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文献独孤皇后对隋朝政治及风俗文化的影响
摘要：隋朝是古代中国封建社会较为辉煌灿烂的时期，也是古代风俗文化大发展的时期。遗憾的是，隋朝仅仅经历二世三十七载即迅速灭亡。“迹其衰怠之源，嵇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隋朝的兴盛与衰亡的原因各是什么呢？以前的历史学者们把目光聚焦在隋文帝、炀帝身上，却忽视了隋朝政治中的一个核心人物——文献独孤伽罗。本文拟就她对隋朝政治及当时的风俗文化产生的影响给予探讨。相信它对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隋朝；独孤皇后；庶嫡之争；关陇集团；胡汉一体化
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隋文帝杨坚代周建隋后，励精图治，隋初一度出现了“开皇之治”的盛世局面。而在隋文帝的政治生涯中，独孤皇后起着关键的作用，时人并称“二圣”。《隋书》中载独孤皇后“谦卑自守，世以为贤”。庶嫡之争的宫廷政变及胡汉一体化主旨的影响，使得她对隋朝起着推动与阻碍的双重作用。王光照在其论文中着重从政治层面对其影响做了阐述，本文拟从心理学、政治、文化等方面作以简析。
一、 庶嫡之争，文献独孤伽罗与杨氏的政治联姻
（一）文献独孤伽罗的生平简介
隋文献独孤皇后，名伽罗。《隋书·文献独孤皇后传》载：“文献独孤皇后，河南洛阳人，周大司马、河内公信之女也。”她“属于匈奴族女生。”[1]其父独孤信，史载其先祖为拓拔鲜卑三十六部“部落大人，与魏俱起。”[2]他由边镇之乱而闯入中原，由于战功显赫，成为八柱国大将军之一。《隋本传》及《北史本传》皆言，独孤“信见高祖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时年十四”。联姻皇室是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坐大门庭的一个重要途径。[3]因此，独孤信诸女婚姻均缔结于当时的贵族之家以至北周皇室，婚姻的缔结也反映了新兴军功家族在北朝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下面我们来考察独孤伽罗与杨氏政治联姻的背景。
（二）独孤伽罗与杨氏政治联姻的背景
独孤后的姊姊是周明帝之后，论身份，独孤家是帝姻，而且又是胡族，要比杨氏尊贵些。代北独孤家族遭遇重大而致命的政治挫折，发生在宇文氏禅代西魏前后出现庶嫡之争时。
西魏权臣宇文泰直到晚年尚未确定嫡嗣传承：“明帝居长，以有成德；孝闵处嫡，年尚处幼。乃召群公谓之曰：‘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马有疑。’大司马即独孤信，明帝敬后父也。”[4]宇文泰死后发生了权臣主导下的庶嫡之争，一方是常山郡开国公于谨及所支持的宇文护，一方为河内郡开国公独孤信及南阳郡开国公赵贵，最后独孤信被赐死。而宇文护“以其名望甚重，不欲显其罪过，逼令自尽于家”[5]，庶嫡之争案件就此结束。庶嫡之争是北齐、北周皇室内部激烈而残酷斗争的一个缩影，或是破坏了原有的统治秩序，或消耗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再加上其他因素而走向灭亡。杨坚和独孤伽罗亲眼目睹了这两个王朝的兴衰成败，在建立隋朝之初即吸取齐周灭亡的教训，缔婚之际，“誓无异生之子”，以确保宗法权力的平稳过渡。杨氏与独孤伽罗的政治联姻，不仅维护了其关陇氏族大姓的切身利益，而且在接下来的隋朝政治中也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独孤信诸女之婚姻，从代北宇文鲜卑，到陇西李氏、弘农杨氏，联姻逐步转向关陇地方的汉族大姓，“胡汉混血”的历史主题发生另外由独孤信本人的父统，到女适汉人的母统的转化，其中的鲜卑化色彩日益减弱。独孤伽罗重视家族血统，严防庶嫡之争，使代北独孤氏与弘农杨氏的政治性联姻得到严格控制，目的是保证家族政治权力的稳定过渡，这对于开皇之治政治大局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独孤皇后对隋朝政治产生的影响。
二、 文献独孤伽罗对隋朝政治的影响
隋朝在历史的长河中象流星一样一闪即逝，仅仅传位二世，三十七载而亡，是我国封建社会统一王朝中继秦朝之后的第二个短命王朝。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隋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辉煌灿烂的时期，也是古代风俗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并且一度出现了“开皇之治”的盛世局面。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隋文帝的励精图治和卓越的军事、政治才干。譬如一代圣君唐太宗曾问房玄龄：“隋文帝何等主？”对曰“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论事。宿卫之人，传飨而食，虽非性体仁明，亦励精之主也。”[6]隋文帝登基前的四十年，亲眼目睹了北齐、北周两个王朝的兴盛与衰落，他建立隋朝后，必然会从中 汲取教训，以确保新朝的长治久安。首先，北齐、北周衰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各自皇室内部的激烈冲突，比较显著的例子就是发生在北周时期的庶嫡之争。因此，隋朝建立伊始，文帝就“惩周之失，不以权假借外戚，后兄弟不过将军、刺史”。[7]如此以来，隋文帝只得把军政大权交给自己的五个儿子，“使诸子分据大镇，专制方面权侔帝室”[8]，以确保杨氏的统治。事实证明，杨坚的几个儿子在以后的灭陈、统一全国的事件中确实富有一定的军事才干，统摄全局，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剥夺六王实权的举措亦打击了士族集团的嚣张气焰，巩固了新生的政权。其次，隋文帝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整顿吏治，考察官员的政绩，废除了名存实亡的九品中正制，开创了科举制的先河。科举制的产生，打破了几百年来氏族门阀垄断仕途的局面，不仅扩大了国家选拔人才的范围，也提高了官员的素质。从此，封建国家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为庶族地主参政开辟了道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君主专制主义固有的弊病也暴露无遗专制皇权的膨胀无助于克服潜在的分裂因素，反而加剧了隋朝内部的政治矛盾，最终导致隋易太子事件的发生。再次，我们应该看到隋文帝性格中矛盾的一面。在《隋书*高祖纪》中对隋文帝有这样的描述：“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持法尤峻、喜怒无常、过于杀戮。”历史学者们常拿他与同样是二世而亡的秦始皇赢政作比较，认为他们的暴民政治是两个王朝迅速灭亡的主要原因。我们不否认这种观点有一定懂得合理性，但我们可以换一种思维去考虑他们的得与失，成与败。
对于隋文帝的性格，前人也曾予以了一些评述。清代学者王夫之认为隋文帝虚伪狡诈、吝啬贪婪、猜忌多疑、冷酷残忍、惧内溺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前人的观点不同角度展现了隋文帝的性格特征，但其实隋文帝的性格是内向与外向，凶狠残忍与仁慈温情的矛盾统一体。他的矛盾性格渗透到其政治活动中，给隋朝政治增添了神秘色彩。
而在隋朝的政治历程中，独孤皇后是个不容忽视的角色。《隋书*后妃传》说“后每与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在宫中称为二圣”。杨约与杨素的交谈中也提到“今皇后之言，上无不用。”[9]可以说，独孤皇后是变样的“垂帘听政”，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隋文帝，从而也就左右着隋朝的政治。接下来我们就从几个方面分析独孤皇后对隋朝政治的影响。
（一）独孤皇后干预政事，帮助隋文帝登基建业
北周宇文允性格乖戾，其乖戾暴虐的行径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而关陇集团中氏族升降的趋势也预示着王朝更替的迹象。宇文允相继册立四个皇后与杨皇后并列，继而又欲赐死杨后“逼令引自决”。[10]宇文允企图借发泄私愤于杨丽华皇后身上，逐渐削弱弘农杨氏的力量。弘农杨氏面临着帝王的愤怒，其家族命运系于一旦，在这紧要关头，独孤伽罗以其强健气魄，毅然闯宫“谒阁陈谢，叩头流血”[11]，反复向宇文允哭诉，使杨氏家族免于一死。这也是独孤伽罗第一次干预政事，与“主中馈”、“略无交游”、“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的江东妇女是大异其趣的。”[12]独孤皇后凭借过人的胆识和睿智的政治头脑，换来了杨氏家族性命的保全。在周宣帝驾崩后，她又鼓励隋文帝放手去创建自己的丰功伟业，“大事已然，骑虎之势，必不得下。”加上高颖、杨素等朝廷命官的拥护，杨坚籍此而直逼宰辅之位，进而篡周建隋。隋文帝登基后，迅速剿灭了异己势力，又灭掉了周边小国，完成了统一祖国的大业，这与独孤皇后的真知灼见和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是密不可分的。而在隋文帝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独孤皇后以其国母的身份继续辅佐隋文帝，“使官者伺上，政有所失，随则匡谏多所弘益。”独孤皇后对隋文帝政治生涯的积极推动作用显而易见。
（二）独孤皇后的性格剖析及其政治命运
“庶嫡之争”是发生在北周时期的一次政治斗争。“斗争中所暴露出的关陇集团内部的权力冲突，却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以家族及其所联姻之外族为单位的权力斗争还将继续下去，这一点对于已届晓事之年而颇有干政之志的独孤伽罗的影响亦是深刻的。”[13]特殊的身世背景，决定了独孤皇后性格的复杂性：一方面承继着鲜卑胡族的豪迈强健“另一方面又濡染了儒家的纲常伦理教化，博古通今，知书达理，贤德仁慈，谦卑自守。
首先，独孤皇后在经历例如“庶嫡之争”的浮沉之后，政治直觉也变的敏锐起来，作为政治女强人的她也学会了韬光养晦，掩藏其政治锋芒，甘心做杨坚的贤内助，时称二圣。《旧唐书》公开承认女人参政的力量，第一篇《列传》就声明：“三代之政，莫不以贤妃开国，嬖宠倾邦。”看来，她们要么登上前台，要么躲进幕后，左右着权力的分配与历史的发展进程。她与隋文帝同乘辇上朝，朝会一散，皇后早在阶梯前迎候，“同返燕寝，相顾欣然”。每逢大理寺处决死囚，她总要陪那些生死离别的囚犯家属掉眼泪。从中我们看到独孤皇后的贤德与仁慈。另外，隋文帝性不喜读书，却富有政治才干。但是，他却开创了选官史上科举制度的先河，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并且，杨勇和杨广在文学上的造诣也很深，这又是什么的影响呢？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想到独孤皇后。据《隋书》记载，她是个博古通今、知书达理之人。另外，她还继承了鲜卑胡族的豁达，欣然接受了儒家教化。在她影响下，开皇初年，隋文帝积极振兴教育，下诏要求从京师长安到州县，都要“劝学兴礼”，“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14]各地的州县学，在地方官员的主持下完成。相州刺使梁彦光“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15]在中央，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儒学教育改革，使教育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文帝兴学崇礼，他说：“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16]认为教育对社会风气的扭转，国家安定有着重要作用，从而形成了父慈子孝、兄恭弟顺德的良好风气。由此可见，独孤皇后以她的贤德与仁慈影响了隋文帝，重视礼学，崇尚教育，使整个社会呈现出德化的良好风气。在此基础上，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创了科举制度的先河，为广大庶族地主登堂入室提供了途径，并为后来的历代王朝所沿袭。隋文帝的谥号，大概也得益于此。
其次，在生活上，独孤皇后目睹了陈后主骄奢亡国的悲剧。“自古昏乱，罕或能比”[16]，沉痛的教训使她以节俭要求自己，母仪天下。据《隋书》记载：突厥曾经与中国往来贸易，有一小箱明珠，价值八百万。幽州总管报告皇后，请把明珠买下来。皇后说：“非我所需也，当今戎狄屠寇，将士罢劳，未若以八百万分赏有功者。”[17]独孤皇后的谦卑自守、节俭恶逸赢得了文帝的尊敬，并且严格履行节俭，全国遂呈现出“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18]的局面，全国形成了节俭的风气，这也可以想见隋朝比别的朝代更为富足的原因了。此外，这在一定程度上勉励文帝勤于政事，从而促使了“开皇政治”的形成。
再次，独孤皇后能知进退，不徇私。据《隋书》记载，独孤皇后的异母弟独孤陀因想借姐姐的势力做个大官而未得逞，便心生怨愤，用巫术诅咒皇后，罪当处死。皇后向文帝求情：“陀若蠹政官民者妾不敢言。今坐为妾身，敢请其命。”[19]使陀免于一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皇后博大宽容的一面。但同时，她绝不徇私枉法。大都督崔长仁是其表兄，触犯国家王法，按律当处以斩刑。文帝看在皇后面上，本要免其罪，而皇后却要求依法办事。有人据此说她是个冷血女人，其实不然。法律的职能在于稳定秩序，规范个人行为，使国泰民安。正是因为有了独孤皇后的大义灭亲，才有了“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20]局面的形成。《隋律》也成为唐至明清厘定法律的范本。我们肯定了独孤皇后对隋朝政治产生的积极影响，我们也许会问：独孤皇后那么出色，她是否有过篡位夺权的念头呢？应该说，独孤皇后有能力参政，亦乐于参政。但她不会取隋文帝而代之，这一方面是由于二者的伉俪情深，但更重要的是，她是明智的，正确处理了后权与皇权的关系。所以开皇初年“有司奏以《周礼》百官之妻命于皇后，宪章在昔，请依古制”，她却说：“以妇人与政，或从此渐，不可开其源也。”[21]独孤皇后尊崇皇权，甘心作幕后主持的心迹显而易见。这也合理的解释了后来阿云“专擅内政”遭到妒恨的原因。
以上我们对皇后的性格进行了剖析，了解了它对隋朝政治产生的积极影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消极的一面。
吕思勉在《隋书五代史》中指出“鲜卑之俗，贱妾而不讳妒忌，后因虏姓，高祖亦渐北俗，又性本严正，非溺情嬖妾者流”。同独孤皇后的豪迈强健一样，妒忌的性格也渊源于鲜卑习俗。前者一度挽救了隋朝的江山社稷，对开皇之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石；而后者在开皇初期严肃了宫闱制度，使政治清明，但在后期又适得其反，最终把隋朝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关陇集团的主体出身鲜卑胡族，虽然自拓拔元魏入主中原以来，逐渐被中原汉族的封建文化所同化，但游牧民族的风俗往往带有一定的惰性，独孤皇后固守一夫一妻制，正是鲜卑习俗的反映。她与文帝结婚之初，即立下“誓无异生之子”的誓言。就政治而言，这有利于实现权力的和平过渡，以更好的维护关陇门阀家族利益，而不致骨肉相残、尔虞我诈。隋文帝也颇赞同，发出“前世皇王，溺于嬖妾，废立所由生。联傍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若前代多诸内宠，孽子忿诤，为亡国之道邪！”[22]的感叹。但是，他们的美好愿望也随着易储太子事件的发生而最终破灭。自古以来，宫廷政变中的骨肉相残、争权夺利的斗争就没有间断过，这也似乎成了改朝换代的前奏。但独孤皇后因妒忌而采取的整顿宫闱的措施显然也很有成效。她废除了三妃六嫔的惯例，禁止宫中女子浓妆华服，并对她们的言行举止都作了严格的规定，不允许妃嫔随意亲近皇帝。结果“文帝子五人，皆独孤后出，避后之妒忌，后宫有子者皆不育。”[23]清代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古来宫闱之妒，莫有过于隋独孤后者焉”。她的妒忌的本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整顿宫闱的措施，最终清除了后宫争风吃醋的后患，隋文帝也就有了一个清净的勤政之地，不必为后宫之争而劳骨分神，得以在政治、经济、军事、管制、律令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建树。王船山在《读通鉴论·炀帝》中说：“隋之富，汉唐之盛未之逮也。”
独孤皇后用其温情暂时笼络了隋文帝的感情，二者伉俪情深。但她对文帝束缚得过紧，又产生了负面影响。文帝徘徊仁寿宫时，喜欢上了尉迟遇的孙女，第二天早上即得到尉迟氏丧命于乱棍之下的噩耗。隋文帝负气出走二十余里，发出“朕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24]的感叹。独孤皇后一死，马上封了两个宠妃“宜华夫人”、“荣华夫人”，并最终死于纵欲过度，不加节制。临死时谓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25]故史学者胡三省说“束缚之虽急，一纵则不可复收也”。隋文帝临终时仍然没有觉悟隋朝衰微的真正原因，这既是独孤皇后的悲哀，更是隋朝的悲哀！
另外，专制的流毒在独孤皇后身上也有所呈现。前面我们提到独孤皇后“富有政治才干”，这从她叩头流血，挺身为杨氏家族洗脱罪名的事件中初见端倪。她乐于施展政治才干，与隋文帝并称“二圣”。《隋书·后妃传序》记载她“外预朝政，内擅宫闱”。对于独孤皇后的专权，除了前面提到的整治宫闱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两个事例加以说明。
案例一：易储太子事件。对于废立太子的原因，历史学者们给予了不同的评述，有人认为是杨勇的好色导致废立太子，也有人认为独孤皇后与隋文帝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我个人看来，这里面既有太子杨勇行为不加体检的因素，又有杨广、杨素等的挑拨离间，推波助澜，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独孤皇后的决策。她在易储太子事件中起决定作用。据《隋书》记载：废立太子，“皆后之谋也”。庶嫡之争的阴影始终伴随着独孤皇后，挥之不去。开皇十一年，太子妃元氏失宠，遇心疾二月而亡，内宠云氏趁机专擅东宫。这令独孤皇后怒不可遏，忿然曰：“目见地伐（杨勇小字）渐不可耐，我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业，竟不闻作夫妻，专宠阿云，使有如许豚犬。前新妇本无病痛，忽尔暴亡，遗人投药，至此夭折。”[26]于是，她颇遣人伺察，以求勇过“。[27]此时她已有了废立之心。而杨广揣摩母后的心思，又善于矫饰，并向皇后哭诉，使她决意废立太子，”遗素金，使赞上废立”。[28]皇后决意废立太子，而文帝又对她言听计从，这就导致了易储太子事件的发生。在整个事件中，文帝参加的成分很少，《隋书·高祖纪下》曰：“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剪伐本枝。”杨广即位后，露出真面目，灭亡了隋朝。隋文帝在临死时还有“独孤误我”的感叹。可见，隋朝的衰亡“迹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29]我们从该事件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是：独孤皇后可谓贤明的皇后，对开皇之治起到过推动作用，但她也不免因为阶级的局限性而做出了不明智的决策。
案例二、高颖事件。高颖，隋代名相。高颖的父亲与独孤信是好友，独孤信被诛，独孤皇后常往来其家。后来辅佐杨坚为建立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曾经官至尚书左仆射，兼纳言，权倾朝野，颇得文帝的器重。“后右卫将军庞冕及将军卢贲等，前后短颖于上。上怒之，皆疏黜。”[30]就因为高颖在文帝面前说独孤皇后为一妇人，遂怀恨在心。在接下来的易储太子事件中，高颖认为“长幼有序”，劝文帝不要违背祖宗之法而废立太子，这与她的计划相冲突，“阴欲去之”。[31]直到高颖丧妻，爱妾生下一子，独孤皇后以“面欺陛下”的诬蔑之词，使皇帝疏远了一代功臣。以后高颖在征伐辽东的战役中失利，独孤皇后更始抓住这一把柄不放，致使高颖黜为平民。从中不难看出门阀势力的衰落和开皇后期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和冲突。独孤皇后对于君臣关系的挑拨，激化了皇权和相劝的矛盾，专制的流毒遏止了忠言的流通。其他的官员亦见风使舵，进一步加剧了文帝的闭目塞听，人心惶恐，政局动荡不安，隋朝的灭亡已成必然。
三、文献独孤伽罗对隋朝风俗文化的影响
独孤皇后出身鲜卑胡族，政治上的联姻及家庭背景使她得以濡染儒家宗法伦理思想。在当时，北族的汉化趋势已成必然，中原士族集团与北族豪杰的矛盾逐步尖锐，这也就造就了独孤皇后的两重性格。此外，隋朝运河的开通，不仅为隋朝提供了雄厚的物资，而且也促进了南北（包括东西）文化、中外文化的交流。异域文化源源不断的输入华夏文明的体系，形成一种奔放的情调，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影响较深。
（一）从独孤伽罗看隋朝妇女地位的变迁
妇女的社会地位似乎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是历史的产物。中国历代的妇女意识，植根于中国历史的土壤，是中国宗法社会、封建专制制度和小农意识的产物，它集中体现为男尊女卑的轻视妇女的价值观和束缚妇女的道德礼教观，根深蒂固。然而，隋朝也算得上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也是“开放性”社会，隋朝妇女的地位如何呢？
首先，我们来考察隋朝关于分田的具体规定。隋朝的均田令规定：丁男受露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妇女受露田四十亩。奴婢五口给一亩。而到了唐朝，则取消了对普通妇女、奴婢的授田。由此可见，但在受田这一项目上，隋朝妇女的地位略强于唐朝。均田制的颁布，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激发了妇女生产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妇女地位的提升。
其次，当我们翻看隋朝历史时，会发现这个朝代有很多女性的身影翩跹其间，她们凭借出色的政治才干活跃于政治舞台。而隋代后妃参政首推独孤皇后，史称“每上临朝，后辄与上方辇而进，至阁乃止。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随则匡谏，多所弘益。”与隋文帝并称二圣。独孤皇后死后，宣华夫人陈氏也曾“主断内事”，荣华夫人蔡氏亦“参断宫掖之务，与陈氏相亚”[32]，但其影响所及远无法与独孤氏相比。另外，隋朝还出现了许多巾帼英杰，最有名的岭南京凉洗氏，史载她“怀集百越，数州晏然”，隋文帝封她为谯国夫人。历梁、陈、隋三朝，对于维持岭南地区的稳定，促成全国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又因为隋朝妇女较少受礼教束缚，其社交场所也较宽泛。妇女出外经商、诣阕进诗、在公共场合出头露面的大有人在。较为突出的例子就是敦煌的“女人社”，这是以性别为特征的结社，其性质属于“遇危则相扶，难则相救”的互助组织。另外，当时妇女的教育也包括儒家教育、音乐、舞蹈、历法等各个方面。
可见，隋朝妇女具有较为独立的经济地位，拥有一定的法定继承权，接受过儒家教育，已经成为社会舞台的重要角色。隋朝妇女在中国传统女性中，透露出活泼、勇健的一面，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二）、独孤伽罗与胡汉一体化
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辉煌灿烂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风俗文化大发展的时期。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时代特征。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祭祀礼仪等。而这一时期的风俗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即是胡汉混融（或叫胡汉一体化），隋朝进入了一个恢弘大度而又自由奔放的时代。独孤皇后作为隋朝政治上的一个关键人物，她在其中起着怎样的影响呢？
吕思勉在《隋书五代史》中指出“鲜卑之俗，贱妾而不讳妒忌，后因虏姓，高祖亦渐北俗，又性本严正，非溺情嬖妾者流”。独孤皇后出身鲜卑胡族，固守一夫一妻制，正是胡族古朴风俗的影响所致。独孤皇后的悍妒行为也成为隋朝妇女的典型特征，这一方面也得益于女子文化的进步带来的对自身价值的重新定位。
隋朝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隋文化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大气派，胡汉一体化的主旨也愈来愈明显。前面我们在剖析独孤皇后的性格时，提到独孤皇后一方面承继着胡族的豪迈强健；另一方面又濡染了儒家的纲常伦理教化，是矛盾的统一体。可以说，不光是独孤皇后，括及隋文帝本人，整个官僚系统，乃至平民百姓，胡汉混融的影响也处处可见。
隋朝实现了大一统之后，确立了中央集权，整个社会呈现出稳定和平的局面，隋文帝感到“正俗调风，莫大于此”，[33]把整顿民风习俗作为重要国策，命各级地方官吏“多所矫正，上甚嘉之。”[34]使隋朝的风俗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规范化、礼仪化的过程。隋朝皇室以胡汉混血的血统奄有天下，标示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多民族的冲突融合中重构新风俗体系的进程已告一段落。朝野上下的胡汉混血，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虽然仍以华。”夏衣冠文化为主体，但风俗、生活方面杂有胡风。“这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由此可见，胡风的影响已遍及社会各阶层各个方面。胡汉一体化的主题也日益鲜明起来。混血促进了新的复合型风俗，兼采胡汉风俗的兼容并包、豁达大度的风俗文化，它既保持了汉族传统风俗体系的主导因素，又吸收了胡族风俗强健的内容，二者互补同化，从而孕育出中华风俗文化多姿多彩的新面貌。
此期的婚嫁习俗也发生了变化，一个显著特色是贞节观念淡薄，离婚、改嫁的妇女大有人在。胡人的社会风习刚进入中原时，多自己施行，隋以后则流贯于整个社会。《隋书·高祖纪》有诏曰：“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下妾，夫亡不得改嫁。”可见，隋文帝已明确了娶妻纳妾的合法性。而且，在当时强大的自由奔放的社会风气下，“不得改嫁”的规定也很快成了一纸空文。
四、小结
总的来看，独孤皇后对隋朝的政治影响以隋易太子事件的发生为界线分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她可称得上贤明的皇后，仁爱恭孝、厉行节俭，并且富于政治才干，对隋朝初期“开皇之治”局面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使隋朝风俗文化的发展经历了规范化、礼仪化的过程。在后一阶段的易储太子事件中，为了实现权力的和平过渡，她促使文帝废杨勇、立杨广为太子，这也是隋亡的渊源，暴露了其阶级局限性；而她整顿宫闱的举措在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亦埋下了文帝骄纵致死的隐患。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其功过是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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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一《治家第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3]王光照：《隋文献独孤皇后与开皇政治》.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
[14][16]隋书:卷47. [M] 北京：中华书局
[15]隋书:卷73.循吏传. [M] 北京：中华书局
[17]隋书:卷1高祖纪上. [M] 北京：中华书局
[17][19][21][23][24][25]隋书：卷36.后妃文献独孤皇后传. [M] 北京：中华书局
[18][20][29]隋书:卷2.高祖纪下. [M]. 北京：中华书局
[22][26]隋书:卷45文四子.房陵王勇传. [M]. 北京：中华书局
[30][31]隋书:卷41.高颖传. [M]. 北京：中华书局
[32]隋书：卷36.后妃传.本传. [M]. 北京：中华书局
[33]隋书:李谔传[M]北京:中华书局
[34]隋书:柳羹传. [M]北京: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