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杨王朝--励精图治,杨坚因革旧制，垂法后世
隋杨王朝--励精图治,杨坚因革旧制，垂法后世
杨坚代北周建隋，总觉得自己得到江山太容易，担心人心不服，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心理，努力从各方面体察民心和寻找保住隋王朝的措施和办法。他借鉴前朝的历史经验教训，励精图治地从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等领域，进行了历史性的重大改革。这些改革，对于巩固后来的封建专制制度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改革官吏制度与精简行政层次
西魏、北周两朝官制复古，仿照《周礼》官制，实行"六官"制度，即用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治理国家，政出多门，难于集中。开皇元年(581年)，杨坚参酌汉晋以来官制的演变，废除了"六官"制，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即以尚书、内史（后为中书）、门下三省为行政中枢的制度。政权揽于尚书省，置令及左、右仆射各一人，总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庶支、工部六曹事，每曹设尚书一人，合左、右仆射，是为八座。次于仆射者为门下省之纳言(二人)、内史省之令(二人)。开皇三年，改度支为民(非户)部、都官为刑部。这一改革有利于中央集权，加重了尚书省的职责。隋初的地方行政机构，起初亦沿用北齐、北周的州，、郡、县三级制，设置的郡县多而乱，冗官多而滥，行政办事效率低，财政开支庞大，人民负担沉重。文帝受禅后，杨尚希上表说：
"当今州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寮以众，资费日多，吏卒又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工，动需数万，如何可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张之义，瑟无胶柱之理。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杨坚采纳了他的建议，遂于开皇三年(583年)十二月，废诸郡500余，扫600余年州郡县三级之制，一改为州县两级之制，以州刺史治民，名则因循，事同郡守，是为郡县一大变革，实开我国精简行政机构之先河。与此同时，对官吏的选拔制度也进行丁改革。从汉代以来，历朝均以"九品中正制"选择政府官员，照例由各官府长官自行推举委任，称为"辟举"制。地方衙署的属官还须推举本地人担任。这样一来，各级官员完全被士族豪门所垄断，"辟举"制成了士族子弟入仕做官的通道。开皇三年，杨坚罢除了这种制度，"选举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开皇七年(587年)，实行科举取仕，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炀帝始置进士科，唐代又增设了明法、明书、明算等科，诸科之中，惟进士科为常设。至开皇十五年(595年)，并罢州县乡官，即"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县呒复辟署矣"。这意味着地方各级机构的官吏从此均由朝廷委任，传统的"辟举"制度被彻底废除。这种选举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成为千余年间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根本制度。改革府兵制度，实行"兵农合一"。北魏至北周实行的府兵制度规定，只有鲜卑人和鲜卑化的汉人才能当兵，一般汉人只能务农，不能当兵。府兵专有兵籍，与民籍不相混淆。北周后期，由于战争频繁，兵源不足，大量汉人也被召募充做府兵，原来的规定已难严格执行。不过汉人一旦从军，全家也随之由民籍转入军籍。这些带有种族隔阂的规定，显然同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不相适应。杨坚早有察觉，在他尚在北周任大丞相时，于大象元年(580年)便下令西魏受赐鲜卑姓的汉人后裔一律恢复汉姓。这一措施冲破了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旧制，显露了"兵农合一"的历史趋势。开皇十年(590年)，杨坚颁布诏书，下令府兵全家的户籍一律归属州县管辖，同农民一样受田耕种，即"垦田籍帐，一与民用"，只有士兵本人仍归军府统领。这个措施改变了兵民分理的旧规，清除了胡汉分治的遗迹，加强了胡汉的民族团结，把府兵制同均田制更好地结合起来，完成了向"兵农合一"制度的转变。这种新府兵制，有利于各民族的融合，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直沿用到唐代中期，在我国历史上曾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重行均田重编户籍
杨坚即位的当年，便重新颁发了均田令，分别规定了诸王、职官和普通老百姓的受田办法。自诸王以下至七晶的都督，按等次授给永业田，多至100顷，少有40亩。职官又给职分田，京官一品给5顷，以下每品减少50亩，至九品为1顷。又给公廨田供官府公用。普通老百姓受田，丁男2l岁以上每人受露田80亩，永业田20亩，妇人40亩，另有桑田或麻田20亩。限额以内的奴婢，可以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受田。永业田和桑麻田可以传给子孙，也可以买卖。职分田和公廨田，在官吏更代时交付后任，不准买卖。露田也不准买卖，受田的人若是死了，即将分给的田退还官府。这种制度，对土豪的土地兼并多少有些限制，有利于隋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南北朝时期，农民为了逃避赋役重担，往往匿丁不报，或隐瞒真实年龄，诈报为老为小，老者60岁以上，小者10岁以下。隋初户口严重不实，以致影响国家的赋课征收。有鉴于此，在开皇初，杨坚下令原北齐境内，按照基层政权的三长制的组织系统(五家为保，五保为里，五里为党)，"大索貌阅"。"大索"就是由官府大肆搜索隐匿人口。"貌阅"是官员根据户籍上对每人年龄相貌特征的记载，当面进行核对查验，查出那些隐匿之人，并发动老百姓相互检举告发。户口不实者，将其保长、里正、党长流配远地。这次共检出443000丁，1641500口，编入国家户籍，令其承担赋课。以往赋课征纳时，官吏与富户常常作弊，文帐混乱，没有定簿，把富户的户等降低以图少征、免征，财政收入受到影响。杨坚采纳左仆射高额的建议，推行"输籍定样"法，即采取计量的办法制订百姓输课的标准样式，按照标准样式确定每家应承担的等级，并依照定样交纳课粮。许多逃亡到豪强家里做私属的农民，陆续返籍，重新成为"编户"。
重行均田和重编户籍的结果，发展了农业生产，扩大了赋役对象，增加了赋课收入，使隋初的社会经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为将各地征集的谷物和绢帛转输京城长安，杨坚下令沿着漕运水道置"转运仓"，陆续设置了广通(今陕西华县)、常平(今河南三门峡市)、河南(今河南孟县)、含嘉(今河南洛阳)、洛口(今河南巩县)和黎阳(今河南浚县)诸仓。为便于民间储粮备荒，从开皇五年(585年)起，在当地民社组织中设置义仓(又称社仓)，由民社管理，以备灾年赈济。经过多年储积，各地转运仓所储谷物，多者达千万担，少的也有几百万担。西京、太原国库存储的绢帛各有数千万匹。各地义仓也都储谷充盈。文帝末年，全国储积的粮、帛已可供半个世纪之用。隋长安国库的绢帛到唐贞观十一年(637年)还没有用完。隋朝仓库之富实，在我国古代是罕见的。
因革折中制订开皇刑律
杨坚在任北周大丞相时，曾对周宣帝的酷虐之法《刑经圣制》加以删略，改为用法宽大的《刑经要制》颁布实行。他称帝后，为了安抚人心，稳定局势，逐步推行革除酷刑，以宽平为法的治国之道。他指令高额、郑译、杨素、裴政等10余人，参酌魏、晋、齐、梁旧律，因革折中，制成了开皇新律，于开皇元年十月下诏实行。新律废除了前代的枭(斩后悬首于木杆上示众)、辕(车裂)、鞭等酷刑。规定灭族刑只用于谋叛以上的重罪，流放的刑期不超过5年，审囚笞打不得超过200下。还规定百姓有冤情可以由县、州、省依次上告，直到朝廷。开皇三年(583年)，刑部向杨坚奏报每年断狱多达1万件。杨坚认为犯法的人这样多，是由于律条过于细密。他命苏威、牛弘再定新律，又减去死罪律81条，流罪律10054条，徒杖等罪律1000余条，只留刑律500条，制订为12卷。这就是杨隋王朝所制订的周备简要的《开皇律》。它的出现，是中国封建法律渐趋成熟的标志，后世的封建王朝由唐至清各代的刑律都以此作为基础而增删修订。加强廉政建设体察民间疾苦
杨坚在改革各种体制的同时，还得出前代帝王其所以兴、其所以亡的主要历史经验，那就是不能穷奢极欲，而要为政清廉，躬行节俭和爱惜民财，体察民情。他教训太子杨勇说：
他自己从辅政时起就提倡为政清廉、节俭生活，使之成为风气，以致当时士人的便服多用布帛制作，不用绸缎绫罗，饰带也只用铜铁骨角，不用金玉。他称帝后，有一次患痢疾，须配制止痢药，药方中有胡粉一两，宫中竟找不到。有一次，他要一条织成的衣领，宫中也没有。史书上还记载杨坚平日"居处服玩，务存节俭"。宫人们的衣服脏了都洗过再穿，车轮上的东西破了，修补之后再用。
杨坚如此躬行节俭，这与他体察民间疾苦有关。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闹饥荒，他派人去察看百姓所吃的食物，有人把老百姓所吃的碎豆拌糠带回。他痛哭流涕地拿着这些豆糠出示给群臣看，并"深自咎责"。命令撤消自己日常的"御膳"，不饮酒，不吃肉。他率领饥民到较为富庶的洛阳就食，命令侍卫不准驱赶、威吓百姓。遇见扶老携幼的人群，他引马让路，善言抚慰。路难走的地方，他还命令左右帮助挑担的灾民通过。开皇二十年(600年)，齐州小官王伽，押送李参等70余个犯人去京城，走到荥阳，王伽对李参等人说："你们犯了国法，受罪是应当的。看看护送你们的民夫，一路上多么辛苦，你们于心能安吗?"李参等人谢罪。王伽就遣散民夫，释放李参等犯人，约定日期到京城主动会齐，说："如果你们失约，我只有代你们去受死了。"到了限期，70余人竟一人不少。文帝听了很赞赏，召李参等携带妻子入宫赐宴，并宣布赦免了他们。并且下了一道诏书，说只要官吏有慈爱之心，至诚待民，百姓并非难教。要官吏学习王伽。而对那些暴敛百姓的不仁的贪官污吏，则严加惩处，派左右亲信严密侦察百官的行为，有时甚至暗暗派人向一些官吏行贿，这些官吏一受贿就立即处死。由此，他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制度，赏罚分明，对廉官良吏赐帛赠田，加官晋级，布告天下，树为榜样。有一次，他发觉儿子杨俊生活奢侈，大造宫室，大怒，下令将杨俊禁闭起来。大臣杨素劝谏说处罚得太重了，他说："皇子与百姓只有一个法律，如果不这样，岂不是要再立一个皇子律了吗?"文帝的这种举止措施，致使豪强官吏不敢过分作恶，贪污腐败事情减少，有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又由于文帝体察民心，竟成了他革新政事的一个根本条件，而受到群臣百姓的支持。在他躬行节俭、体察民间疾苦的行为举止中，为新政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