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个渊源
源于嬴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大夫赵简子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号为氏。
赵简子，即赵鞅，又名志父，亦称赵孟，公元前？～458年待考，他是春秋末年晋国正卿，史称其为简襄功烈。
赵简子的先祖与秦国同姓，在史籍《史记》中记载，周敬王姬丐三年（晋顷公九年，公元前517年），“赵简子在位……简将合诸俟，戍于周。”假如他二十多岁执掌晋国大政的话，其生年应在周景王姬贵八年（公元前537年）左右，寿七十多岁。
赵简子的青少年时代处于晋国的平昭年间，当时，晋国内政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原来地位显赫的旧贵族正在退出历史舞台，逐渐被赵、韩、魏、智、范、中行六家所取代，形成异姓大夫专权的局面。六卿相互之间围绕晋国统治大权和土地也展开了激烈地明争暗斗，矛盾十分尖锐。在这场角逐中，赵氏家族曾一度凌驾于众卿之上，但自“下宫之难”后一蹶不振，直到赵鞅父景叔继位，其势力仍不及范氏、中行氏。这种局面延续到赵鞅继位初期。年仅二十多岁的赵简子执政以后，在复兴赵宗室的责任感的驱使下，励精图治，终于使赵氏东山再起。
赵简子在政治上表现得极为成熟。周敬王七年（晋顷公十三年，公元前513年），赵简子、荀寅占领汝滨，令晋国民各出功力，共鼓石为铁，以 铸刑鼎，上刻范宣子所用“夷鬼立法”。其核心是倡导“法治”，以法作为社会的行为规范，具有明显地反对宗法分封制的非正统色彩，因而曾遭到孔子的贬责。
颁布成文法，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它使罪与非罪的标准明确并昭示于众，实际上是对奴隶主“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黑暗恐怖政治的否定，体现了社会进化的要求。李悝在总结赵简子的“刑鼎”、子产的“刑书”、邓析的“竹刑”的基础上，写成了《法经》，使法家文化日臻完善，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确立封建制度的根本理论依据。
赵简子执政不久，六卿在逐步瓜分晋国土地和人口的同时，都在各自的封地内进行全面地改革，为最终夺取晋国的统治大权作准备。其中韩、赵、魏三家采取了比较进步的政策，而尤以赵鞅的改革措施最为彻底，改革所带来的成效也最为显著，为赵宗室的兴盛、强大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经济上，赵简子革新亩制，调整赋税。春秋末年，适当扩大亩制有利于农业和地主经济的发展。为此，六卿都突破了“百步为亩”的旧经界，但范氏、中行氏和智氏的亩制不及韩赵魏的亩制大，韩魏的亩制又不及赵的亩制大。赵氏亩制“以百廿步为宽，以二百四十步为长”。而赵氏赋税却最轻，范氏、中行氏、韩魏“伍税之”，赵氏“公无税焉”。孙武分析了六家改革后，认为赵氏的改革是比较成功的，因此“晋国归焉”。
在政治上，赵简子礼贤下士，选贤任能。他重用董安于、尹铎、傅便、邮无正、史黯、窦隼等人，同卫庄公、扁鹊、姑布子卿等名土的关系也极为融洽。赵简子虚心纳谏，表彰敢于指出他错误的臣下。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事先告诉他一定要拆除荀寅等人所筑的壁垒。尹铎到任却加固增修原有的壁垒。赵简子到晋阳，看到壁垒，一定要杀掉尹铎才入城。经人进谏，指出增修壁垒的必要，赵简子反而“以免难之赏赏尹铎”。赵简子的家臣周会“好直谏”，周舍死后，赵简子每每听朝，常面露不悦，大夫请罪，赵简子说：“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是以忧也……简子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晋人”。
军事上，赵简子奖励军功，以功释奴。周敬王二十七年（晋定公姬午十九年，公元前493年），赵简子率军迎战增援范氏、中行氏的郑国军队，誓师时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个命令的颁布，大大鼓舞了晋军的士气，对取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改革使赵氏家族的经济势力得到增强，政治威望得到提高，彻底改变了过去赵氏处于劣势的不利状况。此后，赵简子联合韩、魏两各家族，把矛头指向六卿中最主要的对手范氏、中行氏两家，揭开了讨伐战争的序幕。
赵氏与范中行氏之间爆发的这场冲突，导火线是暂住邯郸的卫贡五百户人口的归宿问题。实际上，这是新兴的异姓强族觊觎和争夺晋国大权的斗争的必然反映。
周敬王二十三年（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赵简子想把卫国进贡的五百户人口从邯郸迁往晋阳，遭到同宗大夫赵午父兄的拒绝，赵简子一怒之下杀了赵午，于是，赵午子稷、臣涉宾“以邯郸叛”，午是中行氏（荀寅）之甥，而荀寅又是范氏（士吉射）的姻亲，因而得到范氏、中行氏的支持。在农历7月，范氏、中行氏以晋君名义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这场历时八年的战争最后还是以范氏、中行氏的失败而告终。
赵简子之所以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因为他十分注意建立可靠的根据地。赵简子先后派董安于、尹铎治理晋阳，尹铎到晋阳后，立刻“损其户数”，调整赋税，争取民心，修建垒堡，加固城防，使晋阳成了赵氏稳固的后方。其次，赵简子善于利用六卿之间的矛盾，结成反对范、中行氏的统一战线。战争爆发时，整个晋国两大敌对阵营各派的组合，力量对比的变化瞬息万变，错综复杂。赵、韩、魏、智氏之间，四家权卿与晋君之间，特别是赵氏与智氏之间矛盾重重。然而，在未取得对范氏、中行氏的最后胜利之前，赵简子尽量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注意争取韩魏智氏，特别是晋君的支持。对智氏的胁迫，他委曲求全，默许有功之臣董安于自杀。当范、中行氏以晋君名义伐晋阳时，赵简子没有公开反叛晋定公，并设法尽快恢复同晋公室的关系，从而得到国人的拥护，扭转了战争的不利局势。
赵简子还非常注意改善同别国的关系。周敬王二十九年（晋定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91年），赵氏家与范氏、中行氏战事正酣，楚昭王熊壬乘晋国内乱“乃谋北方”。赵简子被迫妥协，对士蔑说：“晋国未宁，安能恶于楚，必速与之。”遂“致九州之戎，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满足了楚国要晋国引渡戎狄的要求，避免了晋、楚之间的直接冲突。
作为晋军统帅，赵简子在作战时身先士卒，具有勇于牺牲的精神。在周敬王二十七年（晋定公十九年，公元前493年），晋、郑两军战于铁，赵简子中箭负伤，面部血流不止，却“鼓音不衰”。赵简子在攻伐卫国的过程中，虚心听取烛过的劝告，“去犀蔽屏橹，而立于矢石之所及”，指挥作战，故能“一鼓而士毕乘之”。
从周敬王三十一～四十二年（公元前489～前478年），赵简子为避免同智氏之间矛盾的进—步激化，转移国内视线，巩固既得利益，又发动了一系列讨伐卫、齐、鲁、鲜虞的战争。例如在周敬王三十一年（公元前489年）赵简子率军伐鲜虞，周敬王三十五年（公元前485年）赵简子率军伐齐国，周敬王四十年（公元前480年）赵简子再次伐卫国……然而，这一进程最后因赵简子在周贞定王姬介十一年(晋出公姬凿十七年，公元前458年）病逝而中断。
赵简子逝世后，四卿中年资最长的智襄子（智瑶）乘机把持了朝政，取赵氏而代之，成为四卿中最强的势力，导致了后来与赵氏的战争，使晋国历史进程出现反复和挫折。
赵简子的一生浇铸了战国时期近二百年灿烂的赵国文化基业，可以说对春秋、战国的历史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推波助澜作用。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赵简子在军事上讨伐晋腐朽势力的同时，在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也向旧的宗法制度发起猛烈冲击，严重动摇和瓦解了奴隶制的基础，加速了晋国封建化的进程，其影响甚至波击到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这是因为赵简子改革为赵氏立国奠定了基础。赵简子继位之初，赵氏家族已处于存亡绝续的关头。由于赵简子采取了卓有成效的革新措施，使赵氏宗室的势力迅速增强。赵襄子正是在继承其父赵简子改革的基础上，争取民心，任用贤臣，虚心纳谏，终于同韩氏、魏氏家族一起灭了“贪愎好利”的智氏，才有了后来周安王姬骄二十六年（晋静公姬俱酒二年，公元前376年)的“灭晋后而三分其地”之结果，最后的韩、赵、魏“三家分晋”，实际上奠定了战国时期七雄并立的争霸格局。
赵简子在晋国进行的经济、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皆比较彻底，很少保留奴隶制残余的痕迹，其结果是加速了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在赵简子及其儿子赵襄子两代改革后，进一步发扬光大了晋国“观事而制法，因事而制礼”的优秀传统，使得赵文化含有“中原古文化的农耕文明和北方古文化的草原文明二位一体”的典型特征。在经济、军事、文化、商业、建筑等方面，以其鲜明的风格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作出了应有贡献。
在赵简子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尊号为姓氏者，称简氏，世代相传至今，是为邯郸简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