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面谏官与一代宗师屠仁守

屠仁守，字梅君，湖北孝感孝南区西河镇屠家祠堂人。他的祖父屠之申，是云南道台屠述濂之子。屠之申秀才出身，后开布行，盈利颇丰。嘉庆时曾捐巨款，援例授予刑部员外郎，后升郎中。滑县白莲教徒起义，朝廷出兵镇压，他奉命任开州（今四川开县）粮台(经理行军时饷需的机构)。起义被镇压后，他升为大名道。因截漕粮赈灾，升任甘肃按察使，不久晋升布政使，曾筹款接济并清免灾民欠赋共五十余万两。道光元年(1821年)调任直隶布政使后，疏浚冀州衡水等处积渍以利民田。在总督直隶时，附京五百里很多老圈旗地，年久隐匿混杂，加之权势交错，讼案甚多，朝廷年征税银锐减，他设局进行清查，又命顺天四路弁兵归营训练，州县酌增捕役，使兵、捕分开，各负其责，后因事罢官归籍。（出自《湖北历史人物辞典》）凡有益于乡里之举，他皆极力创办，曾捐款给家乡修学堂，修文庙，还修葺京师孝感会馆。因年轻时捐款得官，曾在御宴时受群臣讥讽，誓严于家教，勉励儿孙发奋攻书，以正途搏取功名。长子道新中戊子举人，次子道昕（即屠仁守之父）获道光丁酉乡试第二名，三子道哲任直隶无极知县，四子道折任湖南知县。他自奉廉俭，历官四十年，卒年71岁。
屠仁守于道光乙未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36年2月8日)生于孝感，于咸丰己未(1859年)中举，同治十三年（1874年）中进士。当时，同乡黄兆晋（今孝南三汊埠镇同昶村大黄湾人）、秦应逵（今孝南西河镇秦家松林人）也分别中文、武会元。三人家相距不足十里，因此，孝感民间至今流传着“十里三进士，一科（同治甲戌科）两会元”的佳话。   
后选庶吉士，授编修。光绪中，转御史。时政出多门，仁守因天变请修政治，条上六事，曰：杜诿卸，开壅蔽，慎动作，抑近习，轸民瘼，重国计，而归本於大公至正、敬天勤民，疏上不省。又以海军报效，杂进无次，侥幸日多。仁守痛陈五弊：资叙不计，弊一；名器冒滥，弊二；劝惩倒置，弊三；求益得损，财计转亏，弊四；驵侩朋侵，莫可究诘，弊五。五弊既滋，乃生三患：患病民，患妨贤，患隳纪纲法度。“特以自海军衙门达之，奉懿旨行之，毋或敢贸然入告，遂使谤腾衢路，而朝廷不闻，患伏隐微，而朝廷不知，群小得志，宠赂滋张。若不停止，即承平无事，犹或召乱，况时局孔艰乎？”疏入，诏从之，权贵益侧目。（出自《清史稿•屠仁守传》）从史料看来，屠仁守的铁面谏官形象昭然若揭。
1889年（光绪十五年）12月，屠仁守以太和门火灾事为引子，命康有为为他草折，提出请停建颐和园工程（西太后工程）、请醇亲王不预政事（醇亲王是皇帝生父，不宜参与政事）、请责宰相（李鸿章）无状、请宦官（李莲英）勿预政事等主张。他的《屠光禄疏稿》一书直接触及到事关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俗等各个方面，件件都是切中时弊的箴言。在封建君主专制的体制下，他的主张无疑面临着很大的阻力。康有为说：“屠君以此为怨府”。清•胡思敬《国闻备乘》中说：“孝感屠仁守在台谏中颇负直声，同时大僚如大学士恩承、李鸿章、刑部侍郎薛允升、湖广总督卞宝第、两广总督张树声、广西巡抚徐延旭皆被其纠弹”。屠仁守在御史当中以刚直不阿而闻名，素有“西台孤凤”之称，绝非谄媚取佞之徒。这种以天下为己任，不顾个人得失的精神，正是清末清流派政治家最为宝贵的政治品格。
十五年（1889年），太后归政，仁守虑佥人（小人）谗构两宫，易生嫌隙，疏请依高宗（乾隆）训政往事：“凡部院题本、寻常奏事，如常例；外省密摺、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皇上圣鉴，俟慈览后施行。”并请太后居慈宁宫，节游观。（出自《清史稿•屠仁守传》）从表面上看，屠仁守这道奏折看似在讨好慈禧，实际上是在逼慈禧明确表态“归政”。如果慈禧同意屠的奏折，则意味着慈禧悍然挑战祖制，以后宫女流身份自比乾隆皇帝，拒不归政；若不同意屠的奏折，则需明确表示自己归政的同时，也要放权。他直接捅破了老太后归政但不愿交权的这层窗户纸，逼太后表态“归政”。正因为他戳中了慈禧的心思，才招致了慈禧的愤恨。慈禧自然明白这道奏折是个圈套，故于次日即颁布谕旨，严厉申斥屠仁守。太后发怒了，屠仁守被“开去御史，交部议处”。而吏部官员们要求“以补官革职留任”（即暂革职后补用）。太后大怒，把吏部六位堂官及考功掌印郎中全部罢免，直接下旨：“革仁守职，永不叙用”。“屠君被逐，仍无怨色”，屠仁守从此离开了官僚生涯。
许多知情者深感不平：“屠君得罪颇以此。盖此数谏，皆国家第一大事，无人敢言者”。缪荃荪（我国著名目录学家）说：“国家近数十年来，以立言得名者，道光、咸丰之间曰曾文正公，曰祁文端公；同治光绪之间曰浙闽总督边公宝泉，曰户部侍郎郭公嵩焘，曰大学士张公之洞。继其后者，为吾友屠光禄仁守。”刘廷琛(1867—1932)也说：“光绪中谏台最著称者，孝感屠梅君先生仁守，义乌朱蓉生先生一新。”康有为亦对屠仁守不以个人得失为念，一心为国家着想的崇高品德大加赞赏，认为：“方今海内涛涛，以尊主庇民自任，出处不苟，达可行而行之者，海内士大夫惟公一人而已。”特写诗赞之：
削牍数千言，痛切涕泗流。
下言夷祸鉴，上为国本谋；
台谏久寂寞，一鹗击高秋。
屠公古豪杰，粹德冠人伦。
可见，其直谏之名已冠当朝。由于当时政治的腐败，屠仁守的许多正确主张未能被朝廷采纳，一再被“不省”而搁置不理，时人亦为之扼腕。从此，言者颇有戒心，台谏不振者累年。
    既归（1890年），主讲山西令德堂（又称令德书院，1883年山西巡抚张之洞等创办，“百日维新”期间，“令德堂”曾改为山西省会学堂。1902年初，山西巡抚岑春煊即遵朝廷谕旨将令德堂改设为山西大学堂，委派山西候补道姚文栋为首任督办，高燮曾为总教习，谷如墉为副总教习，以太原文瀛湖南乡试贡院作为临时校址，接收晋阳书院和令德堂学生，正式开学。由此山西大学堂正式成立)， 任院长。被革职后，屠仁守闭门谢客，潜心于宋五子之书，不敢过为高论。1897年，刘廷琛（曾为北京大学校长）曾奉命视学山西，回朝后以屠仁守教学之效“闻于朝”，并称赞他为“海内大儒，学识精博”，“封疆大吏事以宾师之礼，海内仰其言论，奉为宗师”。康有为说他“学术宗紫阳，近与张陆通”，又说他“笃守朱学”。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认为，屠仁守是当时“海内士大夫之巨子”。
屠仁守对旧式书院进行改革，尝试探索了传统教育与近代教育相结合的模式，为山西培养了一大批有近代知识的人才，在山西大学的历史上，曾经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屠仁守代山西巡抚胡聘之草拟了《奏陈变通书院章程疏》，提出要“革书院旧习，凡辞章考据不急而无用者，悉弃弗治”，主张开设天文、地舆、农务、兵事等一切有用之学，并且提议在书院之外设立水师、武备、器械及工艺制造各类学堂。这件疏稿，实际上是屠仁守近代教育思想的展现。他认为，目前国内的学术状态是“深诋西学者，既滞于通今，未能一发其扃鐍；过尊西学者，又轻于蔑古，不禅自决其藩篱，欲救二者之偏，则惟有善变书院之法而已。”通过上述措施的实行，就可以使“本末不至于倒置，体用不至于乖违。经正而事无不举”了。显然，他的这些新“善变”主张，打破了传统教育体制下专读经史、攻八股的旧教学习气。
在为书院设置众多新课程中，屠仁守尤为重视算学。屠仁守不仅精通理学，也“习天文算学，师从李壬叔先生”。李壬叔即李善兰，中国近代著名西洋数学家，清政府同文馆算学总教习、中国最早自然科学教授。山西巡抚胡聘之认为屠仁守“于天算格致尚能通晓”，这是那些保守的“腐儒”们所不能及的。他亲自执教，教学成绩斐然。《屠光禄疏稿•奏请变通书院章程疏》中说：“臣(指胡聘之)前在藩司署巡抚任内……深思曾就省城令德书院，勖其专治实学，兼习算数，以启新法之端。适已革御史屠仁守充院长有年……既嘱其并教诸生，两载之间，深识其途者不乏。臣蒙恩擢授巡抚，到任后，调阅算学试卷，所有三角、测量、代数、几何诸题，多能精覆，相继愿学者人数亦增。”清末民初学者许同莘说：“令德堂诸生肄业者，初仅三十人，后广为五十人，续增为七十人，其后通省人才多出于此”。其门生中有于右任、阎锡山、商震、贾景德等。
他强调教育为现实服务，注重应用，这在当时科举制尚未废除的时代，无疑是一种教育创新，为当时沉闷的教育界带来了一股新风，为开启近代山西的学术风气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而也被其后的学者评论为“开一代士风”。缪荃荪说，当屠仁守来到山西时，“主讲令德堂，士风为之一变”。此后，山西大学能饮誉全国乃至闻名世界，跟他开学风，诚恳教学打下的坚实基础密不可分的。
1890年，屠仁守离开政坛后，与他在政治上交往最多的两个人是康有为和张之洞。康有为是清末变法维新派的领袖，张之洞则是清流派的代表人物。这就显现出他在政治倾向上的两面特色：一方面，他同情或者主张变法(尽管在变法的内容与形式上与康氏主张不同)，另一方面，他又保持了其作为清流派政治家的本色。他曾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与湖广总督张之洞来往密切。光绪二十一(1895)年十一月，张之洞“拟振兴白鹿书院”，“延屠梅君侍御(仁守)主讲”，只是不知何故，终“不果来”。1896年，屠仁守还跟张之洞的幕僚们一起参加了康有为等人在上海发起的强学会，并被列为上海强学会16位发起人之一。第二年，严复发表了《辟韩》一文，张之洞“见而恶之，谓为洪水猛兽”，于是，“命屠梅君侍御(仁守)作《辟韩驳议》”，使得严复收敛了过于偏激的批判锋芒。严复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他的《辟韩》一文通过批判韩愈的《原道》，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君臣上下贵贱尊卑的封建伦常观念痛加抨击，提倡天赋人权。屠仁守的那篇著名驳议文章《辟韩驳议》登在6月20日出版的《时务报》第30册上，他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护道卫道。这说明，他既不同于封建顽固派，又有别于维新派，是一位开明的封建官僚。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戊戌变法书目题解》一书中认为，《屠光禄疏稿》“所论大抵皆反对效法西洋，反对变法维新。”我们综观屠仁守的一生，认为这一评价有失公允。
二十六年（1900年），两宫西狩，起用五品京堂，授光禄寺少卿。（出自《清史稿•屠仁守传》）这一年，慈禧因被八国联军赶出了北京，携光绪皇帝一道逃往山西，经大学士鹿传霖的保荐，才召见屠仁守。清廷“以教士有方，赏山西令德书院院长已革御史屠仁守五品卿衔”，并下令“交政务处委任”，可见，他的教学成绩得到了清政府的肯定。但由于他与山西巡抚毓贤政见不合，毓贤上奏折弹劾他袒护洋人，在慈禧太后“回銮”北京时，仍“留先生主讲关中”。屠仁守只好无奈地离开山西撤往西安，主讲于陕西三原的宏道书院。
1901年12月，陕西大学堂开办(现西北大学)，受清政府委任，屠仁守任总教习。这时，他已年近70，体弱多病，但他仍然表示，要以“扶持名教，鼓励英才”为宗旨，以“中为体，西为辅”为指针，设置教学计划，尽心尽力为国家培养人才。1904年2月9日在西安病逝，葬于临潼窑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