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章氏国学讲习会在苏州开班

1936年章氏国学讲习会部分学员在苏州公园合影，右起三为姚奠中，五为郑云飞，八为柏逸荪，九为汤炳正，十为李恭右，十二为孙立本。

2000多年前，孔子打破了奴隶社会的“学在官府”，开创了“私学”，开创了古代社会“学在民间”的传统。自清末癸卯学制后，中国教育走上现代化之路，现代知识分科体系和现代学校制度逐步建立。民国教育部先后颁布了《中学规程》、《小学规程》、《国民学校法》、《中学法》、《大学组织法》，1928年之后，更是大力贯彻“三民主义教育”，但是始终拒绝与现代教育制度合作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却坚持民间书院式讲学活动，在苏州开班授课，这是抗战前最具代表性的“私学”，战后基本绝迹。

在弟子许寿裳眼中，章太炎既是“革命元勋”，也是“国学大师”。这也代表了民国政学两界、时人甚至论敌对他做出的评价。他是清末革命运动的先驱者，是光复会的发起人、同盟会的理论舵手，曾主编《民报》，与改良派论战，为革命思潮的兴起做出过重要贡献。“中国民国”的国号，就出自他的《中华民国解》；他提出的“五族共和”的国家理想，也在日后成为影响深远的政治主张。章太炎在“提奖光复”的同时，又“未尝废学”。他一生坚持民间讲学的姿态，在东京、北平、上海、苏州等地开班讲习国学，培养了大批杰出弟子。“章门弟子”无论保守还是激进，都成为了民国时期学界与文坛的中坚力量。始终拒绝与现代教育制度合作的章太炎的讲学活动，堪称中国学术史与教育史上的另一种传统。

苏州讲学，

“国学大师”的最后归宿

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院都曾有意延请章太炎担纲导师，但无不为他拒绝。始终与现代教育制度保持一定距离，是他的显著特色。章太炎的个性中固然有特立独行的一面，但大儒讲学在中国其实自有其传统。章太炎要守护的，甚至用生命的最后时光捍卫的，正是这一具有千年历史但却几乎被现代学制“根除”的书院式的民间讲学传统。

1932年，章太炎到苏州讲学。次年，参与创立苏州国学会。1934年，章太炎从上海迁往苏州，在锦帆路定居。章太炎生命的最后两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这一年的冬天，因为“与国学会旨趣不合”，章太炎另立“章氏国学讲习会”。他的早期弟子、此时已是著名学者的黄侃、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汪东与吴承仕等人共同作为“讲习会”的发起人，诸多章门弟子再次会师，为“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贡献力量。

1935年3月，章太炎罹患鼻癌，蒋介石派丁惟汾前去苏州慰问，并且“致万金为疗疾费”。章太炎将这笔资金移作启动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款项。因为新房舍尚未落成，章太炎于4月率先发起“章氏星期讲演会”，由他本人主讲。他在“星期讲演会”共演讲九次，题目分别是《说文解字序》、《白话与文言文关系》、《论读经有益而无弊》、《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再释读经之异议》、《论经史儒之分合》、《论读史之利益》、《略论读史之法》与《文学略说》等。其中既有他长期研究的“小学”与“文学”等问题，也有对于“读经”与“读史”等当时流行的话题的回应。暑假期间，他又发起“章氏暑期讲习会”，先后讲授了两门课程：一门是《孝经讲义》，另一门是《吕氏春秋行览与孝经之关系》。

9月，章氏国学讲习会正式开班。除诸多章门弟子联袂作为发起人外，章太炎还吸引了段祺瑞、宋哲元、马相伯、吴佩孚、李根源、冯玉祥、陈陶遗、黄炎培与蒋维乔等出任赞助人。讲习会学制两年，分为四期，规定“凡有国学常识，文理通顺，有志深造者，无论男女，均可报名听讲”。讲习会讲师沈延国在日后回忆：“各地学子，纷纷负笈来苏。据学会统计，学员年龄最高的为73岁，最幼的为18岁，有曾任大学讲师、中学国文教师的，以大学专科学生占大多数，籍贯有十九省之不同。住宿学会里，约有一百馀人。”讲习会一时盛况空前，段祺瑞赞叹：“勾吴之地，复见邹鲁之风。”

“饭可不食，

书仍要讲。”

讲习会由章太炎主讲，弟子朱希祖、汪东、孙世扬、诸祖耿、王謇、王乘六、潘承弼、王牛、汪柏年、马宗芗、王绍兰、马宗霍、沈延国、金毓黻、潘重规与黄焯等任讲师。沈延年回忆：“每星期二，先生躬亲讲席，宣扬胜义。对于‘经学’、‘史学’、‘子学’、‘文学’作系统的讲述，最后教授《尚书》，句句精审。”《尚书》作为中国古代最为难解的经典，章太炎一生用力于此，“自言已通百之八九十，胜于清儒”。他的大弟子黄侃曾经请他“手注全经”，但他“笑而未遑”。他虽然最终也没有完成这样一部阐释“全经”式的著作，但他在讲习会上却开设了《尚书》研究的课程。十分有心的讲师诸祖耿“备闻其详，有闻必录，积累成册”，整理出了《尚书故言》、《尚书略说》、《书序》与《尚书二十九篇全文讲义》等讲义，编辑成了《太炎先生尚书说》一书，他研究《尚书》的精华这才得以流传于世。讲习会“教学相长”的良好氛围，不仅使弟子受益，也让他借此清理、总结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并有不少新作问世。

讲习会以其系统、扎实的学术训练，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入门弟子与章太炎朝夕相处，也深受其人格魅力的感召。以讲习会为平台，章太炎重新集合四十年间在各地问学的章门弟子，让传统的师生交谊在现代社会延续与发扬。1936年3月，章太炎发表《太炎通告及门弟子》：“余讲学以来四十年，及门著籍，未易偻指，而彼此散处四方，音书辽绝，难收攻错之功。近余设教吴中，同学少年，佥以集会为请。余惟求声应气，前哲所同，会友辅仁，流风未替。况余衰耄，来日无几，岁时接席，岂可久疏。因拟《草约》四条，以为集会之原则。凡我同人，如以此议为然，希于五月一日以前开示最近住址，以便通讯，共商进行之宜。”章太炎的《会约四条》是：“一、由及门弟子组织一学会；一、每年寒假、暑假各举行大会一次；一、每次大会征集学员治学心得，发行会刊；一、会章由会员共订之。”

遗憾的是，章太炎却未能看到这次章门弟子的集会。6月，章太炎在讲完《尚书》后，加开了一门《说文部首》的新课，准备在暑假前结束。开讲不久，他的鼻癌复发，兼有气喘。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已经无法进食，但他却仍然坚持上课。夫人汤国梨劝他以身体为重，他答道：“饭可不食，书仍要讲。”6月14日，章太炎病逝苏州。他为革命与学术奋斗的一生，永远地定格在章氏国学讲习会的讲台上。

四次讲学，章太炎“论衡国故”

民国成立后，除短暂出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东三省筹边使”的经历外，章太炎逐渐退出了现实的政治舞台，主要凭借其“革命元勋”的身份，通过通电等方式，介入具体的政治事件。对于民国的政治走向，他一直高度关注，并且时常会有左右舆论甚至时局的意见发表。但与清末直接参与“排满”斗争不同，此时章太炎的主要精力已经转移到了讲学上。

在章太炎的历次讲学中，成就卓著的有4次，即1908-1911年的东京讲学、1913-1914年的北平讲学、1922年的上海讲学与1934-1936年的苏州讲学。其中，最为知名的是他在主编《民报》时期的东京讲学，日后在民国学术界与教育界发挥重要作用的沈兼士、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许寿裳、鲁迅与周作人等都是他这一时期的弟子。那时的章门弟子中，有人看重他的学问，有人看重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议政与论学的交相辉映，成就了令人神往的“东京讲学”。

不过在东京讲学时章太炎的主业毕竟还是革命，因此不如北平、上海、苏州三次讲学系统。尽管当时他也有“预科讲文法、作文、历史；本科讲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的课程设计，但最终讲授的只有《说文》、《尔雅》、《庄子》、《楚辞》与《广雅疏证》等内容。不难发现，章太炎的课程设计在某种程度上参考了当时通行的学制标准，而真正落实的才是他的学术精华。章太炎的思想体系，正是在东京讲学的过程中形成的，这就是1910年初版、1912年再版的《国故论衡》。全书分为“小学”、“文学”、“诸子学”三卷，此后他的讲学活动基本循此展开，而不再需要外在的知识框架作为支撑。

北平讲学，章太炎的“讲授科目为经学、史学、玄学、子学”，“讲学次序，星期一至三讲文科的小学，星期四讲文科的文学，星期五讲史科，星期六讲玄科”。但此次讲学不到一个月就因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而被迫结束。此后时局动荡，“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与“联省自治”运动此起彼伏，直到近十年后，章太炎才在上海又一次系统讲学。这就是经曹聚仁整理而成为学术经典的《国学概论》。

在上海讲学后，十年间章太炎未再进行大规模的讲学。这一时期军阀割据、乱象丛生，他在忧心时局外，大都闭门谢客、专心著述。“九一八事变”后，他对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强烈不满，毅然于次年北上，试图说服张学良抗日。尽管此行的政治目的并未实现，但他在北平期间却应北大、燕大与北师大的邀请，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演说，重新开始了讲学活动。

1935年，“章氏国学讲习会”正式开班。这是章太炎历次讲学中最为系统的一次。苏州讲学集章太炎学术之大成，培养了最后一代章门弟子，但也由于章太炎在1936年去世以及1937年抗战爆发而成为绝响。在他身后，马一浮、梁漱溟与熊十力等现代大儒也曾经试图延续民间讲学的学术与教育模式，但大都收效甚微，难现章氏讲学的辉煌，而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中，逐渐淹没在历史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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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 与《制言》杂志

《制言》杂志是章氏国学讲习会的会刊，为半月刊，1935年9月，在讲习会开班的同时创刊，章太炎亲自任主编。他在《制言发刊宣言》中称：讲习会“言有不尽，更与同志作杂志以宣之，命曰《制言》，窃取曾子制言之义。先是，集国学会时，余未尝别作文字；今为《制言》，稍以翼讲学之缺。”《制言》以保存国学，研究国学为基本特点，在他身后，由讲习会继续编印，出版至47期，苏州沦陷。1939年1月在上海复刊，出版63期后终刊。

在章太炎的学问背后，其实都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发刊宣言》中，他说明了自己晚年讲学的初衷：“余自民国二十一年返自旧都，知当世无可为，讲学吴中三年矣。”一句“知当世无可为”，道出了一代“革命元勋”在面对政府不抵抗日本侵略而自己却又无能为力时的苍凉。“讲学吴中”因此也就成为他的精神寄托与感情慰藉。

章太炎晚年的学术著述与诗文多在《制言》上发表。1936年9月，《制言》刊登了章太炎的遗嘱，曰：“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章太炎念兹在兹的仍然是对于时局的担忧。章太炎去世后，国民政府通令为其举行国葬，但因战事日紧，最终未能实现。

章太炎一生先后主编过多种杂志，以《民报》与《制言》影响最大。不同于当时大多数的革命者与学问家，章太炎非常强调“革命”与“学问”之间的关系。1906年，因“苏报案”身陷囹圄三年的章太炎出狱，在东京留学生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他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这也成为了他一生的追求与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