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转型”于“清华6年”

    闻一多的北京(北平)19年,与清华大学及其前身清华学校有着不解之缘。1912年冬至1922年夏,他在清华学校学习10年,之后放洋赴美留学。1925年归国后,曾与徐志摩、朱湘等友人一起热心倡导新诗格律化运动,在南京、武汉、青岛等多地高校任教。1932年8月,闻一多接受了母校国立清华大学的聘请,回到阔别10年的清华,任中国文学系教授。自此直至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随校南迁,前后6年闻一多一直在清华园内笔耕与舌耕,生活在北平这座文化古城中。

心情愉悦进清华

　　闻一多的“北平6年”其实也就是他的“清华6年”,而这6年又正值清华大学的一段“黄金时期”。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增设大学部和研究院国学门,逐渐改办为普通大学,1928年正式更名“国立清华大学”。
　　1931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梅贻琦为校长。梅贻琦是清华出身的直接留美生,1915年回到清华学校任教,与闻一多有师生之谊。他到任8个月后即向闻一多发出中国文学系教授和系主任(闻未就)之聘,可见他对闻一多的知遇之情。而闻一多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背景下进入清华大学,无疑是会得到充分的尊重,是心情愉悦的。
　　清华大学及其前身清华学校由于有大笔的庚款支持,财力雄厚,办学经费一直十分充裕。梅贻琦撑校后,利用充裕的办学经费,增建校园建筑,规定每年图书仪器的购置经费,应不少于清华总预算的20%,还大幅提高教授的待遇。闻一多的月薪为340元,1936年度提高到380元——这是相当高的待遇,据学者陈明远的研究,上世纪30年代“北平一户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费平均只需要30元左右”。闻一多“北平6年”孜孜矻矻的“乐业”,与这样丰厚的收入,这样高起点、高水平的“安居”,显然是分不开的。

学术研究如鱼得水

　　与闻一多“北平6年”学术成就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在闻一多到来前后办学宗旨与培养目标的变化。1932年底,中文系教授会通过了《中国文学系改定必修选修科目案》。这个方案虽然保留了新文学方面的课程和外文课程,但已开始偏重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新设了《国学要籍》一类课程,还将全部课程大致分为中国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字两类,以培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人才和语言文字学研究人才。这一办学宗旨的变化,对于五六年来一直倾心于中国文学史的“述作”,期望“由创作者变为研究者”的闻一多来说,自然是如鱼得水。
　　由此观之,闻一多的“清华6年”,可以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闻一多到校后,立即“进入角色”,第一学期就开出“王维及其同派诗人”“先秦汉魏六朝诗”和“大一国文”三门课程,以后每学期都有相关专业课程开出,并先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兼课。他所开设的课程内容涉及古代神话、《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唐诗,他的传世的学术成果,大多与此时的教学内容直接相关。

“当时的唯一底成功者”

　　有资料显示,清华大学教师人数最多的1936年度,有教师210余人,其中教授90人,绝大多数曾留学美国。而本年度在校学生为1200余人,师生比为1:5.6——与如今高校动辄一比数十的师生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这就使得闻一多能够潜心于学术工作,且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欣然与自信。
　　清华6年,作为“新月派”诗人和英美文学学者的闻一多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学者的闻一多渐渐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与接纳。如同他多年的同事,曾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哲学家冯友兰所说,闻一多“到清华以后,先七八年,专心致力研究工作。他的学问也就在这个时期,达到成熟阶段。在战前,有一次叶公超先生与我谈起当代文人,我们都同意,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一多是当时的唯一底成功者。”
　　1937年7月19日,全面抗战爆发后,闻一多告别也是永别古都南下,行时仓促,家中细软包括妻子的陪嫁首饰全扔在清华园,仅带了两部书:《三代吉金文存》和《殷墟书契前编》。他是以治中国古代文化、古代文学学者的身份,走完他的“清华6年”的行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