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氏榜书

老杭州，很少有不知道章其炎的，老底子，杭州马路上到处可以看到章其炎写的招牌大字，曾经有“章半城”之称。我想，能让老杭州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笔下“胡庆余堂国药号”那样的擘书；而让厮拼商场的生意人趋之若鹜，或许是从他那厚重遒劲的浓墨中悟出了经商之道？

  他用四米长的竹竿头包了毛巾，蘸了颜料粉，站在人字梯上写字

  1952年初夏，杭静芸女士回到杭城。二十八岁的她，每天一早总是迎了曙光，从东太平巷出来，仰头看到的，就是胡庆余堂大墙上的黑字。她到黑字下的报栏，看新生活的希望。

  大墙、大字，这就是当年人们对河坊街的最深印象。

  墙上的大字有多少年了？说不清。写的是什么？今天也说不清了，有说是广告词——“总店本市大井巷，电话三三三三……”，有说是胡庆余堂以往的字号，说法各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大井巷内胡庆余堂正门北的照壁墙上，原有大字“胡庆余堂雪记药号”，是四十年代，章其炎的父亲协助一位马先生写的。这话是章其炎先生的儿子，章建明和章国明说的，应该没错。

  1964年6月，河坊街大墙上出现了“胡庆余堂制药厂”七个大字，那年是胡庆余堂九十周年（创建于1874年）大庆。厂里筹划这件事时，首先就想到大井巷口那几个稳重扎实、生出商家厚道的榜书。那一年，章其炎43岁，已承继了父亲厚重浑圆、苍健遒劲的榜书精气，一米二三的字，扫帚一样的大笔，一气挥就。

  但“胡庆余堂制药厂”七个字太大，每个字有5米见方，一气不能呵成，当年天天去看章老写字的一位王惟真先生说：那几个字写了好几天呢！大墙旁架起了人字梯，章其炎用四米长的竹竿头包了毛巾，蘸了颜料粉，站在梯子上打轮廓线，然后助手用油漆填空，磅礴的笔势酣畅淋漓。

  或许，在正宗书法家看来，这算不得艺术，但章先生是反反复复，一张一张地练小稿，琢磨所要体现的书法精气。那是一个容不得半点“名利”的年代，榜书不能署名；那又是一个文化载体极其贫缺的年代，以至于章氏榜书像怀素狂草那样，让人津津乐道。

  现今88岁的章其炎老人已不能很具体地说那些往事。曾经有文字描述他当时在墙上写字的场面，写得好的，能让章氏后代称道的，是王群力先生的一篇，其中有章其炎雪地练书法的细节。

  上世纪60年代，中山中路、解放街到湖墅卖鱼桥一带，不少招牌都出自章其炎之笔，如今留下的已是凤毛麟角。官巷口光复路上一家酱菜店的“景阳观”三字，留了下来，现已成了商店的象征。2002年该店迁到中山中路87号，遒劲的“景阳观”三字依然在商店门额、店堂中央、包装袋上。可惜，问了几位员工，能说得清这三个象征着该店文化的店名的题写者，没一个。

  更早的章其炎榜书，落款是明明了了的。那时，从“旗下”（湖滨一带）往南走，过营门口的木桥，将到未到涌金门直街，会看到一堵北向大墙，墙上白底黑字，赫然横排了“惟和”，以及竖排的“章其炎书”，还有一个不是很红的方印。或许，凑巧，还能看见一个小孩，端了半碗酱油，站在大字下，食指沾一沾碗内，吮进了嘴。

  “惟和”二字，每一个三米。章建明说：这二字也是打的轮廓线，填的漆。打轮廓线的难度比直接书写要大。

  “惟和”是酱味调和的意思，粉墙、黑檐、青石墙门，进了天井，是一排高高的柜台，一溜坛坛罐罐：资阳辣瓣酱、扬州芝麻酱、六必居酱菜、绍兴醉方。还有，柜台后面挤挤挨挨的酒坛。能压得了这弥天酱香的，似乎也只有高高在上的“惟和”二字，这也让西面“玉林斋”食品店的西式三层洋楼，相形见绌。

  1957年公私合营，所有老字号消失殆尽，但墙上的“惟和”二字还在。旧南星桥直街与龙舌嘴的三岔口上，汪德和菜馆对面，也有“惟和”两个大字，那是分号。

  杭城的榜书，从此有了“章半城”一说

  章其炎随的是母姓，抗战初期，15岁的他逃难在天目山中，就读国民政府抗战干部学校。有一年冬天，他回杭州拿衣物，被日本人抓进众安桥的宪兵司令部。几个月后，他被放了，当即去当了国军。

  作为旧军人的章其炎，并非1949年后才捡起榜书这一块世家牌子的。章其炎自幼与大哥方汉云一起受父亲方春根的熏陶，深得方氏榜书“颜”“柳”结合的真传。方氏榜书在杭城还有留存，灵隐寺四大金刚殿上那块“天涯海角，神通广彼”的匾，就是方汉云题的。

  1966年，当章其炎书写的匾牌被纷纷摘下，当“胡庆余堂制药厂”那面墙被抹成大红写上“毛主席语录”，章其炎和所有“有问题”的人一样，战战兢兢。这时，他住在如今被称作“吴山”的管米山上。大抄家的锣鼓震天动地，章家自知在劫难逃，“来了来了，来抄家了！”好在每一次的锣鼓都是由远及近，由近及远。章建明归结为爸爸的为人好，看轻钱财，以写字广结人缘。那时候，章其炎在“杭建”（市建筑公司）做宣传，他常和子女说：不应该“挣”的钞票，是不好“挣”的。

  “文革”中，全国山河一片红，城市的每一壁，每一墙，全抹成红色，写上语录。毛笔书写依然是国粹是艺术，但只会用钢笔、铅笔的手拿不来毛笔了，而那些正儿八经的书法家，大多没有资格拿毛笔了，于是章其炎手里的毛笔大派用场，写标语写语录，几乎成了每天的工作。

  当时很少有人会打听家门口那一墙端庄的楷书语录，出自哪个高手？但章其炎晓得。章建明说，那年头我爸爸晓得容易出事，文字多的毛主席语录，他反反复复要看好几遍，还要旁边的人帮他再看一遍。就这样，回到家中，哪怕在“咪”几口老酒的时候，他还在反反复复想，白天写的字，哪几个位子，会被人误解？想踏实了，才睏得熟。

  “上建”（上城区建筑公司）没有写字人才，天天到“杭建”来请章其炎帮忙。章其炎顾不过来，他说，“我儿子还来事的。”当时，章建明初中毕业，闲在家中。“上建”先是借了过去，后来向市军管会打报告，要求临时工转正。写毛主席语录是天大的政治任务，报告批下来了。那年头，这是一个特大的破例。两个月后，鞭炮齐鸣，“最高指示”来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说这一段，也是章氏榜书在浩劫中的喜剧。章建明有个同学的父亲，当年是市革委会群访办公室主任。有一天，章建明到老市府去写语录，主任对他说：建明，检举你开后门留在城里的群众来信，我用尺量过啦，有十五厘米，嘎厚一刀。

  1971年10月，“杭建”的章其炎和“上建”的章建明被“市革委会”请去，和市工艺美术公司的姚宝兴等人一起，听一个 “重要文件”的传达：要将杭州市主要街道的毛主席语录，粉刷覆盖，改成相关店铺的招牌匾额。后来知道，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来。

  市“革委会”组织大家去上海，看人家的部署安排，和对覆盖的要求。回来后，“杭建”公司承担了延安路、庆春路和解放街的店家招牌。多少店家已经难以回忆，按现在电脑制作、喷绘切割的速度，也不是几天可以完成的。“杭建”靠章其炎的一支笔，加班加点。先将粉刷后的墙壁、檐额拍下照片，按什么尺寸写什么字，配上拼音，由市“革委会”宣传部一张一张审批。再按图“画”骥，写到墙上檐下。这一写，前前后后花了毛两个月。

  杭城的榜书，从此有了“章半城”一说。

  老店回迁，那块匾肯定要重新挂上的

  改革开放，老字号纷纷亮出。现在已是省书法研究会副会长的章建明说：写招牌和纯书法不同。为什么老底子造银行都要用一块一块厚重的石头垒起来？为的是要给人一个放心稳当，你才肯将钞票放进去。商店也是，他们请章其炎写字，就是看重章氏榜书的厚重端庄，对买主是心理暗示：来吧，老少无欺。

  胡庆余堂也在考虑大墙上字号的恢复，当然要找章其炎。这时候，章其炎先生搬到了莫干山路的新家。1984年，胡庆余堂有个赵姓老人，也算是庆余堂的关门学徒，他说，我晓得章其炎住在哪里。

  河坊街大墙上要恢复1964年的字，五米乘五米，后三字则改成“国药号”。章建明说：那时候河坊街的法国梧桐长得相当茂盛，放幻灯投影不可能，我爸爸又不能上高人字梯。上脚手架更不行，一层层地搭架，怎么能把握字的气度？

  还是架人字梯，已经深得章氏榜书精髓的章建明和章国明都上去了，章老先生在下面指挥。章氏兄弟先打的轮廓线，章建明说：这叫“双沟填墨法”。字的每一笔宽度，40至50厘米，按章老的要求，一一修改。边框线确定后，再填油漆。“胡庆余堂国药号”定型后，一共上了三遍油漆，白墙黑字，横空出世，落款章其炎，有大红的仿印。

  有人说：“堂”字宝盖上一点，有一米高。有人不信，往上看，最多七八十厘米。有人较真，上去量了：一米四。现在大墙上的“胡庆余堂国药号” 是立体字，1995年7月改的，像浮雕，最高处堆高7厘米，有巨匾的感觉。

  2001年10月18日河坊街开街，章其炎老人本不想去凑热闹，国明一个朋友的店，也在这天开张，章老去了。杭城各媒体曾报道过“胡庆余堂国药号”特大榜书，电视台还为章老拍摄了半小时长的片子。听说章老要来，众多浙商“追星”一般地等待，尤其是求字的，群起而上。有两个金华老板，早就等着了，一气求了八张榜书。当然，落款绝对不能少。

  章氏榜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名扬一时，写到过西安。那一年，章先生写的“城站百货商店”被西安来杭的商家看中：就这字才能透出商家的厚道，一定要请章老前往。城站百货商店，以前在老城站的正对面，出了火车站，过了马路就能看见。城站改造，店拆了，牌没了。据说，西安的“兄弟牌”还在。

  那时候，求字的商家已懂得这不仅仅是“字”，更是一种“商业文化”。“广合顺”皮革店的当家人姓钱，通过章建明来求字，因为建明的表阿弟也在这家店上班。当时，章老已很少临场泼墨，字写在30厘米的纸上，商家拿去放大做成匾牌。  “广合顺”三个字繁体，店家送到了东阳，请名师用上好木料做匾，80厘米宽，200厘米长。匾雕好后，用红布包上，挑了一个好日子，运回杭州。这一块匾，当时挂在中山中路255号广合顺皮革号老店堂正上方，中山中路整治，“广合顺”搬到北面的310号。说起章老写的匾，店里不少员工都说得出挂匾的喜庆日子。他们说，现在这匾在仓库里，很沉，油漆有几处脱落，但字是金属一样，没有一点损伤。老店回迁，匾肯定是要重新挂上的。

  相比较，“方回春堂参号”匾，在金碧辉煌的店门上就透着贵族气了。这是六年前章老写的一套“方回春堂参号”样书中的一张。庄重中透出潇洒，章建明说：我爸爸最喜欢董其昌和鲁迅的字，尤其鲁迅，他经常临摹。书法家蒋北耿说过，章其炎的字有民国风格，适宜做商家匾牌。

  写“方回春堂参号”时也有过喜剧一样的经过，遍找章老不着。有一天，方回春堂一位副总和朋友聚会，偶然说起此事，一个朋友说：章其炎就在我楼下，你早说就好了。 “方回春堂参号”的匾额自挂出后，也是巧合，生意出奇的好。

  这是章老的收山之作了，现在要是让他再写一幅“方回春堂参号”那样的字，有点力不从心。一支毛笔，没什么分量，但要写出好榜书，靠的是精气和运力。如今，88岁的章老很少写字，章建明说，我爸爸的字，也许将成为历史。

  像“广合顺”、“方回春堂参号”那样郑重其事地将章氏榜书做成匾额的，还有。环城东路23－5号，正门上方一块“横河大厦”匾额，落款“章其炎”，虽然泥塑，但金色大字，沉稳得让人生出泰然。70多岁的叶先生见我拍照，很关心地问起章老的身体，他说，十七年前他到这里工作，匾就在了。这是一座商贸大厦，门口挂着好几块牌子，可喜的是，无论机构如何变迁，章老的匾还是被保存了下来。

  在浣纱路和解放路交叉口，铁路售票处的对面，有一幢高楼，西面的照墙，有过“浙江机械公司”六个大字，这是章其炎先生在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幅榜书。可惜，这字就不幸运了，机制改革，它们被电脑制作的“某某大楼”替代。

  当不锈钢、铜材、泡沫塑料的广告字体异军突起时，找章其炎写“样字”的店家已经不再单一地追求传统匾额的古朴了，但章老榜书的名声依然被看重。莫干山路和环城北路交叉口的金汇大厦，在21层高楼的顶上，有章老的“金汇大厦”四字。这也是杭城坐落得最高的章氏榜书，从地面往上看，巨大的铜字金光四溢。浑厚的立体榜书共两组，分别立于灰白色楼顶的南北两壁，大搂的高耸，并没有使它们显出单薄。可惜的是，当时章老的落款怎么都放不好，那老总和章老说，你的字就是不写落款，杭州人看一眼也都晓得的。

  是的，章氏榜书紧扣厚道，雅俗共赏。商家以外，能一眼认出，并藏之爱之的大有人在。1993年的秋天，灵隐寺的药师殿重建，当家的济运法师找到章老，请他给药师殿写一块匾。章建明笑着学济运法师的绍兴口音：“下（写）嗖西（什么内容）喏（你）自个选，选好后告诉我，报到佛教协会去定。下匾个钞票么，喏自个搦（拿）出。”章其炎连说：“好的好的。”

  章老写的是“广积善缘”，匾挂在药师殿佛堂的左上方，也就是药师琉璃光王佛的左侧。在“章其炎”的落款前，有“临江”二字。这是章老的祖籍，在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