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忧国的简朝亮

　　简朝亮（1852~1933）字季纪，号竹居，顺德北滘简岸村人，学者称之为简岸先生。清末民初广东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廪生出身，毕生疏证儒学经典，以期“正人心，挽世风”，并倡导“明正心修身之道，始可达于治平之阶”。朝亮一生以传经授徒为己任，言传与身教并重，桃李满园，影响深远。康有为称他为：“今岭南大儒，一人而已。”早年与康有为同在名儒朱九江(次琦)门下求学。早年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屡屡落第，遂绝意仕途，先后在广州、顺德、阳山筑“读书草堂”、“读书山堂”，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以治经史之学著称，著有《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尚书集注述疏》、《礼记子思子言郑注补正》、《孝经集注述疏》等。其有关诗文被其门人辑为《读书堂集》等行世。本文即以《读书堂集》为中心，论述其爱国情怀。时人评价朱门两高徒，认为康有为“思借治术使孔道昌明”，简朝亮“思借著述使孔道灿著”。
　　一、“终筹一战安”
　　《读书堂集》卷4《文》收录了简朝亮《将赴羊城与同乡李渊丈书》有“居家忧国往观南海之师”之语，其言其行道出了他忧国忧民的心境。简朝亮生活在西方列强肆意蹂躏中国的年代，尤其目睹了西方侵略第一站的广东故土，刺激了他对侵略者的极大痛恨。他高度赞扬三元里民众抗英行为，卷10《甲午岁孟冬》诗曰：“不没乾坤气，人间死士头。且亡存可与，虽朴巧无侔。昔战三元里，今闻五大洲。边才思李牧，军市日椎牛。”他由对家乡民众的抗英行动中，主张中国要获得安宁，必须要有一战，“冀北先天下，神京古帝王，留侯成议远，同甫上书狂，国势无常险，人才有莫强，哲谟光四表，庙胜大当阳，国事如今日，终筹一战安，瀛寰忧海市，星变戒天官，往代秦奸著，当时宋币殚，伤心南渡后，风叶大江寒。”他一再通过诗歌强调只有武力对抗西方侵略者，中国才会有希望。如《祭胡少卓》云：“汝赙吾兄死，吾哀汝后生，年来多失意，天下况忧兵，战守终无策，存亡恨未平，寄诗家祭日，节妇荐清明”。
　　他始终把三元里人民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壮举作为榜样，卷六《乡贤何朴园先生传》对其描述颇为详细，道光二十一年“英夷寇粤海”，林则徐被“禠职”。 乡贤何朴园“义愤之至激，劝门下士各严守御，励乡团以补官军所不及。人心赖以踊跃。四月初三日，英酋义律投书约战，环攻五羊城。而城北台兵不守，夷兵据台，俯瞰全城，诸帅皆恐。初七日，夷兵攻城东南隅，甚逼。诸帅遣官出城议款。义律索车饷六百万金，诸帅许之。翼日，夷兵千有余人至泥城三元里，乡民愤起，四面设伏，截其归路。夷兵突围不能出，夺其火器死者三百有余，殪其夷酋日伯麦首大如斗。义律驰赴三元里救之，复被围。乡民愈聚愈众，遂至数万。义律告急于诸帅，诸帅遣广州太守劝解乡民，竟与义律出围。反夷艘夫，此当义律可禽之日也，反因款成而纵之，岂不惜哉？不见吾粤民之可，为乡先生用哉？先生感事诗云：不费一钱兵，亦足飞将军在复如何？斯所感者深也。议款后先生每及时事，未尝不唏嘘流涕焉。其见学者，必告以时艰未艾，当讲求时务有用之书盖身。虽不出，未尝一日忘天下也。”……
　　简朝亮撰写的许多抗击侵略者的诗歌，几乎都以家乡岭南为中心，如卷10《吴都尉歌》又云：“吴公百战今何如？甘竹滩头观打渔，昭武都尉家亡有，金貂不得换美酒，昔年大战镇南关，佛郞机寇飞火氛，东岭豺狼西岭奔，跃堡呼战冯将军，公自西来岭上瞋，猝攻敌背一麾神，当时追北五百里。天子下诏军旋止，至今归来拊髀惊，枕戈茅屋闻鸡鸣。”诗歌中的镇南关、佛郞机等历史名词，都与岭南有关。尤其歌颂了冯子材率领军队取得镇南关大捷，替中国人扬眉吐气。而对朝廷的妥协退让，则明显抱有不满情绪。
　　又如卷10《登览台防寄沈孝廉焯猷》云：“野客登台万里情，零丁洋外望难平，云摇海色争飞渡，雨挟潮声骤入城，大虎山横边将队，五羊石老国人盟，岭南尚忆彭司马，不步西师却善兵”。诗歌中的零丁洋、大虎山、五羊、岭南等都与抗击侵略者有关。又有《游百花村》云：“北望抱孤愤，乃游百花村，独访古诗社，未暇休名园，主人得黄氏，旧学及我门，午荫为设食，追我平居言，中国忧盗起，约章困元元，电邮可毁亡，铁轨奚守存，熊罴倚西法，上忧天王尊，至今闻京师，飞尘扰乾坤，尚言大江远，五岭连雄藩，南州数万里，由来兵食源，战守在得民，孰与辜国恩，内寇毋使伏，外寇当使奔，万奇用死士，气新骄虏吞，岂乏天下计，亡鹿走中原，何为此江村，夜守虚分屯，月明犬吠急，筑圃不可樊，已矣无复言，花间归鸟喧，且别主人去，泛舟逮黄昏。”作者在百花洲游玩时，内心寄托的仍是爱国、救国的炽热情怀。诗中还透露了作者“战守在得民”的一贯良好愿望，而对一味“倚西法”则颇有微词。
　　简朝亮的这一思想可能源于他的老师朱九江先生。据卷一《朱九江讲学记•附记》中记载了朱九江与其门人的对话。门人问先生：“今之用兵如机器何？”先生曰：“兵莫患于不坚，上下军民联为一体，我之坚也。”
　　二、发动民众，兴兵保国
　　简朝亮贬损西法，十分强调依靠国内民众强国的思想，在他的诗歌中屡屡可见，如卷11《山中怀赵春坡西行诗以达之兼寄南海何仲秩》云：“昔子辞别去，先忧无草堂，今予早避地，阳山歌欲长，天子适西狩，中国盗茫茫，禹迹九州大，民心思勤王，屈平指西海，怀楚知不忘，远游古烈士，离忧睨旧乡，犹忆草堂日，无言桃李芳，春燕在树下，张仲同醉将，酒中感往事，遂及兵非常，谓鲁可一战，察狱情敢伤，行露善听断，召南政自强，是虽有为言，一斑窥豹忙，天下系民心，岂惟杀伐张，海风九万里，远波不可方，子家明月珠，还予南海光。”又有《诗》记载他在庚子岁六月溯北江入阳山时路过虞夫人庙时作诗示同舟的学子云：“风日青山笑色开，绿水迎我不相猜，携家祷祀时多艰，同学论兵志可哀，天下宜无巾帼气，女中犹有丈夫才，伤心国事频挥泪，关路鸡鸣野客来”。也就是说，在简朝亮的心目中，保国强国不仅是男人们的事，女性也是一支不可忽缺的力量。
　　简朝亮对国运衰败之际，如何振兴国运？他对以西方近代化武装军队不以为然。卷2《揭晓后复梁星海书》云：“明年二月天子亲政，四海观治，时复邮传邸报，恭读诏章遐迩。故人辱书来告，五岭以南中原之事，仆可闻也。今海军之师，数十百万铁甲兵轮，决一战于礁波飓雾之中，我得风利而前，寇得风利而逸，电线布地球五大洲，一狂夫可断之，断而可续，若在军报，寇断我续，事同儿嬉；铁路自天津至唐山二百六十里以渐而加，亡事通商，有事济师转饷，亡事则百货以电音而趋利，斯须患赢市必不售，有事则寇必有谋，断我铁路者外寇内奸，防不胜防，寇断之而我失利，寇不断之我一失守长驱无险，寇利实多。凡用兵莫先主气，此三者，寇以为知我之短而先饱，我以为师寇之长而先馁……光绪十有四年十月望日”。他认为广泛在民间招集有一技之长的人，组成敢死队，并以“大义”引导民众，这一观点在《寄梁星海言兵书》有所彰显，“仆（简朝亮自谦）维不才无以报国，庶几读书申明大义，斯亦下士之责也。……今乡野壮夫朴而有土作之色角猎之技者，可死士也，海之枭魁山之豪客，招之而弃恶来归者，可死士也。外克之以死士，内备之以义民，兵未有不强者也。闽番社而挫倭人，粤三元里而挫英人……光绪二十年十月”。他在《寄冯文学言兵书》再次以冯子材、刘永福打败法军及三元里人民大败英军为实例，论证了民众是制敌取胜的关键，“窃谓冯宫保及黑旗刘军越南之役败退法人，威名四海。古所谓战胜之将，国之爪牙者也。而又皆为东南豪杰之所归，倘使之自成一军，无复掣肘，收东南豪杰，海山盗魁皆就麾下，御外寇而销内奸，计无逾于此者。……岭南三元里乡兵一呼，遂困英酋，天下之所闻也。仆闻今之谈兵者矣，西法是师，睨其机器，自谓中国不复能兵也，此未察之耳。……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后来，他在《再寄梁星海言兵书》（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仍不断阐述其观点。他对效法西法一直抱有偏见，过分强调人心、人力的重要，卷3《忧盗寄胡明经书》（光绪九年十月）：“今粤人烧洋楼，其事则犯命也，其心则怒敌也。犹昔三元里之困英酋也，犹昔五羊城之不捄西人石室火也，皆制挺义民而使机器失利，西人莫不寒心。虽然斯义民也可为悍民也。”
　　随着时间的推移，简朝亮愈益认识到民众力量的伟大，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他在卷2《自阳山寄草堂诸学子书》发出这样的感慨说：“呜呼，外国之人虐中国之人甚矣。数十年来，中国之人皆欲同仇，当事者苟因而用之，何不能强兵？”光绪二十二年，他应林勇后裔且为自己弟子的香山林祖翊撰写了《诰授中宪大夫云南兵备道林公墓志铭》（卷7），对勇敢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广东“林勇”赞扬有加，“林勇一军能杀贼，秋毫无犯，时人称之曰岳家军后林家勇。”特别描述了道光二十二年林福盛与父亲在江南和州设防抵抗英国侵略者，成功地阻止了英国入城，名震江南。他之所以撰写该文，乃是因为“感倭事，乃为之铭。”此时正是甲午战争结束不久。
　　他对鸦片战争后，鸦片走私给社会带来的灾难，而官府禁止鸦片走私的禁令始终得不到贯彻，除了侵略者的原因外，还有就是国内的“豪滑”之徒。简朝亮提出了“圣人治外由内图”的主张，在卷8《花钱歌》云：“大河小河河有关，罂粟花来如积山，天下英雄一博空，人才弄卜榜花中，二三大臣忧不已，先后上书告天子，禁民不可有为非，理财不可无正辞，千秋大义若金镜，经术庶几天子知，天子诏书悬国门，大戒中外王者尊，父老扶杖往观听，下拜谓是政之源，反羸而壮口而户，王政迩可威远藩，苟有法令不能止，奉诏诛之而已矣。豪滑有言虹父老，如斯利榷窜群岛，海内亡征蠹莫驱，川泽纳污竟遗宝，……父老乃陈古志书，圣人治外由内图，……诛盗胡为盗不绝，鲁有大盗不先除，古来养奸终胎祸，空城流血残无辜，我今下拜读诏书，远人之贡自此虖？父老俯仰四十年，至今流涕事茫然，如何岁取百万洋花钱”
　　宣统二年八月，简朝亮作《果椂圻何氏祠堂记》（卷六）记载了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祸害，论述了朱九江先生对禁烟的态度，“子闻朱先生有言：金陵之祸，白骨千里，皆原为丽物市场，其亦戒奢，斯言之意乎？岛族英人取五印度，其闻孟加拉生罂粟花。岛族谓之波不，舶来海市，关吏谓之洋药，此酖人具也。中国茹其酖者众也。林文忠奉令禁之，而黠者闻之，文忠反得罪。迄于今，酖人未已伦晃。君子训诸子曰：汝王父遣戒谓嗜罂粟花者，比之灯娥，不死不休。遣戒若斯汝，曹慎毋昵焉。子即斯言考之，传曰：宴安酖毒不可坏也。信乎？朱先生揭禁惟严曰：犯此嗜者，不许登学舍。”
　　三、盼望收复港澳
　　明清以来，广东沿海百姓以海为生，出洋谋生比比皆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新式轮船的出入，以及西方殖民者开拓市场的需要，沿海居民出洋数量愈益庞大。他在卷7《老农朱公墓志铭》即描述了当时国人出洋的情况：“今海舶通于五大洲，中国之人弃父母泛海而旅外国者数百万人，滨海东南尤不绝。若土著不泛海又欲卜榜花金钱数百万，曰非此二者则贫死而已矣。”
　　《读书堂集》卷8记录他游历澳门、香港诗作，如《澳门》诗云：“大眼鱼舵泛海家，澳门口岸阻浮沙。万人争入葡萄国，市利何如卜榜花。”在香港期间，写了《香港四首》诗，其一《升旗山》诗云：“白沙碧草路委蛇，云气初开欲午曦。回首升旗山未半，玉楼斜倚醉戎姬。”升旗山即今太平山，已成为英人居住地，而醉倚在玉楼中的西洋女子成为一景。其二《大马路》诗云：“夹道垂阴外国花，廛居画地斗檐牙。少年不敢摴蒲戏，但看西人走马车。”描写了香港被英国开发的景象，西洋的花草、建筑风格及交通工具，显示了香港社会西化倾向。其三《番妓楼》诗云：“金镂花钱出碧洋，电灯浮影锦衣光。可怜卖笑青楼女，一半番妆一半唐。”这里描述的“电灯”意味着香港的城市建设已日趋近代化，衣着华丽的妓女在灯光照耀下楚楚动人，这些在妓院从业者即有身穿唐装的华人也有身着番装的洋人。其四，《绿衣兵》诗云：“吹笳号令报严更，顷刻旋收海市声。借问月明谁犯夜，绿衣一唤万人惊。”穿着绿色制服的警察，号令严明地执法，香港的社会秩序明显与内地不同。但是，即便面对香港繁华而有序的社会现状，简朝亮还是对英国割据香港表示严重的不满，他寄希望与晚清政府能尽快收复香港，以雪国耻。他为此愤然作《有感二首》表达自己的见解，其一云：“太平山已易名新，云雨虽灵限海滨。今日升旗山上望，不知谁是落旗人。”太平山原名升旗山、扯旗山，英国占领后，易改今名。这里的“升旗”和“落旗”的旗都是指英国人的米字旗。诗作的最后一句表达了作者对收复香港的期望。其二云：“轮船能走未能飞，水浅山深汝不归。闻道刘家军善伏，九重颁到虎臣衣。”作者认为英国新式轮船尽管有其优势，但也有致命的缺陷，一是不能飞，二是只能在深水发挥作用。诗中的“刘家军”可能是晚清大败法国的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兵，恳切希望朝廷能再次重用刘家军来收复香港。
　　四、扬中学贬西学
　　如何强国？对简朝亮来说，就是坚守中国传统文化，反对任何形式的西化。他在卷7《清故进士陶子政墓志铭》云：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子政卒于端州，十一月二十六日葬于端州。“学者言曰：凡侍于陶先生，矜浮之气，鄙吝之萌，不觉自消，皆敬服焉。当是时历中日之役，海内士大夫以为外国若此，其强中学不足以竞存，于是西学行天下，趋新者从风悉靡，沿旧者相舆疵之，又不自知其失。子政怀抱绝学，则言中学本真，大资实用，先王之政合先圣之教，而敷形下之器有形上之道而成。昔者中国之强皆得中学实用，以彰实效。今有文足征也。近世中学其卑者，八股举业，既得举视为毕生学成……今中国忧弱，此非中学之咎，乃中学不明，人材衰乏，势使然也。故今之学者，当以新学溯旧学而得其本真，即以旧学正新学而祛其蔽害，惟能通古学而不愚，斯有以持世变而不惑。……庚子以还，变政新学，废书院课士法，二十九年子政解院事将归门。……”他指出了中国不强，与已经僵化的科举选材有关。
　　卷7《文•亡妻杨旅坟志》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庚寅，予携家去简岸乡北行八百里而旅于阳山之将军山，今八年矣。八月庚辰，妻杨卒于旅次，壬午，葬于旅次之北。……且今北方盗起，外国之兵以攻盗为名而麇至，南方有封疆者犹与之守约章，皆不察其将据京师，以要城下之盟也。未有兴兵而北勤者，则外国无后顾忧矣。外国逞兵中国不益多故邪。今不得不旅而避地也。……后中国新政，以外国患故，而师外国，于是乎学术一变。”
　　卷一《朱九江讲学记•附记》中谈了恩师朱九江先生拒绝与外国人见面。我们姑且也可以理解成简朝亮师徒对西方的态度，“有岛族人因潮州明经求见，先生以佗出辞，而谓明经曰：子而忘经义乎？古之大夫非有君命不私覿。礼曰：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今虽在籍，敢自贰乎？昔旅都门，俄人有求见者吾未之见也。子其辞焉。”光绪九年，英人马加利在云南遭到地方土著“山苗”阻击而死亡，英国以此为借口，对中国提出种种无礼要求，朱九江先生论其事，得出结论曰：“夷情无厌，得寸入尺”。朱九江先生对中外互派使节，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光绪二年，朱先生听闻郭中丞赴英，“闵然悲之”。在门徒在先生去世后，从其手稿中得书曰：“派员往英之事，何辱国至此？举朝可谓无人，李相身系安危，先自屈辱，损中国之威，长夷虏之气，天下何望矣？回忆咸丰之事，喋血郊园，盟于城下 乘舆出逊晏驾不还，公羊所谓百世之讎，无时焉。而可与通也。今重有此大辱之事，此志义之士，所以言念国耻，当食而叹。中夜愤悱，誓心长往，终已不愿者也。”
　　他光绪五年撰写的《书明史徐贞明传后》有：“道光以来，中外之变四十年矣。忧饟者，设厘抽；忧兵者，学机器；忧漕者，筹海运。山川百源有可使润，百里而祀之者乎？不问也。于是北方之旱三年矣。夫农工资商，商病则农工亦病，厘抽其可设乎？曰：不可。海防边屯自治兵器以守为战，敌人之机器失利而虚糜数百万帑金，为国工愚弄，机器其可学乎？曰：不可。东南有警若天灾不时，海运其可筹乎？曰：不可。”而在卷一“附记”中以《病言》（光绪三十三年）为名记录了恩师朱九江先生对时事的看法：“今人之言耻也，不以东败为国耻。而曰：耻不如东寇之变法，何其失也。故以斯济时，而时为之且危，何者告众而盛称敌人。欲策之自强，反夺之自弱也。敌人闻之，愈以弱我国而强其国也。礼曰：敖不可长。又曰：会同主诩，古之待敌者，无自弱之言，斯诩之谓矣。岂敖之谓乎？国体不可卑也。民气不可馁也。”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的学习西方以求自强的言与行，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五十年来，和议蹙矣。外国益强，中国益弱，今人不察以为外国之政既美，且备焉。而中国不及也。不忘其祸始哉。如中国卒用林文忠也，奚至斯矣。……以外国之人司财，于是乎中国无财矣；以外国之人治兵，于是乎中国无兵矣；以外国之人教士，于是乎中国无士矣。”学习西方的后果，可能是“生杀予夺之权，自敌操之，是敌不战而克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