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阳翟褚氏的形成及对褚氏家族文化影响的讨论（2）
二、阳翟褚氏的氏族文化
阳翟褚低作为褚低的一 个支系，从一般平民到高贵的贵族，前后走了一千多年。明朝之后，中国的世族观念彻底瓦解，以科取仕趋于成熟。这与新兴的举子们多生于寒门，严厉的抵制贵族 有关，当然也是一种社会进步。在这一千多年里，阳翟褚氏族人从一个微弱的平民到登峰造极的大族，并能使之长盛不衰，走过了艰苦创业之路，付出了百倍的艰 辛，在这不断探索奋进的征途中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氏族文化。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 史上最为动荡的一个时期，历经当时纷乱的易代之争和王朝内部复杂的权力倾轧。阳翟褚氏与其它高门士族相比，总能更为轻易的化险为夷，并处于各个王朝权力的 核心。我们清楚的知道，同样是在门阀制度的庇护下，各个家族的人物、家族地位及兴衰周期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有多个方面的原因，但从深层次来讲， 其差异的根源就是一种氏族文化的不同。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从家族内部的文化传统上去寻找原因。对此，钱穆先生早有过精辟的论述，“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 外在之权势和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 学传来。”细品钱穆先生所谓的“家教门风”，则不外乎家风和家学两点。阳翟褚氏在几百年间能保持“人焉不坠”的原因也正是这种家风和家学家，也就是氏族文 化。
纵观阳翟褚氏历史，其文化可归纳出三个重要的方面。
（一）与时俱进，克己求善
魏晋之后，玄学之风兴 起，加以政权的频繁更迭，使得当时的士大夫们很难再以忠君作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指导。受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以儒学传家的阳翟褚氏在东晋以降的数百年间 里，其当轴人物亦多表现出机智善变的特点，在当时的实际政治生活中往往能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家族的政治立场和心态，做到“与时俱进”，以保持家族门第的长 盛不衰。阳翟褚氏的这种“与时俱进”以自保家世的作风是由褚裒首先开创的。褚裒所处的东晋时期，晋室的政权尚比较稳定，因而褚裒及其从兄褚在“苏峻之乱 ”时，都表现出忠于司马氏政权的积极态度。褚裒在当时担任车骑将军郗鉴的参军，而褚则是被元帝任命为散骑郎，担任了保卫皇帝的重要角色。结果两人在平乱之后分别被封为 “都乡亭侯”和“长平县伯”，使得褚氏家族的地位得到顺利的上升。褚裒在政治上的这次选择可谓十分明智，因为从当时的条件来看，门阀政治日益成熟，苏峻凭 “单家”作乱根本不可能取得胜利。从这一实际情况考虑，褚裒兄弟作为褚氏家族的代表必然会起来抵御苏峻的叛乱，一方面可以显示自己家族的忠君立场，另一方 面可以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阳翟褚氏家族在“ 苏峻之乱”中崭露头角之后，在东晋康、穆帝之时达到了势力的顶点。晋康帝的皇后曾在穆帝、孝武帝等四朝临朝称制，执掌晋室大权达四十年之久。然而褚裒作为 皇后的父亲，在行事上却极为谨慎。褚裒虽以外戚的身份进入的权利角逐的中心，然而当时褚氏家族相较于当时掌权的庾、桓、何三大家族来说，势力相对弱小，不可能在争取朝廷势要中获胜，因而褚裒选择了向外发展。他以皇后父的身份苦求外出，“诏以为左将军、兖州刺史、都督兖州徐州之琅邪诸军事、假节，镇金城，有 领琅邪内史。”（《晋书》本传）后有人以褚裒为皇太后父，提议拜裒为侍中、录尚书事，欲将其召为朝廷势要。褚裒则“以近戚，惧获讥嫌，上疏固请居藩”（同 上），于是改授他为“都督徐兖青扬州之晋陵吴国诸军事、卫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同上）永和初年，朝廷再一次诏褚裒回去，又被褚裒拒 绝，“固辞归藩”。 褚裒这样几番拒绝进入朝廷势要，并非真正的“惧获讥嫌”，而是出于其家族势力相对弱小的政治考虑。这样一来，褚氏家族成功地避免了与居位家族门户矛盾激化 的危险，且占据了京口这一东晋政权的重镇，起到了利用京口积累实力和制衡中央权要的目的。褚裒的这种应时变化的做法，对褚氏家族的发展影响巨大：他开创了 褚氏家族“与时俱进克己求善”的新家风，在此后王朝更迭频繁，政治斗争更加险恶，褚氏家族才能够趋利避害，维持了家族门第的长盛不衰。
在此后的过程中，褚家 人在各种潮起潮落的拼击中，都是审时度势，以一种高度的政治敏感和独特的慧眼看世界、看时事，克己求善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永保自身和家庭的兴荣。褚氏家 族在褚裒子歆、熙后，历其孙爽，至曾孙褚秀之、淡之、叔度兄弟时，东晋王朝的大势已去。褚氏兄弟从现实出发，为了保存家族的势力，在作为晋室姻亲的情况 下，却选择了刘裕，并在刘裕夺取江山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褚叔度兄弟跟随刘裕讨伐卢循，“力战有功”。另据史书记载褚氏“虽晋氏姻戚，而尽心于武帝 （刘裕）”（《南史》本传）。再往后，褚亮这在认清薛举无能之后，毅然进入李渊集团，成为初店十八学士之一，为阳翟褚氏创造最辉煌的一页打下基础，也起到 了桥梁作用
（二）精忠于国，以孝治家
“孝”作为儒家的精髓，历来为世人所重视，阳翟褚氏褚大、褚少孙以公羊春秋名天下，对儒学自然比其它人有更高层次的研究，这一渊源永远铭刻在阳翟褚氏族人的心中。同时阳翟褚氏崇尚孝道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司马氏篡魏建晋，此种 做法与传统的儒家道德不符，因而晋王朝在“忠”的方面已无从谈起，其统治者发掘了儒家学说中的“孝”作为控制士大夫的武器及品评人物的重要标准，这样一来 “孝”自然成为时人所最为看重的家族道德的准则。对此，唐长孺先生亦有深刻的分析：自晋以后，门阀制度的确立，促使孝道的实践在社会上具有更大的经济与政 治上的作用。同时，世家大族旁枝繁多，为了处理好家族内部成员间的尊卑亲疏关系，其家族也必然需要用“孝”这种儒家礼法来约束本家族的各个成员。阳翟褚氏 在复杂的王朝更迭中，为了保持家族门第的长盛不衰，同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忠孝”，那么“孝”也必然成为褚氏家族所奉行的治家准则及家族安身立命的根本。
据史籍所载，阳翟 褚氏的家族成员，多以孝行著称于世。东晋时的康献褚皇后，贵为晋康帝的皇后，且在穆帝等朝临朝称制，执掌晋室大权近四十年，对其父褚裒仍然尊敬有加。她不 仅在归宁时对褚裒行的是父女家人之礼，还要求在朝廷之上亦行家人之礼。但是庾翼、谢尚等人坚决反对，以“父尊尽于一家，君敬重于天下”的君臣礼节不能乱为 由，最终未能实行。这说明阳翟褚氏以孝为先的家风深入各个家族成员之心，即便是贵为一国之母的皇后也不例外。
宋齐时的褚渊是当 时有名的孝子。据《南齐书?褚渊传》载，褚渊曾以“母年高羸疾，晨昏须养”而辞官，但并未得到朝廷的允许。后来，“遭庶母郭氏丧，有至性，数日中，毁顿不 可复识。期年不盥栉，惟泣泪处乃见其本质焉”，以至于要皇帝下诏“断哭”，并禁止别人吊丧。后来又遭嫡母吴郡公主丧，褚渊“毁瘠如初”，并以“期祭礼及， 表解职”。《文选》卷五八所载王俭所作的《褚渊碑》中记载：“孝敬淳深，率由斯至，尽欢朝夕，人无间言……以父忧去职，丧过乎哀，几将灭性。”褚渊长子褚 贲，虽然对刘宋王朝的政治态度颇为不满，但仍然不违孝道，在褚渊死后“流涕不自胜”，并将爵位让与弟弟褚蓁，还放弃位高权重的官职不做，自愿居墓下为褚渊 守丧。
褚渊的孙子褚 向，“年数岁，父母相继亡没，向哀毁若成人，亲表咸异之”（《梁书?褚翔传》）。其子褚翔更是一位孝子，“少有孝行，为侍中时，母病笃，请沙门祈福，中夜 忽见户外有异光，又闻空中弹指。及旦，疾遂愈，咸以为精诚所致云”（同上）。虽然史书记载的这个故事很有一些杜撰的成分，但是褚翔在母亲死后，“以毁卒” 确属事实，他的确是阳翟褚氏“以孝传家”的典型。
阳翟褚氏的“孝” 行不仅表现在亲子之间，还在家族成员中扩展为兄弟的“悌”及亲族间的“友”。如褚渊身为长子在父亲死后却能把所有财产让给弟弟褚澄，自己“唯取书数千卷 ”（《南齐书》本传），以至于死后“家无余财，负债至数十万”（同上）。褚渊因为失节宋室而遭非议，但是他的上对父母尽“孝”、下对兄弟行“悌”的行为却 为他赢得了不少声誉，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们对他失节行为的非议。又如褚渊从弟褚炫，虽然是“居身清立，非吊问不杂交游”，却能在“得钱十七万”后“于 石头并分与亲族”，以至于最后“病无以市药”（《南齐书》本传），这是将“孝悌”扩展为了对整个亲族的经济帮助，因而更让人叹服。再如褚渊的长子褚贲在褚 渊死后将爵位让与弟弟褚蓁继承，而褚蓁又能在褚贲死后“表让封还贲子霁”，这虽说是两兄弟间情谊至深所致，但其家族重“孝友”的家风却表露无遗。
至于阳翟褚氏精忠于国的事迹就多了，在此恕不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