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舒史迹钩沉
西周春秋时期,群舒作为安徽古方国中荤荤大者,立国五六百年,对江淮地区早期文明开化,尤有不没之功。本文拟依据文献的零星记载,益以甲骨卜辞、金文等文物考古资料,对群舒的族源、迁徙、地望、军事诸问题,进行初步的考论。
一
据《世本·氏姓》及《左传》文公十二年杜注,群舒为偃姓，皋陶后裔。皋陶是继太皥、少皥之后的东夷首领,生活于传说中之舜禹时代,清人雷学淇《世本校辑》对此有博洽的考证。皋陶之后有英、六、群舒等,皆建国于江淮之间,然其始居地却在今山东曲阜一带, 《帝王世纪》曰：“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而曲阜本是“少皥之虚”,少皥为嬴姓,按段玉裁的说法,“偃、嬴,语之转耳”,两姓血缘相近,皋陶偃姓部落群,即由少皥嬴姓部落群分支而出。又少皥文化,唐兰先生认为,与大汶口文化意义一致,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在今鲁中,鲁西南和苏北一带,这里也正是夏商以来东夷族繁衍生息之地；从古史记载看,少皥、皋陶后裔莒、郯、奄、徐等均居住于此,则群舒发源地亦应不出这一范围。再考《左传》哀公二十七年.齐陈成子救郑“及留舒,违穀七里,穀人不知”。留舒,《诗·车攻》郑笺及《水经·济水注》引作柳舒,当今山东东阿县旧治东阿镇东北,所谓“留舒”,当即舒人迁离故地，表示留恋之意,如果推测不误,则舒人始居地就在今山东东阿县一带。宋人郑樵撰《通志·氏族略》,认为舒姓“望出巨鹿”,秦汉巨鹿郡辖地即当东阿稍西北。舒人迁离故地的时间,大概是西周初年。当商朝灭亡后,周王室及其所封东境诸侯对商的与国徐、奄等的反叛,屡次大规模征伐。奄即指偃姓部族建立的国家,征奄的记载,见于《左传》、《尚书·多士》、《多方》、《孟子·滕文公》及临沂汉简《孙殡兵法》等多篇,奄人失败后,其遗民被划归伯禽管辖。奄人不甘周民族的统治与兼并,乃大部分迁离宗邦,以求外展其势。当时,奄人西面有蔡、陈、宋、郜、曹诸国,北面乃郕、鲁、齐、滕诸国,均为周封,这使得奄人只有南迁,其路线大致是渡古汶水、泗水,随后折向西南,跨过淮水,进入淮南。在此过程中,奄姓的一支—一舒人,即在淮南组成为舒国。同期南迁淮泗的,还有徐人（立国于今安徽泗县一带）、莱人（于今安徽凤台建立州来国）、终黎人（建钟离国于今安徽凤阳）等。周初的这次东方民族迁徙,规模颇大,在安徽发展史上,实在是关键性的一期。
二
群舒,《左传》宣公八年又作众舒,是指舒人建立的若干邦国,非指一国。《春秋释例·土地名》谓群舒有“舒龙、舒、舒寥、舒庸、舒鸠五名”,《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则认为舒、群舒、舒蓼、舒庸,舒鸠是“一国而有五名”,皆谬。然群舒究竟包括哪些国家,文献上亦无明确记载。今考覆《春秋》、《左传》、杜预《集解》及《世本·氏姓》等,得群舒之属凡九,即舒、舒庸、舒鸠、舒蓼、舒龙、舒鲍、舒龚、宗、巢。今考其地望及兴灭如下：
舒：《左传》文公十二年（前615年）,“（楚）子孔执舒子平”,按《春秋》于所谓蛮夷之君多以“子”称之,“平”即为舒子名,舒国自此灭于楚。又《春秋》僖公三年“徐人取舒”,《诗·瓠叶》序“荆舒不至”,《诗·閟宫》“荆舒是惩”等,这里的“舒”乃是泛指群舒（详后）,不可与舒国相混淆。舒国地望,据《史记·项羽本纪·正义》引《括地志》称,“今庐江之故舒城是也”。又《读史方舆纪要》卷26“舒城条载：“古舒国。汉置舒县,为庐江郡治”,后废,唐开元中“分合肥、庐江二县地,于故舒城置舒城县,属庐州”云云。则舒国地望可定在今安徽庐江县西南舒城故城。
舒蓼：（《谷梁传》作舒鄝）；《世本·氏姓》：“楚东境小国也”,当今安徽舒城县西。《左传》宣公八年（前601年），“（楚）伐舒蓼；灭之”,杜注：“舒、蓼,二国名”,今人多从之。按杜注误,舒、舒蓼、蓼三者应严格区分开来。舒如上述；蓼,一指已姓飂国（今河南唐河县西南）,详清人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13,一指姬姓蓼国（今河南固始县西南）,前622年灭于楚,详《世本校辑·氏姓》；而宣公八年经传所记之“舒蓼”,则为群舒之一,首先,《左传》记载,宣公八年,“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又文公十四年,“子孔、潘崇将袭群舒, 使公子燮与子仪守,而伐舒蓼”云云,文意甚是明燎；次之,舒、蓼已分别于文公十二年、文公五年为楚所灭,自不能又得二国而灭之。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虽指出“二国名,盖转写误,当云一国名”,却又沿杜说而曲为之解：“盖蓼灭后更复,故楚今更灭之”,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48认为“杜误,孔更误”,曰“蓼与舒蓼自是二国。楚自穆王灭蓼,而庄王嗣兴,至此年仅隔二十二年,正当暴涙吞并之时,岂能复封树小国,待庄王更灭？”又曰宣公八年“楚人灭舒蓼,杜无注,……若以为即文五年所灭之蓼,杜明注在安丰,与吴越地悬隔,如何下文云盟吴越而还乎？”顾氏辨驳明晰,当从之。
舒庸、舒鸠：《左传》文公十二年,“群舒叛楚”,杜注：“群舒……舒庸、舒鸠之属”。二国分别于前574年，前547年为楚所灭。其地望, 据《读史方舆纪要》卷)26舒城条：“即今县治”,《太平寰宇记》卷126亦曰：“（舒鸠）城在（舒城）县城内”，舒庸城也在县城内,《大清一统志》卷86同谓二国在今舒城县境。方以智《通雅》卷14云舒鸠在巢县,误。
舒龙、舒鲍、舒龚：当今舒城县境,《汉书·地理志》庐江郡有龙舒县,应劭曰：“群舒之邑”；《太平寰宇记》卷126云：“龙舒城,在（舒城）县西一百里,龙舒水西”,又南宋罗泌《路史·国名纪》谓：“今舒城西有龙舒故城,去（庐州）三百（里）而舒城,怀宁皆有龙舒乡,大小龙山,日龙以别群舒,然境以龙称水,城在龙舒水西南”,依此则今舒城县西南的龙河口,为舒龙故地,而南宋时怀宁先后治今潜山及怀宁,则舒龙散布,南及长江⑦。舒鲍,据《太平寰宇记》卷126,谓在“（舒城）县西一百里龙舒水南”。
宗、巢《左传》文公十二年杜注：“宗、巢二国,群舒之属”,《水经·河水注》亦云：“巢, 群舒国也”。
宗国,前615年为楚所灭⑧。其地望,杜注未言,《春秋大事表》卷4以为在今舒城与庐江之间,亦无确证。今按《汉书·地理志》庐江郡有枞阳县（今枞阳县治），即战国鄂君启节铭之松阳⑨。松、枞同在古韵东部,宗在冬部，而自有古音学以来,都是东冬合韵,至孔广森始分二部,但可通用,又依高本汉《古音字类表》,宗、松古音并属平声端系,差异甚微⑩,则松（枞）阳即得名于境内古宗国。光绪《安徽通志》卷44亦曰：“宗,国名,群舒之属,即枞阳也。”
巢,旧说前518年灭于吴。考《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冬,吴灭巢”,杜注. “楚邑也·书灭,用大师”,可知“吴灭巢” 是说吴占了楚之巢邑,并非指巢国为吴所灭。再考《左传》成公七年（前584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此“巢”指巢国,及成公十七年（前574年）,“吴人围巢、伐驾、围厘提地”,杜注：“巢…… 楚小邑”,据此,巢国乃灭于楚,时间大约在前584至574年之间。巢国地望,传统以为古巢国及汉晋居巢县在今安徽巢县东北,志书并认在县东北五里⑾,此说实误。据《春秋》文公十二年杜注：“巢,吴楚间小国。庐江六县东有居巢城。”按杜预西晋人,汉晋庐江郡皆领有居巢县,县置于秦,《史记·项羽本纪》谓居郸？人范增“往说项梁”即是,《汉书·地理志》庐江郡居巢县下应劭注云：“《春秋》楚人围巢’。巢,国也”。又韦昭注《国语·鲁语》、高诱注《淮南子·本经训》亦称巢伯之国,“今庐江居巢县是也”,依此古巢国即汉晋居巢县,居巢县之名即得之于境内古巢国,居巢之“居”乃吴越系方言发语词,居巢即巢,《左传》所书“巢”,《史记》统作“居巢”。这样,只要考明汉晋居巢县所在,就可判定古巢国地望。细读《汉书·地理志》,巢湖水域及今巢县均在九江郡内,而九江郡所领十五县中,并无巢县或居巢,反之,九江郡西南的庐江郡却领有居巢县。显然,汉居巢在巢湖以西,与今巢县远不相涉。今巢县西晋时地属淮南郡,东晋置薪县,隋改襄安,唐武德中改为巢县⑿,本与汉晋居巢县无关,由于《通典·州郡部》、公旧唐书·地理志》等误将之与汉晋居巢县混而为一,后人遂径以古巢国当今巢县。再按杜注云“庐江六县东”有居巢城（古巢国）,六县故城在今六安县北,则巢国及居巢县当在六安东北,而今巢县反在六安东南,且西北去六县故城达一百七十里,西北距合肥故城（汉属九江郡,西晋属淮南郡）才四十里,如果古巢国及汉晋居巢县在今巢县附近,依照注近参照物之原则,杜注当作“巢……淮南郡合肥东南有居巢城”,而不应注在“庐江（郡）六县东”。又考《左传》有关文字,知巢国与钟离、州来相距不远,灭于楚以后,巢邑成为楚淮河南岸防线之重镇（详后）,则巢国也不当远在今巢县。其实，杜注古巢国地望,在当时尚有居巢故城为证,民国时曾发现汉居巢刘君冢,出土有？石及石羊题字,墓地正当今六安县东北⒀，与杜注相合。这样,将古巢国及汉晋居巢县定点在今六安县东北,看来无可置疑。
三
由上所考,可知群舒散居与活动之地北抵淮河,南及长江,西限霍山山脉,东达巢湖西岸。这一区域正处江淮襟要之间,所谓“淮右襟喉,江南唇齿”,山深水衍,利于战守，南控大江,顺流而下则可制江表,且易于出奇走险,“西向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故历来为兵家“不可以缓图”之要地⒁。当春秋时代,群舒在徐、楚、吴纷争中更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兹分两期以申论之。
第一期,前657年至601年,是徐、楚对群舒的争夺。
徐国,在东夷诸国中最为强大,曾率众西伐宗周。春秋之世,其国势已由盛转衰。它的北面是齐、鲁、宋等大国,徐无法扩大地盘,乃南向观兵于群舒。《春秋》僖公三年（前657年）,“徐人取舒”,杜注：“胜国而不用大师,亦曰取”。《左传》襄公十三年传例：“凡书取,言易也”。徐一举征服群舒,以同族同宗的缘故,对之并未灭国毁社,而只是强迫舒人归附齐徐联盟,齐又联合了江、黄、道、柏等国,这给楚国以很大的压力,楚不得不暂缓争战中原,掉兵东向,在相继灭弦、灭黄、灭英后⒂,逼近群舒。当时,楚成王的战略目标并不在于徐,而在于争夺受徐控制的群舒之地,以扩大东部版图。（前632年)城濮大败后,楚意识到规取中原无望,穆王、庄王更以全力经营东方,沿淮水及其支流向东推进。徐自非强楚对手,齐又远隔北方,霸业渐衰,楚遂得志于淮南,据《左传》记载：文公五年前622年,楚灭六、灭蓼，文公十二年（前615年）,“群舒叛楚”,楚迅即出兵灭舒、宗二国,“围巢”。既言“叛楚”,可知早在此年之前,群舒已归在强楚控制之下,有服方有叛。对于不肯就范之蓼,楚又两示兵威。文公十四年（前613年）,“伐舒蓼”,以公子燮与子仪的叛乱,“不克而还”,及宣公八年,又“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所谓“楚子疆之”,据杜注,即整理群舒的疆界。至此,局面顿然改观.徐人已悄然退出淮南,楚东与吴越修盟,北向构兵中原,以争霸主地位。
第二期,自前584年至547年,是吴、楚争夺群舒。
楚对东方的控制,是非常不稳定的,在淮南舞台上,吴代替徐,成为与楚争锋的主角。吴国采取巫臣晋吴联合以夹击楚的计谋,积极西进,因掌握了射御、乘车、战阵陆战技术,吴用兵“常弃舟楫之用,而争车乘之利”,从东北以出楚之不意⒃。这样,对于楚来说,固守钟离——州来——群舒弧形防线,即显得十分重要,吴楚争战九十年,前后数百战,此线战事几占泰半,就是明证。而群舒正处交争之要冲,从当时形势看,若楚控制群舒,一可切断吴与中原、特别是与晋国的联系,打开南下江淮、通往江东吴地之直接而便利的道路,二得长江直下之势,高屋建瓴,易于取胜,三则屏障内地,且作为经营全淮之根据地；相应地,吴若征服了群舒,可作为进战退守之资,直接意义是打击了楚在淮南的势力,间接地,则能由陆路取道豫章⒄,北可上通中原、联合反楚的力量,西可阻淮为国,扼住楚兵东向的咽喉,且下扑江汉,兵窥楚之腹心。正因群舒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与交通价值，故吴楚双方在这一带辗转拉锯,争夺得尤为激烈：其间群舒诸国的态度,基本上是畏楚而亲吴,但随着吴楚强弱形势的变化,也是迭为向背,以求自存。此段史实颇为繁杂,今据《左传》所载,列关乎兴亡数事如下：
成公七年前584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入州来”,楚师为之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⒅。
成公十七年前574年,“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伐驾、围厘、虺，遂恃吴而不设备。楚公子豪？袭舒庸,灭之”。
襄公二十四年前548年,“吴人为楚舟师之役故,召舒鸠人。舒鸠人叛楚。楚子师于？浦（今舒城县东南）,使沈尹寿与师祁犁让之。舒鸿子敬逆二子,而告无之,且请受盟。二子复命,王欲伐之,道子曰‘不可。…….姑归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贰（反复）,吾又何求？若犹叛我,（彼）无辞,（我）有庸（成功）。’乃还。”次年,“舒鸠人卒叛楚。
令尹子木伐之,及离城（今舒城县西）。吴人救之。……吴师大败,遂围舒鸠,舒鸿溃,八月,楚灭舒鸠”。
至此,群舒为楚翦灭殆尽,被建为边防要邑。由于吴国不断向江淮地区渗透,吴楚争逐的重心由皖北而皖中、皖东南,群舒之地的重要性,亦因之日渐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