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晋福门吉氏寻祖追根记
中华吉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二○○八年，国家公安部公佈了中国姓氏人口数量排名的前三百位，其中吉姓人口的排名为第一百九十五位。目前，居住在国内大陆各地的吉氏总人口数量约五十万（不含台湾、香港、澳门及侨居海外的吉氏族人），并涌现出若干吉氏族人云集之地，汾晋福门吉氏即为其中突出的典型。汾晋福门吉氏是南宋时从山西汾州迁徙江南的，起初分为江苏丹阳、镇江、苏州三支。后来，丹阳吉氏又分支分派，还分出江宁、浙江孝丰等外地分支；镇江吉氏中也分出东台、兴化、安徽天长等外地分支；苏州吉氏族人于明初迁宝应，宝应吉氏中又分出黄塍前后庄、里沟等分支和云贵、金湖丁宁等外地分支。如今，江苏丹阳、东台、宝应等地的汾晋福门吉氏裔孙传承有序，族人众多；而云南镇雄和贵州毕节两地劦公支系的吉氏族人就近五万，江苏金湖丁宁世泽的吉氏族人也近一万。现据多种史料和各地吉氏谱牒资料，特撰《汾晋福门吉氏寻根追祖记》一篇，以示尊宗敬祖。
一、云贵吉氏的寻根之旅
云贵吉氏的始迁祖为吉劦、吉协兄弟二人，当今云南镇雄和贵州毕节的五万吉氏族人乃劦公的直系后裔。二○○六年以来，镇雄、毕节劦公支系吉氏族人开展了一系列的寻根追祖活动，先后多次赴江苏南京、丹阳、镇江、苏州、金湖和山西汾西、吉县等地追寻祖根，从而带动了各地吉氏寻祖根、修家谱的热潮。
按清咸丰五年（1855）手写和光绪四年（1878）刻印的《云贵吉氏宗谱》记载：元末明初时，吉劦、吉协兄弟二人离家参加朱元璋领导的大明军，攻佔金陵（今南京）后驻防于南京小西门珠市街金竹林。明洪武十四年（1381），兄弟二人又随傅友德、沭英大军赴云南平叛，均授任武节将军骁骑卫之职。平叛结束后，吉劦公率部驻屯于云南镇雄和贵州毕节两地，其后裔繁衍昌盛，形成镇雄、毕节等地的吉氏支系，族人多达五万，且吉劦公的陵墓现仍在镇雄的陈贝屯。
云贵吉氏寻根之旅的第一站是南京。然而，当初的南京小西门今已不存，只知小西门位于水西门和汉中门之间，所谓“珠市街金竹林”更是难寻其址了。对于此事，新华报业网记者刘泱在2006年4月25日的《金陵晚报》上曾作专题报导，呼吁南京群众协助云贵吉氏来寻根。事后大家认为，即使找到了“珠市街金竹林”，也只是大明军的一个驻防地，并不能证明吉劦、吉协二公的出生地在南京。经学者分析，元末明初驻防南京的大明军主要是安徽和江苏人。于是，在南京吉咸东（宝应吉氏）宗亲的协助下，云贵吉氏代表走访了居住在南京郊区的一支祖籍安徽的吉氏族人。不过，这些族人只知道祖上是随朱元璋大军而迁居南京的，由于世代务农，未曾修家谱，因而无法证明吉劦、吉协二公是否祖籍安徽。
由于《云贵吉氏宗谱》中记有不少丹阳吉氏的知名先祖，故云贵吉氏代表又先后两次赴江苏丹阳寻根。大家一起研究后认为，吉劦、吉协二公祖籍江苏的可能性要比安徽大，因为安徽籍的大明军乃是朱元璋的子弟兵，到洪武十四年派兵赴云南平叛时，安徽籍兵士留守南京保卫都城的可能性较大，故派往云南的当以江苏籍兵士为主。又听到江苏金湖丁宁吉氏正在续修族谱的消息后，云贵吉氏代表立即赶赴金湖，终于从金湖丁宁世泽的吉氏传人中打听到“吉劦、吉协二公乃是江苏苏州阊门人”的资讯。
二、金湖丁宁吉氏的祖根在宝应，宝应吉氏的祖根在苏州
金湖丁宁吉氏传人为何知道“吉劦、吉协二公是苏州阊门人”呢？原来江苏金湖丁宁世泽吉氏现有族人近万，他们曾于清光绪七年（1881）和民国十四年（1925）先后两次纂修过《丁宁吉氏家乘》。二○○六年八月，丁宁吉氏又三修了《丁宁世泽吉氏家谱》，新谱书已被“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阅览室”和“上海图书馆谱牒研究中心”所收藏。
按《丁宁吉氏家乘》记载，金湖丁宁吉氏始迁祖是吉鸢、吉鹏兄弟二人，他们是明嘉靖年间（1522-1566）从江苏宝应黄塍沟迁至黎城（今金湖县城）河北丁宁庄的，其子孙繁衍而形成了丁宁吉氏，在丁宁吉氏后裔中，又有迁江苏盱眙、洪泽、宝应和安徽天长等地的。
至于江苏宝应黄塍沟吉氏，其十一世祖吉琪、吉琦、吉尚瑗三公，曾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纂修了《宝应吉氏家乘》共二册，木版刻印，现存原本一套，收藏于丁宁世泽吉氏传人吉士祥处，这是现今存世吉氏谱牒中年代最早的一部木刻版谱书。这部谱书对宝应黄塍沟吉氏始迁祖的记载是：“福四公，讳德贵，于明洪武初年举家从苏州阊门迁徙于苏北安宜（今江苏宝应）并登籍，隐迹于黄塍沟之东郊。”对始迁祖后裔的记载是：“福四公（德贵）生‘缘一、缘二、缘三、缘四、缘五’五个儿子，其中缘一、缘二无后，缘三、缘四居黄塍沟后庄，缘五居黄塍沟前庄。缘三、缘四、缘五公的后裔繁衍，从而形成黄塍沟吉氏。”谱书中还说：“缘三公的玄孙叫吉春，春公生二子往居黎城（今江苏金湖县城）”。由此方知，黎城河北丁宁庄（今属金湖）吉氏的始迁祖吉鸢、吉鹏兄弟二人乃是宝应黄塍沟吉氏六世祖春公所生之二子；丁宁吉氏的祖根是在宝应，而宝应黄塍沟吉氏的祖根则在苏州。
就宝应黄塍沟吉氏始迁祖福四公（德贵）的五子而言，其中缘三公、缘四公、缘五公皆有后裔繁衍，为何缘一公、缘二公却无后呢？实际情况是：缘一、缘二就是吉劦、吉协，兄弟二人在其父福四公（讳德贵）迁徙宝应前已离家参加了大明军。正因如此，才会有“吉劦、吉协二公是苏州人”之说。
三、从宝应吉氏寻根到汾晋福门吉氏追祖
1、宝应吉氏的“祖传口信”
就长江以北的江苏宝应吉氏而言，不仅是在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纂修过《宝应吉氏家乘》，还保留着一个世代相传的“口信”。如今你只要到宝应吉氏族人中去问一下，哪怕是在田间务农的农民，大家都会告诉你：“听祖上讲，宝应吉氏是从苏州阊门迁来的，吉氏老祖宗有弟兄三人，其中两个在江南，另一个就是我们江北宝应吉氏的祖先了。”宝应吉氏这一“祖传口信”，使我们有了进一步寻根追祖的线索。
2、《云阳吉氏家乘》记载的“祖根资讯”
近年来，相继发现了存世的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七修和光绪九年（1883）八修的《云阳吉氏家乘》谱书。按《云阳吉氏家乘》记载：“宋时，有吉氏三兄弟从汾晋（山西汾州）南渡而迁徙江南，老大福一公占籍丹阳，老二福乾公占籍镇江，老三福启公占籍苏州。”首部《云阳吉氏家乘》是明正德十二年（1517）由丹阳吉氏十世孙吉棠公纂修的，丹阳与镇江的吉氏后人于清乾隆年间四修家乘时联宗合谱，苏州吉氏后人因失去联系而无考。在明清两代，云阳吉氏成了江南的望门大族、文人之乡，族人中先后出了六名进士、十名举人、十四名贡生人，终老于秀才的则不计其数，故而被誉为“八代两乡贤，馨香俎豆；一门三太史，黼黻文章”。“两乡贤”乃指吉棠、吉梦熊，二公因其生前业绩昭着，故世后均奉旨入祀乡贤祠；“三太史”则指吉梦熊、吉梦兰、吉士瑛，三人中进士后均钦点翰林。随着族人的迁徙，云阳吉氏还形成了江苏江宁（今南京）、东台、兴化和安徽天长、浙江孝丰（今安吉）等分支。
3、福四公（德贵）是苏州“三福公”的曾孙
按《云阳吉氏家乘》记载，宋时，江南的丹阳、镇江和苏州分别从汾晋迁来了三位“福公”，其中“大福公”福一和“二福公”福乾的后裔已在清乾隆年间联宗，其子孙繁衍至今已传三十世左右，而苏州“三福公”的后裔则无考。如今，我们将《宝应吉氏家乘》的“谱书记载”及宝应吉氏的“祖传口信”与《云阳吉氏家乘》挂起钩来推理分析推理，苏州“三福公”的后裔就有考了。
《宝应吉氏家乘》为何称吉德贵为 “福四公”呢？这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福四公在本家族兄弟中排行老四，他上有三个族兄；第二种：福四公系苏州阊门“三福公”的后裔，他是“三福公”的第四代孙（即曾孙）。第一种可能性应当排除，因为宝应吉氏的“谱书记载”及“祖传口信”中，均无福四公有三个族兄之说。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切合实际，因为其与宝应吉氏的“祖传口信”和汾晋迁徙江南吉氏三兄弟的“世系传承”相吻合。
从汾晋迁徙江南吉氏三兄弟的称呼是：老大福一公、老二福乾公、老三福启公。一是数字之首、乾是八卦之首、启有起始之意，“一、乾、启”三字均意味着从头开始，这样的称呼非常符合三兄弟始迁祖的身份。至于三兄弟的称呼中为何都有个“福”字呢？这当是三兄弟南迁之时祖上的嘱咐。这就是说，汾晋吉氏同门三兄弟迁徙异乡后，不管身居何处总得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吉者福也，于是就以“福”字作为三兄弟称呼的标志了。从三兄弟起，就是汾晋福门吉氏的第一代；儿子辈、孙子辈、曾孙辈，则为汾晋福门吉氏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按此推理，福四公乃“三福公”的第四代孙（曾孙），即汾晋福门苏州吉氏的四世祖。
说福四公（德贵）是汾晋福门苏州吉氏四世祖，这与丹阳吉氏四世祖在“辈序排行”和“时间年龄”上也都能对应吻合。就“辈序排行”而言，丹阳和苏州吉氏的第四世均为“贵字辈”，丹阳四世祖的名讳为“贵和、贵中、贵华、贵高”等，由此可见，同是四世，丹阳吉氏是按“贵□”排行的，而苏州吉氏则是按“□贵”排行的。就“时间年龄”而言，苏州的福四公（德贵）是在明洪武（1368-1398）初年迁宝应的，而丹阳的贵和公则是在明洪武四年（1371）当官（福建邵武同知）的，两人的年龄当是相差无几的。由此可见，福四公（德贵）与贵和公兄弟们乃是同宗（汾晋宗）、同门（福门）、同代（第四代）、同字辈（贵字辈）、同年龄段（元末出生）的吉氏族人，故苏州迁宝应吉氏是具备与丹阳、镇江吉氏联宗条件的。
四、汾晋福门吉氏三兄弟出生年代与迁徙江南年代考
通常三十年左右为一代，兄弟间的年龄相差三岁左右。丹阳吉氏四世祖贵中公是1349年（元至正己丑九月初三日）出生的。贵中公是家中的老二，他的长兄贵和公当出生于1346年左右，他的父亲三世祖荣一公（讳润）当出生于1316年左右。同理，荣一公的父亲二世祖胜三公当出生于1286年左右。胜三公是家中的老三，他的长兄胜一公当出生于1280年左右，他的父亲丹阳吉氏始迁祖福一公当出生于1250年（南宋淳祐十年）左右。由此可见，镇江吉氏始迁祖福乾公当出生于1253年（南宋宝祐元年）左右，苏州吉氏始迁祖福启公当出生于1256年（南宋宝祐四年）左右。
按《云阳吉氏家乘》记载，汾晋吉氏兄弟三人是“宋时南渡而迁徙江南的”。说起宋时南渡，一般都认为是北宋靖康年（1126），当时金人攻陷了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北宋朝的一些王公大臣以及百姓们纷纷南渡而迁徙江南。汾晋福门吉氏三兄弟也是靖康年（1126）南渡的吗？显然不是。现对三兄弟的迁徙年代作如下考证：
汾晋福门吉氏三兄弟的南渡与官家是不可相比的，北宋的康王赵构南渡时有钱有势、有车有马，还有众多随扈，而三兄弟只是普通平民百姓，南渡如同逃难，能逃到江南而保全性命就相当不易了。故三兄弟当系尚未成家的无牵无挂的年轻力壮之人，年龄当在二十岁向上。因为老年人是经不起这样颠簸的，而已成家的则要拖儿带女也不是能说走就走的，至于小孩子则不可能单独南渡。
假设汾晋吉氏三兄弟迁徙江南之时，福一公二十六岁、福乾公二十三岁、福启公二十岁，那麽，三兄弟的迁徙之年则应在1276年左右。1276年是南宋景炎元年，此时仍然是“宋时”，故而与《云阳吉氏家乘》中“三兄弟宋时南渡而迁徙江南”之说不矛盾。
至于汾晋吉氏三兄弟为何在1276年迁徙江南，其原因是斯时汾晋地区已为蒙古大军所占领，作为屡遭金人蹂躏和摧残的汾晋吉氏族人，实不甘心再忍受蒙古铁骑的践踏，故而一心向往江南南宋的汉人统治区，故三兄弟终于在1276年（南宋景炎元年）左右铤而走险毅然从汾晋迁徙江南，从而展开了福门吉氏的序幕。
作为汾晋福门吉氏三兄弟的传人，我们在寻根追祖和续修家谱之时，当不忘先祖当初谋生创业之艰难困苦，不忘历史上战争与动乱之残酷无情，我们一定要大力泓扬汾晋福门吉氏的祖德家风，让祖上的清风世泽绵延不绝、流芳万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