一家几乎完全陷入了绝境。在这种的情况下，一些熟悉闻一多的老朋友想起，闻一多当年曾搞过篆刻，便建议他在这方面找些出路。闻一多考虑之后觉得，从事篆刻既可依靠自己的劳动增加收入，又不失风雅，遂接受了建议，开始挂牌治印。有了这项收入，闻一多一家的生活才开始有了些改善。
对统治不满
有一篇回忆闻一多的文章中就说：“七七纪念会上，闻先生以响彻的声音，富节奏的语调，忽徐忽疾地驳斥反动派侮蔑学生运动的谬论道：‘有人说，近来昆明的学生又动起来了，是的，但是为什么？’接着又慷慨激昂地说：‘我过去只知研究学问，向不与问政治。抗战以后我觉得这看法不对了，要研究，没有书，还有更重要的，我要吃，我要喝，而现在连吃喝都成问题了。因此我了解到所谓研究学问是吃饱喝够的人的玩意儿，而老百姓要争的首先是吃和喝。’”闻一多连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学问的事都否定了，可见生活的重负对他的影响有多大。
1945年6月25日，梅贻琦和朱经农在重庆见到了蒋介石，对于当时教授的偏激，梅贻琦认为是生活的重压使然。他对蒋介石说：“至此余乃谓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故极希望能于规劝之中使其自行觉悟，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对方似颇颔首。”梅贻琦还进一步讲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
由此可见，对社会现状的深入了解、生活的贫困化以及统治者的专制腐败，这些都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产生离心倾向和普遍左倾的客观原因。在这当中，经济的恶化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吴晗在回忆闻一多时说得很清楚：“八年抗战，薪水的百分之九十六被征发去了，一家八口，无法过日子。两夫妇捉襟露肘，儿女啼饥号寒。住的从有卫生设备的洋房独院到荒村茅舍，吃的从八肴六肴降为一碗豆腐渣，生活的穷困到了极度，从象牙之塔一撵撵到十字街头。”物质生活的巨大落差，让闻一多和吴晗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完全失去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