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氏宗亲：我的松氏家世

    我家祖上是随满清入关的蒙古八旗人，我是在北京定居的第十四代，祖姓博额济吉特氏，属蒙古正白旗。

　　　　　　　　　　　　　　　 卓索图盟

　　明末的蒙古分为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漠北蒙古又称为喀尔喀蒙古，后又称外蒙古，即现在的蒙古国。我们所涉及的是谟南蒙古、内喀尔喀蒙古即内蒙古。
　　1604年，年少的林丹汗继蒙古大汗位，称呼图克图汗。在位期间，他致力于强化汗权，试图用武力与强权统一蒙古。当时，蒙古处于封建割据状态，蒙古汗的统辖权实际上仅限于其本部察罕儿。长期习惯于割据，不听蒙古大汗号令的右翼蒙古和漠北喀尔喀贵族甚至认为，林丹汗只是察罕儿汗。
　　正在此时，长期接受蒙古统治，从而深受蒙古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影响的建州女真，经过其酋长努尔哈赤的苦心经营，实力迅速壮大。1616年（天命元年）建立爱新国，取得了对明军战争的多次胜利。1634年（天聪八年），林丹汗病死，察哈尔部众溃散，皇太极再次发动大规模的对察哈尔残部及明朝的军事行动。以1636年（崇德元年）四月的盛京会盟为标志，漠南蒙古十六部正式成为大清国的一部分。不久，清廷将这些蒙古部落编入23个旗分中，加上以前编定的额哲名下察哈尔旗以及喀喇沁1旗和土默特2旗，基本完成了对漠南蒙古的征服。此后还有诸多蒙古部落的归顺，但这是第一次。
　　从1634年（天聪八年）起，爱新国开始了对归附的漠南各部编旗的准备——划定地界和分配民户，由阿什达尔汉、达雅齐主持。涉及的蒙古部有翁牛特、巴林、奈曼、四子、扎鲁特、阿鲁科尔沁等。在该年十月划定地界时，第一次出现了蒙古两黄旗、两红旗、两白旗、两蓝旗等蒙古八旗名称，同时归附各部划得了牧地。1635年2月，通过编审清查，查出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16953名，爱新国遂以这些壮丁为基础，纳入爱新国八旗组织序列，与八旗满洲并列，称八旗蒙古，俗称蒙古八旗，其政治地位低于满洲而高于汉军。八旗蒙古以原喀喇沁人为主体，成为爱新国和清朝直辖的主力军队之一。清军入关后，这支军队随同满洲、汉军一起驻防在京师和全国各地。
　　1635年（天聪九年），陆续把归降的喀喇沁和土默特部编为5个札萨克旗。会盟于土默特右旗境内的卓索图（约在今辽宁省北票县境内）因称卓索图盟。该盟大体相当于今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宁城县和辽宁省朝阳地区,因称卓索图盟。该盟相当于今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宁城县和辽宁省朝阳地区、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以及河北平泉县北部，承德、围场一部分。
　　松氏祖先源于这一地区原因有三：
　　第一：这一带蒙古八旗成立较早，且随清军一同入关，这与家族口口相传是一致的。
　　第二：博额济吉特氏生活在这一带，清代皇帝迎娶的多位皇后、嫔妃皆为博氏，她们都来自科尔沁草原，例如孝庄皇太后，姓博额济吉特，家乡在今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位于科尔沁草原的东缘。
　　第三：松氏入关后也加入了“跑马占地”，相传采取的方法是向东西南北各射一箭，以此范围圈地，这个地方在今河北省丰宁县，该县也在卓索图盟之内。
　　由于蒙古民族系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生无定所，其故乡在那一带，一般来说来自科尔沁草原。

　　　　　　　　　　　　　　　　蒙古正白旗　　　　　　　　　

　　八旗梦古又作梦古八旗，是清代完全按照八旗体制编成的蒙古人，也是清朝常备八旗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来源成分，主要是内咯尔喀五部和喀喇沁等部贵族领主及其属民。其后，由于蒙古降众愈来愈多，皇太极于1635年将他们单另编成蒙古八旗，但满洲八旗中仍然保留了部分蒙古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共同构成了清朝特有的八旗军。
　　清军入关以后，蒙古八旗除常驻京畿的京营八旗，还以佐领为单位分驻全国各地。与满洲八旗一样，八旗蒙古人也演变为世代当兵、常年领取俸饷、不事生产，并且享有种肿特权的特殊社会阶层。
　　经过200多年的历史变迁，早已脱离本土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八旗蒙古人，在仪制、习俗和语言文化上先是逐步同化于满族，然后又与满族一样渐趋同化于汉族。他们的种种社会历史活动，在整个蒙古民族发展变迁中的作用和影响，也随之愈来愈小。
　　回顾家世，松氏应属于世代当兵、领取俸饷、不事生产、享有特权的京营蒙古八旗。我奶奶曾讲过：人到成年，就去矢箭，到时候就去关银子领禄米。就是当时生活的写照。
　　八旗之中，正黄旗、镶黄旗原由皇帝亲自统领、正白旗由多尔衮统帅，多尔衮死后，八旗中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即归皇帝直接掌管称上三旗；其余五旗称为下五旗。属于上三旗的松氏家族不但以上三旗为荣，而且也享受着上三旗的特权。
  　清朝在北京实行旗、民分城居住的制度。八旗官兵及其家属进驻北京以后，清廷下令圈占内城的房舍给旗人居住。原在内城居住的汉民、回民等一律搬到外城居住。乾隆晚期以后才陆续迁回。内城以皇城为中心，由八旗分立四隅八方。其中，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松氏祖传房产，约十来处，都在东直门南小街一带，如东门仓、豆瓣胡同，这与正白旗驻防地是相符的，1942年，卖掉的最后一处房产在蚂螂胡同，也在这一区域之中。但是，东四南大街路西的报房胡同口，钉有铜牌说明，胡同内原有蒙古正白旗都统衙门，所谓“都统衙门”即司令部也。该胡同明明在朝内大街以南，与该旗东直门内的驻防地毫不相干，疑为有误，应为“镶白旗都统衙门”才是。
　　据“北京百科全书”（1990版15页）引用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北京市蒙古族9350人。这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解放后进京的蒙古族干部，和满清一起入关的蒙古八旗大部队的后裔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