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熙与地方志
核心提示：黎锦熙是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兼方志学家。他在语言、文字、训诂、语法、修辞、文学、史地、教育、哲学、佛学和目录等学科，都有着丰富的著述，据不完全统计约有四百余种，并在文字改革、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和辞典编纂三个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以方理论上的建树尤著，在《方志今议》里，阐发了独到方志见解。
黎锦熙是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兼方志学家。他在语言、文字、训诂、语法、修辞、文学、史地、教育、哲学、佛学和目录等学科，都有着丰富的著述，据 不完全统计约有四百余种，并在文字改革、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和辞典编纂三个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以方理论上的建树尤著，在《方志今议》里，阐发了独到方 志见解。
黎锦熙（1890.2.2—1978.3.27）字劭西，湖南湘潭人。自幼聪颖过人，于熟读“四书”、“五经”之外，又兼涉新学，9岁即读《海 国图志》、《瀛寰志略》诸地志著作权，并能随手默画五洲详图。清光绪末年（1908）年，以秀才资格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史地部，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 会。1911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曾任《长沙日报》、《湖南公报》馆总编辑，后又发起成立九三学社，1915年应聘任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审员。力主 改“国文科”为“国语科”，极力提倡白话文。“五四”时一期，他与钱玄同创办《国语周刊》，该刊“欢迎投稿、不取文言”，与时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 主办“布告征文，不收白话”的《甲寅》周刊公开宣战，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1920年起，他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 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授、文学院长等职，潜心于语言文字之学，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相继任西北联合大学国文系主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校委会主席。1946年参与组建九三学社，并任监事。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建国后，他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副主席，国务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 学部委员，进一步从事语言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著述极多，在现代汉语语法、文字改革和辞典编纂等方面贡献颇大。九三学社第二届中央理事、第三至五届中央委 员。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五四运动时期，参加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语和普及白话文的工作。二十年代起开始研究现代汉语语 法并致力于辞书编纂。著有《新著国语文法》、《比较文法》、《国语辞典》等。
1949年，北京刚解放，黎锦熙就被毛泽东指定和吴玉章、马叙伦、范文澜、成仿吾、郭沫若、沈雁冰7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中国文字改革 委员会的前身)。10月10日的成立大会上，吴玉章在开幕词中指出：“1926年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等人在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拟定国语罗马字拼 音法，这就使中国文字改革工作大大地进了一步。”1958年，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又说：“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人制定‘国语罗马字’的功劳是不能不承认的。”对文字改革工作，党和政府给予了充分肯定与支持。
黎锦熙从事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70年，研究和探讨的领域很广，对于语言学、文字学、词典学、语法学、修辞学、教育学、目录学、地理学、史学、佛 学等，都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著述，仅有关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著作，计论文就有300多篇，专著30余部。他在文字改革、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和辞典编纂方面， 尤其做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数十年来，他还为祖国培养了许多语言文字工作者和专家，影响所及，遍于海内外。黎锦熙不仅是一个语言学家，一个学者，同时又是 一个社会改革家，一个始终为了中国的富强、进步，贡献了其毕生精力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黎锦熙与毛泽东是师生关系。黎锦熙不屑与官宦为伍，1913年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任教。同年，毛泽东考入该校就读。次年春，他们又随着四师与一师合并一起转到一师。当时黎锦熙讲授历史课，这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课程。并很快成为挚友、兄弟。黎锦熙学贯古今，学识渊博，而且品行笃正，堪为人师。因 此，毛泽东经常到黎锦熙住处请教，问题涉及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特别是关于如何治学等问题。黎锦熙总是循循善诱耐心教导。毛泽东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闻黎君劭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密焉，人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之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黎锦熙对毛泽 东评价非常高，在1915年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俩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这是黎锦 熙慧眼识巨才以及作为一位教师对培养青年毛泽东的强烈责任感。
黎锦熙在生活上也时时处处关心毛泽东，他知道这个农村青年求学不易;他与杨昌济、徐特立等人曾创办《湖南公报》《公言》等刊物，宣传民治思想。 黎锦熙常请毛泽东等学生帮助抄写稿件，给一定的酬劳。几十年后，黎锦熙曾欣慰地说过:在湖南办报时有三个青年帮助抄写过文稿，一个是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 都照抄;一个是凡见到文稿中有问题总要提出来，并有代为润色的时候;一个是看到他不同意的文稿干脆就不代抄。这三个青年对待抄写文稿的态度不同，后来各自 的成就也不一样。第一位默默无闻;第二位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田汉;第三位成了伟大的人物。其实就是毛泽东，是黎锦熙没有明说罢了。
1915年9月，黎锦熙赴北京任职，使这对挚友被迫分离。到1920年，毛泽东曾六次给黎锦熙写信，称黎锦熙“弘通广大”，“可与商量学问，言 天下国家之大计”的良师挚友。黎锦熙则“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给予极高评价。1918一1919年毛泽东因组织湖南青年留法和驱逐张敬尧事曾两次到京，均得到黎锦熙的帮助和关心，并一起讨论中国和湖南的“解放与改造事”。1920年5月，毛泽东由北京返回长沙，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毛 泽东与黎锦熙的通信也中断了数十年。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黎锦熙还多有往来，特别是解放初期，毛泽东经常一个人跑到黎锦熙家聊天，因为和他聊天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收获。后来，因 为安全的原因，毛泽东只好将黎锦熙请到中南海做客，并与他讨论有关教育、文字改革等事。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六十余年。
毛泽东致恩师黎锦熙信
邵西先生阁下：
省城一面，几回欲通音问，懒惰未果。近日以来，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 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 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昨十六日回省，二十日入校，二十二 日开学，明日开讲。乘暇作此信，将胸中所见，陈求指答，幸垂察焉。
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而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 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叁。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毕言炫听，并无一干竖 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 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处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
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之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 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 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 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 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 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 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 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也，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道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 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此又学之 所以贵乎幼也。今人学为文，即好议论，能推断是非，下笔千言，世即誉之为有才，不知此亦妄也。彼其有所议论，皆其心中之臆见，未尝有当于宇宙事理之真。彼 既未曾略用研究工夫，真理从何而来？故某公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 也。顾既腾之以为口说，世方以为贤者之言，奉而行矣，今乃知其为妄，宁不误尽天下！弟亦颇有蹈此弊倾向，今后宜戒，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 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阁下以为何如？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叁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惟宗教家见众人以为神奇，则自神奇之，如耶苏、摩哈默德、释迦牟尼。）
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吾见今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大亦不可哀哉！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某君语弟：人何以愚者多而智者少哉？老朽者聪明已蔽，语之以真理而不能听，促之而能动，是亦固然不足怪。惟少年亦多不顾道理之人，只欲冥行，即 如上哲学讲堂，只昏昏欲睡，不能入耳。死生亦大矣，此问题都不求解释，只顾目前□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弟谓此种人，大都可悯。彼其不顾道理者，千 百年恶社会所陶铸而然，非彼所能自主也，且亦大可怜矣。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愚者当前，则只曰于彼乎，于此 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此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一种笼统之社会制裁，则对于善者鼓 吹之，对于恶者裁抑之。一切之人，被驱于此制裁之下，则相率为善不为恶，如今之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种种之德，无非盲目的动作。此种事实固佳，而要其制裁与被制裁两面之心理，则固尽为盲目的也，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吾人欲使此愚人而归于智，非普及哲学不可。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 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知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 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 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 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他日当为书与阁下详论之。现届毕业不远，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 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强而为之，定惟徒费日力，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为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惧。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叁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家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 者，四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未立，所忧盖有叁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叁曰财，家薄必不能任， 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叁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阁下于此，不知赞否若何？又阁下于自己 进修之筹画，愿示规模，作我楷法。
润之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邵西先生：
来示敬悉，承奖甚愧。《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停刊。第五号已寄来尊处，谅经接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第七号以后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 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民铎》六号所登大著《国语学之研究》，读之益我不少，与同号《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同可谓近年来不多见的大 文章。国语这个问题，弟亦颇想研究。我是学教育的一个人，谈到教育，可便说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要想研究，难的又是材料搜集。关于《国语》的材 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长沙的留法班有成立的希望。留法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一个新生命，先生原是注意这件事的。再《平民》已收到了好几份。
泽东
一九一九.九.五从修业学校寄
“文革”期间，黎锦熙虽受到党中央保护，但仍不能完全避免在工作和生活诸方面受到干扰、迫害，但即使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也并没有停止研究，还 写下了近30种学术论著。1972年，他将自创的“汉语双拼草案”、“文字改革概说”亲自交给周恩来。粉碎“四人帮”后，他欢欣鼓舞，渴望在科学的春天做 更多的工作。1977年，他撰写了《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建党前夕毛主席在北京的部分活动》；1978年，他上书党中央，提出在发展自然科 学的同时尽快发展社会科学的建议，又向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汇报了汉字与机器相结合的具体方案。没过多久，他因病住进医院。病中他仍时刻关心着我国语言文 字工作的进展，多次要求出院工作。3月27日上午，他艰难地举着插有输液针管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审订着他在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会上的书面发言稿，他在发言稿末尾深情地写道：“我今年已满八十九岁，风烛残年，但我要活到老，学习到老，工作到老，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把全部精力贡献给祖国的语文教育事 业!”他计划着出院后的科研工作，憧憬着科学春天的美丽蓝图。然而，仅过了十多个小时，他就溘然与世长辞了。他对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真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黎锦熙还留下一部《黎锦熙纪事诗存》，可说是一部文史著作。
黎锦熙是一位“善于批判继承，具有独特见解，勇于创新的方志学家”（朱士嘉《方志学两种》序）。1938年9月，他受聘担任陕西汉中区城固县志 续修总纂，上任伊始，仅以一月时间，便草成近9万字的《续修工作方案》，因为该案内容“实是泛陈现代新修方志之要旨及方法，但就城固一带举出实例，其用不 限于一邑”故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书时名之《方志今议》。他在该著中为调和纷争，关于方志性质提出了著名的“史地两性”说，且为调和方志编纂与不同 社会需求的矛盾，提出了“叙事不立断限”“续”、“补”、“创”的编纂方法，“广四用”的修志功能以及以人文色彩调剂科学内容之干涩等观点。
他对方志也曾进行了研究。他自称“未冠时，习史地”即“好览方志”，“尤喜研究章实斋氏之书”。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典籍，其发展如从两汉 之地记正式发端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然而，对方志进行理论研究却起步较晚。一般认为，清乾嘉时期的章学诚是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因为他创立了一套自 成体系的方志理论。此后，方志理论在方志学家的努力下一直发展，方志理论家黎锦熙对章学诚方志理论在批判基础上有所继承，有所发展创新。提出“方志为物，
史地两性，兼而有之”，拓宽了章学诚关于方志的领域，进一步深化方志的“资治、存史、教化”整体功用。认为应突破体裁局限，灵活运用资料，在志书编纂上采 用“续”、“补”、“创”，不应强立断限，“出版不必全书”，专志不必等到全志修毕即可单独出版等。窗体底端。
他直接从事方志编纂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他随北师大西迁陕西，认为“给所在的地方修县志”为抗日救国之“第一步工作”。从民国二十七年 （1938），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他利用较多时间深入陕西各县调查，曾先后主纂了陕西的城固、洛川、同官、黄陵、宜川等县志。并以他的实践经 验，编写了一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志学著作《方志今议》，该书详叙了修志要旨及方法，阐明了关于方志纂修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明三术，立两标，广四 用，破四障”，即修志不能止于续补前志，而且要增篇目及内容的要求；方志具有“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兼史地两科的性质；内容为“科学资 源”，“地方年鉴”，“教学材料”，“旅行指导”四用的目的；体例要破“类不关文”，“文不拘体”，“叙事不立断限”，“出版不必全书”等四障的主张。作 者在书中集中了对编修志书的方针、目标、功能、方法、原则、体例、内容等一套完整的见解，从方志的体例形式到内容都有所创新。在他亲自调查访问，收集史料，拟定篇目而编纂的几部县志中，可见或多或少摆脱了旧志的框框。如《洛川县志》篇目，为大事年表、疆域、建置、气候、地质、山水、人口、物产、地政、农 业、工商、交通、吏治、保甲、社会、财政、军警、司法、党团、、卫生、教育、宗教、祠祀、古迹、古物、民族、风俗、方言、谣谚、人物、丛录。其中气候、地 质、农业、工商、交通、军警、司法等都是旧志所没有的，内容新颖，充实可取，也比较符合客观现实。
黎锦熙桑梓情深，特别关注湖南省的修志，解放前不久，他得知湖南正筹修通志，便将其所著《方志今议》和主纂的《城固县志》、《洛川县志》等一一检送回湘，并多次致信省地方志办公室，述叙自己当年修志的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