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在放逸的时氏之陶

       众多喝茶之人和爱好收藏之人喜欢紫砂壶，但对于紫砂壶的兴起与发展、风格的流变与尝试、紫砂装饰的探索与艺术、紫砂壶造型的审美与诠释等，尚有许多不明之处。

       作者程龙伟，以中国五、六百年紫砂文化历史为背景，以中国传统艺术哲学为思想内核，以紫砂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为行文之内在纵线，涉猎茶文化、陶瓷装饰、美学艺术等诸端，呈现了紫砂文化的独特历史风貌、历代制壶名家对紫砂技艺和审美的精神追求，以及对紫砂壶艺的独特探索、思考与感悟。现连续刊登，以飨读者。

       明末江西文人徐世溥才雄气盛却屡试不第，明亡后山居晦迹，绝意仕进。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不无惆怅地回忆起晚明万历年间的文化盛况，并罗列赵南星、顾宪成、海瑞的道德风节，董其昌的书画，徐光启、利玛窦的历法，汤显祖的词曲，李时珍的本草以证明“天下文治”之“响盛”，甚至赞扬说：“时氏之陶，顾氏之冶，方氏、程氏之墨，陆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与古作者同敝天壤。”

       所谓“时氏之陶”即指时大彬之紫砂壶艺。在徐氏看来，大彬之砂壶可与董其昌之书画、汤显祖之词曲、何震之治印一起，代表晚明那段张扬、萧散、孤冷、淡雅却又浮华、奢靡甚至扭曲的艺术年华。

      早先，时大彬在我脑海里只是一帧制壶艺人的剪影，看大彬壶波澜安闲的样子，我相信了明末才子周容对他的评价：“时为人敦雅古穆。”有时就想，他似乎和晚明那个狂放畸变的时代有些距离。直到某日读到黄宗羲所编《明文海》中徐应雷的文字，时大彬才在眼前生动起来。徐说时大彬“嗜酒，所得钱，辄付酒家，与所善村夫野老剧饮，费尽乃已。又懒甚，必空乏久，又无从称贷，始闭门竟日抟埴，始成一器，所得钱复沽尽。当其柴米赡，虽以重价投之，不应”。心中豁然开朗，这种才情、性情才是晚明的风味，好一个颓唐、懒散、自在、放逸的艺术大师！

      其实，大彬壶朴雅粗放的造型中渗透出来的正是他坚劲质古而纯净散淡的心性。难怪他的弟子徐友泉一辈子讲求制壶之精细，晚年终于感叹：“吾之精，终不及时之粗。”此种艺术境界之高下，同时代的明末四公子之一陈贞慧看得出来，他说：“后则陈（用卿）壶、徐（友泉）壶，皆不能仿大彬万一矣。”其实，他们不及的是时大彬身上的那股子晚明文人气息和孤傲情怀。大彬制壶多兴起而为，偶然发愤，一二把而已。纵如此，烧成后若不惬意，碎之——名窑宝刀，不可使天下满，使天下满必不佳！

      真品既少而难求，则赝品充斥。《阳羡砂壶图考》记录清初戏剧家孔尚任收藏有三把大彬壶，其中一件据底款判断亦为赝品。可见晚明或清初一见大彬真容已绝非易事，何况四百年后的今天？统计下来，出土的大彬壶比较可信的不超过五把，传世较为可信的不过十把上下。其中1968年扬州江都丁沟乡曹氏墓（1616年下葬）出土的六方壶，1984年无锡甘露乡华师伊夫妇墓（1619年下葬）出土的如意纹盖三足壶，以及1987年福建漳浦盘陀镇卢维祯（1610年下葬）出土的鼎足盖圆壶影响较大。相比而言，漳浦卢氏墓出土的入葬年代最早，墓葬资料最完整，墓主的身份也最高，故最为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