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两岸的成氏家族

6月2日，中国前人大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抵达台湾。成思危此行应世新大学之邀，赴台参加两岸金融学术研讨会。他是知名报人、世新大学创办人成舍我之子。拜祭亡父成舍我也是他此次赴台的重要原因。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成思危说，“还是1990年父亲病重，1991年父亲去世，到过两次台湾，到现在，18年没去了。”

18年来成思危因位居中国要职，一直未能赴台。此次赴台已是满头银发。世新也由专科升格为大学，妹妹成嘉玲为现任董事长。他说，很想看看18年后的台湾，特别是东部地区。

1951年，成思危16岁。当时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腐败，货币天天贬值。因就读于“香港一所左派中学，且深受巴金作品《家》的影响”，如同当时的年轻人一样对新中国有很多憧憬，他决定一个人拎着皮箱从香港回大陆，选择了与赴台发展的父亲成舍我不同的人生道路。

从此成思危与父亲相见的次数屈指可数，一生历经家人离合、两岸暌隔。在动荡的年代，母亲萧宗让曾写过几百封家书给成思危，他只收到过一封。从离家到母亲病逝，再未能见面。他说：“这是此生最大的遗憾。”“文革”时成思危被扣上官僚资产阶级的帽子，受尽磨难。当时妹妹成露茜随美籍华人参观团回国访问，周恩来接见她，并向成舍我问好。还提到成舍我是民族资产阶级，从此成思危才脱下官僚资产阶级的帽子。

直到28年后，成思危才在美国与父亲成舍我重逢。

“在统一问题上，我是乐观派”

成思危在1998年写过一篇名为《成舍我的四种精神》的文章，文中回顾了父亲的一生。

在他12岁生日那天，拿着新买的纪念册到位于北平西长安街的世界日报社，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找他题词。成舍我不加思索地提笔写下了“自强不息”四个大字。多年之后，成思危也把这四个字送给女儿做12岁礼物。

因为父亲的支持，成思危在美国进修管理学，在美期间生活非常艰辛，父亲给他写信说：“你需要的钱，在我虽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但为完成你的学业，决如数筹付。”

当成思危即将拿到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有几家美国公司邀请他去做事时，成舍我希望儿子能考虑留在美国，以后有机会可以去台湾，他说：“毕竟我们家的事业在台湾。”但后来成思危决定学成回国，父亲也能理解，还在见面时鼓励他认真做事，自强不息。

成舍我也曾经跟成思危谈到两岸问题，“在统一问题上，我是乐观派的。”并预言：“少则五年，多则十年，两岸总是要谈的。”成思危携妻女与他在香港会面时，他特意要求到落马洲远眺对面的深圳，还表示条件成熟时一定要争取回大陆一趟。

对子女实行“三不干涉”政策

无论是成思危坚决到大陆发展，还是后来学成不愿留美回归大陆，成舍我都充分尊重子女的意见。据说，他对子女实行“三不干涉”政策，即一不干涉子女的政治倾向，二不干涉子女的职业选择，三不干涉子女的婚姻家庭。正因为他对子女志向的尊重，使得5个子女各有发展和成就。

成舍我与第一位夫人杨璠结婚。杨当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活跃人物。婚后，协助成舍我办“三个世界”，功莫大焉。他们育有两个女儿成之凡、成幼殊。成之凡旅居法国，自幼习钢琴，曾多次在香港和法国举行个人演奏会。她积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参加社会事务，为当地名流。曾三次参加法国总统竞选。成幼殊居住北京，为职业外交官和诗人。

因性格不合，成舍我1929年与杨璠分离。后来与留学法国归来的萧宗让结婚，生一男二女，长男成思危，三女成嘉玲，幼女成露茜。成嘉玲从美国取得博士回台湾，继承父亲遗志，管理世新大学。成露茜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终身教授。1990年回台湾，受父命接办《台湾立报》。

萧宗让去世后，成舍我与台北中兴大学教授韩镜良结婚，老年相依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