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沙氏辑证 六
关于沙源的族出。以前，我以沙甸也在蒙自，曾怀疑过，沙源有可能是赛氏后裔；后来，细观沙定洲事件，认为沙家和沐家或有渊源，因此，在《后人启》里，加以排除。这种排除不光依据明初的军事现象，其实，还有赛氏回族信仰的问题。沙甸之人至今回教信仰依然突出，而滇中沙氏多无此信仰，且连族出和来源都不清楚了，显然，这是更早时代的动乱所致。以我们自身的一些情况看，时间至少在清前期，如是中期以后，十代八代人之间，零星的传说我们还是有的。在那些后来未有大动荡的地域，氏族之失忆，只能是更早以前的事。解宇明之谓沙源出于沙人部落，盖出天启《滇志》，其卷三十曾言及临安府的教化三部和王弄山长官司的属夷有沙人。而今，沙人聚居地域在滇东南盘江、清水江之间，即曲靖的师宗和罗平以南至蒙自的广大地区。不管现在此地人种是壮族、布依族还是彝族，我个人观点，这个部族名称的来历应是他称，而非自称，应是指沙姓首领统治下的彝族，而非壮、布。而且所谓“沙人”，既不代表这里的人姓沙，也不代表沙姓统治者就是原始的部落族人。这一点，前面已经论及，广南沙人之沙，很可能是汉姓，即出自江南。
沙源出于沙人部落，或许不是虚言，今曲靖富源县后所乡小冲村即有自然村曰沙家村，沙姓人尚有不少，自称彝族。有趣的是，此地和洪武十七年沙琛任土知府的寻甸不远，和师宗、罗平也不远，而且和安顺结界。我想，这些或许都不是偶然的，其中必有缘故。我以为，其和安顺的关系，也就是和江南沙氏的关系，一定不会简单。虽然，我在沙琛条讲了那么多，但是，还未有确切的证据。但是，有一点，沙源和曲靖有关系，后所和安顺有关系，则是肯定的。
关于后所沙家村，因富源和安顺接境，我很怀疑，他和安顺沙氏有关联。因为，后所原本属于贵州，是天启四年才划给云南的，原来叫后三所，后人简为后所。对于解氏之文，我们检以《宣威县志》引旧志之记载：（天启）二年正月，遣都司杨明廷统兵三千援蜀，师次毕节，会乌撒土酋安效良助逆，伏兵阻截，明廷兵溃，并中军陈坤死之。二月，沾益土妇设科，恶目补鲊李贤，武定夷目张世臣，纠合东川土酋禄千钟等叛，焚劫沾、倘、炎、松、交、白六站铺。土官安远弗能制。巡抚沈儆炌以贼势大，改沾平守备为游击，便宜起用。原任参将袁善、督守备金为贵，土官沙源至米马。为贵冲锋首击贼，大破之。设科复攻嵩明、陆凉。张世臣复攻武定，善等又败之。...《滇繋》云：设科安邦彦之妹。安效良与之通，李贤为之用，破沾益、平彝、炎方等州卫驿站。戕我职官，杀官军百姓无算，至是王英等以计擒之。四年二月，遣副总兵袁善督兵雕剿沾益哈马谷，斩贼三十级。四月，雕剿沾益革泥（今作得宜）、法堕、以那冲等砦，擒斩俘获共二百余。十二月，乌撒土酋安效良，缚亦佐县贼首安应龙，并贵州乌撒卫经历司各印信来献，劳其使而归之，还至曲靖府城外被杀。是年部议，准拨乌撒卫后三所军屯地面归州管辖，后三所遂隶籍云南。（案，后三所军屯地面，前清编为宣化里，其钱粮赋税，仍由威宁征收。至雍正九年，始奉拨归宣。）五年二月，巡抚闵洪学遣副总兵袁善统兵复沾益州城，修复松、炎、沾、倘四驿站堡。三月，安效良忿来，献功人见杀。又因我兵进复沾益，遂纠水蔺二酋拥众入犯。我兵止六千人，贼数甚夥，分兵一围沾益，一攻炎方。副总兵袁善督宣抚沙源力战胜之，贼不能窥沾益。守备吾必奎坚守炎方以老其师。袁善等乘胜间出炎方，内外夹击，又胜之于炎方。前后五战，计斩级三百四十有奇。他死鸟铳者无算，贼遁去。王宏光元年（顺治二年），土酋沙定洲反，破省城。黔国公沐天波奔守楚雄。
而从前面沙源的资料引述里，天启五年，沙源大战嵩明地点正是今天的曲靖周边。在天启二年，和沙源的女婿普名声一起为傅宗龙征调的，还有一位沙姓人——沙如玉。据解宇明，沙源三子分别是沙定海、沙定汉、沙定洲；而据野史，沙源诸子定海、定洲、如琦等。显然，沙源还有侄子，沙如琦。考沙如琦和沙如玉的名字，其为兄弟，单从字面上看，是可以这么来认为；加之同和沙普兵有关系，又处于同时代、同地点；因此，他们之间的兄弟关系，或可成立，即沙如玉也是沙源的侄子。
关于沙如玉，《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记载：天启四年正月，二十四日，云南廵抚闵洪学疏请加贤劳。曲靖兵备王鍈量进一秩，俾久任曲靖，以竟善后之猷。并甄拔真正血战材官王聘选、沙如玉、吕元扬、张云鹏、郝太极、吴必奎等，予以实职守备，一酬前劳，一鼓后效。奉圣旨，该部知道。
显然，沙如玉以守备之职协同兵备王鍈量“久任曲靖，以竟善后之猷”是可以预见的，是以，我谓“沙源和曲靖有关系，后所和安顺有关系，则是肯定的。”其实则的媒介是沙如玉也。只不知曲靖之沙氏，可有明确是沙如玉后人的？
但是，沙如玉的辖地，又似在曲靖南部某地，即蒙自一带沙人区域也。下文之“沙长”，即是此谓也。沙长者，非独沙姓长官，亦是沙人之长之意。
《崇祯长編》卷51，崇祯四年十月，丙午，兵科给事中魏呈润上言，普名声虽为滇南小丑，不治祸将益深。然治之之法，莫若以不治治之，非尽恃官兵之征调。为也，则无过以夷攻夷矣。盖滇南远在天末，二百余年声教洽于內郡，夫岂无小警赖节制而免焉？亦以是犬牙相制耳。人各有心使之，连鸡共斗、鹬蚌相持，此西南从来定算、亦胜算也。前安效良犯靖，破平夷矣。其危急倍今时。亦惟藉土司之全力克底成功。今以阿迷州之贼巢，详其情形，则有龙在田扼其前，有侬绍周堵其后。有沙如寄、沙如玉、王显祖、禄洪、禄培等环绕棋错乎。其旁夫，是皆普贼之仇也。夷慓而多欲，咆哮自豪、犬骨相唁，当其靖也。犹潛斗两穴中，其酋长狡焉。□疆，而部落之属，亦日觊牛马、辎重、子女而甘心焉。是以。舍命不懈。昔侬绍周尝与普贼日夜血战，杀掠各相当。用其一者，尚足畏也。况今四围，群起而攻之，则虽铁垒，安能当众炉之销铄乎？且普贼专以掠夺为业，宁州不保，则禄姓剥肤；蒙自见危，则沙长燃眉；维摩三乡溃失，则侬酋创心。彼此有不得不敌之势，强弱有不宜不抗之形，诚设诚以告之曰：“普贼犯顺，谊在必歼。朝廷不爱爵赏之典，汝等世受国恩、与普贼仇敌，其共效忠勤，各自为战，败贼之后，则阿迷之子女、玉帛、土地、人民，悉赏尔等，朝廷一无所问。”如此，则诸土司不至折而入于贼，且人人自奋，可旦暮成擒矣。何也？以平日积怨之仇，而又一旦获忠义之赏，何不为也？此臣以方之。唐李德裕之讨泽潞，独用河朔三镇之兵，而泽潞以平。与今日之借土司以攻普酋，其事大约不相远也。此外，即间有不尽机宜，则令两河之间不及为秦晋之续乎？祈念中州一块，土关系腹心重地。腹心一有事，而肢体俱不得宁，即不敢于多事之时，而妄冀蠲賚。亦宜敕令地方司牧，专心抚绥、殚力安戢于缓急之中。寓不费之惠，使牛羊之刍牧得所、鸿雁之中泽不惊。人心既安，天心可格。社稷灵长之福，基之也。至臣乡火耗之病中入膏肓，虽明旨严禁，而贪残之辈，愍不畏死。上下牵于情，而猫鼠相同以欺君害民，上干天和，莫此为甚。臣望严谕抚按廉访，此辈立实重典，庶几民有夷瘳，而灾患消弭耳。帝谓灾变屡现，亟宜率属修省火耗。屡有严禁，乃敢纵肆不悛，抚按所司何事，其即确访参究。
此记引出朝廷利用沙兵和普兵之间的矛盾，企图“以夷制夷”也。而下篇则引出，沙普之间乃是祖父世仇，普名声真是沙源之婿乎？云南之不可解多矣。
《崇祯长编》卷64，崇祯五年十月，壬申，黔国公沐天波疏奏。滇逆普名声，既抚复叛，攻沙定海，而破小村龙右。又攻石西土邑，频与邻司为难。近则如世效忠顺、全省倚为左臂之禄洪，亦为所破。使我之籓篱、户牖，尽行撤毁。禄洪部落既傾，覆巢无主，不转投普贼，即外附流贼，是宁州、內地更增肘腋之虞矣。伏乞敕部从长、酌议责成道府诸臣，始终结此残局，以图善后，庶封疆有绥宁之日矣。章下所司，一并看议。
乙酉，兵部疏奏。普名声，既经议欵，自应奉令恐后乃遵约。未几，复引兵攻沙定海，破甸尾，而逐禄洪矣。夫禄洪，素称忠顺，作我藩屏，岂普酋所得变置？在抚镇，即不能善护于未破之先，亦宜重植于既覆之后。还其故土，招集兵民，以明朝廷法纪，以遏狡酋逞志，安可度外置之乎？况张周，原以抚镇，委任料理。此时抚局未定，即张继孟且未足为功，而况张周乎？则授官不但非典制，亦非酧功时也。今宜责经孟，仍以利害、顺逆宣谕普酋，除前“攻沙、攻禄”之事，为其祖父复仇，姑置不治。此后，禄氏再立，倘仍不相容，则明系“借抚养奸，剪我羽翼”。问罪之师，岂得需时？一切援剿事宜，仍应敕督抚镇，相机料理。其沙氏诸土司、将佐并宜抚镇节制，以一事权。帝曰，可。
上述奏疏，庶几可领当时沙氏面貌。其沙人无疑矣。
总领沙定洲的诸项记述，多涉及万氏，盖其时沦为笑柄，下文为道听途说之流，俾记之，或可说明“魋墨奇丑”之老妇，乃是落井下石之语也。
《广阳杂记》：辛未（康熙三十年）八月朔日，舟泊大通，大风雨不能开船，听符五谈沙定洲妻万彩云事。万，江西人，初生时有彩云覆其屋上，其父见之，曰：“若男子必非常人，惜其女也。”长随父入滇南，家于临安。美而艳，土官普明声见而悦之，娶以为小妻，与其室异地而处，生子曰小普。彩云有机智，未几，普氏之权，尽归掌握。明声死，小普嗣，刚很淫乱，而彩云亦多淫行，常蓄美男子数十人，以次入侍，小不当意辄杀之。有沙氏子，土司之后也，彩云悦其魁吾，宠之专房。一日，彩云早起他出，沙子尚卧帐中，小普潜入室内，刺杀之。彩云哭之，如丧伉俪。后又得定洲，宠过前沙。定洲生于贫贱，然有权略，知书。时小普已死，普氏之业遂归定洲。后乘乱，逐沐天波而踞滇省，彩云助之也。彩云亦人妖矣。
按：此记已距定洲死事48年了，这是最早的有关沙定洲的清人记载，虽是途说，也可见证云南事体。
另据未名作者之文，《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史料校编》记载：“情缘氏等有沙主母系沾益州属沙应显之女，自适那门，贤淑清贞。”沙主母即土酋那显宗之妻沙氏，其夫那显宗故后，无子，要过继一族子为那显宗之子以承子嗣，沙氏作为正妻有极大的权力，经过与族人长期的争夺，决定由族人那振兴继承土舍。不久后沙氏又上诉废除那振兴为继承人，那振兴为了继承土司职位，几乎将自己的家产耗尽，还受到沙氏的种种虐待。
显然，沾益也是有沙姓的，也应是沙人之沙。
明末清初，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爆发了两次以彝族土司为主力的土司叛乱，由于这两次土司叛乱规模巨大、持续时间长，不仅震撼了当时的西南各省，牵制了蜀、楚、黔、滇诸省的军事、经济力量，削弱了明王朝对后金的防御能力，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减缓明朝廷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的压力，使明朝廷处于三线作战腹背受敌的境地，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明王朝封建统治的覆亡。因此，这两次土司叛乱对明末清初西南民族社会影响较为深远，甚至也直接影响到了西南历史发展的进程。由于这两次土司叛乱都是以彝族土司为主力，时间上有所联系，事件上彼此相因，所以有必要对两次土司叛乱的相似之处进行比较，以期能揭示明末清初西南民族社会复杂背景中的一个切面，也希望对明亡清兴历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奢安之乱”与“沙普之乱”
天启元年九月，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之军队在其女婿樊龙率领下，乘明朝募兵援辽之机反于重庆。占领重庆后，随即进陷遵义，围攻成都，“全川震动”[1]。与奢氏倚为唇齿，互通婚姻的贵州水西宣慰使安位的叔父安邦彦，利用安位年幼，揽政于己，于天启二年挟安位响应奢氏起兵。随后各地土司蜂起响应，乌撒安效良、洪边土司宋万化等相继起事，很快攻陷毕节、安顺、平坝、龙里等地，并围贵阳十余月。十二月初七日，贵州新任巡抚王三善领兵击败水西军队。其后，安邦彦遣部下陈其愚诈降王三善，在明军从水西返回贵阳的途中计杀王三善，势力复振，出现了“黔师大溃黔事大危”[2]的局面。崇祯二年，奢崇明自称“大梁王”，安邦彦自号“四裔大长老”，合众十余万攻永宁，被总督朱燮元擒杀。崇祯三年，水西安位请降，划水外六目之地设流官、置州、县。“奢安之乱”，波及了贵州、四川、云南、广东、湖广等省，明政府四处筹集兵饷，用了几近十年时间，才使“积年巨寇始尽”[3]。此次叛乱不仅给黔、川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对云南影响也极其深远。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奢安之乱”给云南土司提供了一次秣马厉兵的机会。由于在平定“奢安之乱”时，从云南征调了大量的土司兵，他们通过平定“奢安之乱”，实力大增，开始走向明末的政治舞台。此前学者在研究“奢安之乱”时，往往只关注“奢安之乱”及石柱土司秦良玉等在剿灭奢、安时的功绩，完全忽略了作为此次叛乱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期间云南土司的叛乱与云南土司在剿灭奢、安势力时所起到的作用及此次叛乱对云南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等问题，因此，本文在探讨“奢安之乱”时，试图把天启年间爆发于滇、川、黔交界地的云南部分土司的叛乱也纳入“奢安之乱”内，探究在剿灭“奢安之乱”时，滇南土司所起到的作用和对云南社会的影响及其与云南爆发的“沙普之乱”之间的联系等问题。
“沙普之乱”是指在明末清初爆发于滇南的一系列土司叛乱。由于滇南阿迷州土司普名声在从征“奢安之乱”后，实力大增，于崇祯四年发动叛乱，崇祯五年普名声死后，其妻万氏仍领其众，继续为乱滇南，“此晚明一大事也”[4]；后万氏招安南土司沙定洲为婿，沙普合流，势力越加壮大。至顺治二年九月，元谋土司吾必奎反，黔国公沐天波调沙定洲平叛，沙定洲乘机入省城发动叛乱，“全滇皆震”[5]，顺治五年叛乱为大西军平定，但沙普残余势力仍然存在，“其党王朔聚定洲余众”，于康熙四年“据王弄、安南，纠教化张长寿、枯木龙元庆、八寨李林、牛羊侬德功……诸酋同反”[6]，同年被吴三桂平定，其势力持续长达三十六年之久。因普名声和沙定洲之乱及王朔等众土司反清，其叛乱的力量都为同一势力，时间上首尾相续，事件上有所联系，所以合称为“沙普之乱”。
二、两次叛乱历史的联系性
明末，由于卫军松弛，渐不堪战。为了镇压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和平定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叛乱，朝廷开始大量招募土司军队，即“卫军松弛，土军湧散，渐不刊战阵，故后来兵役，以招募者为主力，并调土司兵”[7]，“所至效用者，土司兵而”[8]。在平定西南少数民族叛乱时，明政府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即利用一部分土司兵，镇压另一部分土司兵。 “奢安之乱”爆发后，由于二土司联合起兵，势力强盛，兵锋所及，无不披靡，短短几个月间，川、黔大部陷落其手。明政府只有加大征剿力度，调集湖广、云、贵、川、广东五省兵力联合会剿。因“滇与蜀、黔壤地相错，故三省之贼纠结披猖……不讨蜀、黔之贼，则滇不得安”[9]。所以，云南积极遣兵援蜀。天启元年十月，巡抚沈儆炌乃“调阖省土兵于曲靖，以按察副使黄似华监纪，并援黔、蜀”。十二月，遣都司李天常，指挥王懋勋、张神武等，统宁州、嶍峨汉土兵四千援黔，师至安南卫叠水岩，“官军陷没，天常死之，懋勋、神武俱被害，嶍峨土官禄崇功子培被执”[10]。同时被调参与行动的宁州土司禄洪也言：“蚕丛奢酋之乱时，飞羽檄调滇师往讨，假道贵筑，士方半渡叠水，正苦驱驰。安酋偶叛，埋伏四起，彼多我寡，力不能支，战亡者过半。”[11]即援黔军队遭受安氏伏击，滇军伤亡过半，被迫半途而返。其后，天启二年二月，都司杨明廷又统兵三千援蜀，师至毕节，安效良又伏兵阻截，“中军程坤死之，指挥蒋藩屏、百户卢应藩、奉差指挥朱家相、张联斗缒城出走弗及，皆为贼所杀”，而参将尹启易统兵四千已经至乌撒，闻安效良反，遂“退保交水”[12]。可见，云南增援黔、蜀的军队，都以失败告终。
“奢安之乱”爆发后，云南境内也陷入了一片混乱，地处滇、川、黔交界地的云南土司纷纷起事，沾益土妇设科及其土目补鮓、奈科、期曲等也纷纷附庸安邦彦、安效良等反，“焚劫沾、倘、炎、松、交、白六站、堡”[13]，并攻陷平夷卫；武定张世臣纠结小东川土目，攻陷他颇、补知二堡。“武定、寻甸、嵩明之间日寻干戈，无一日不传警报矣”。由此，爆发于贵州、四川的奢安之乱，席卷云南。而此时，云南“水旱连年，四金而易米一石”[14]。地方统治者如坐针毡，闵洪学巡抚云南两年后认为其“日夜求固圉，如漏舟之在巨浪也；日夜言讨贼，如徒手之缚猛虎也。处无何如何之地，出万有一生之谋。卧薪尝胆，撑挨到今，其以滇之艰危备阅之矣”[15]，可见云南自身尚且自顾不暇。水西安氏叛乱之后，“羽书交至，征兵于云南”[16]。而对于朝廷饬令的援黔之责，云南也是有心无力，“至于黔之望援，滇亦无辞，顾滇之力亦不容不审也”。云南巡抚闵洪学等希望朝廷“一一为滇熟思审处，勿强滇以力所不及”[17]。但面对朝廷的申斥和云南境内的土司叛乱，及鉴于“滇与黔实共安危，亦不得以门庭之患作膜外视者”[18]等原因，云南当局也不能熟视无睹，“今之奢、安二酋，踌躇四顾，所不即横戈以逞者，虑滇之蹑其后耳”，假如滇不援黔的话，“又谁为扼其肘臂，为牵制二贼之计哉？”[19]。但云南也是兵穷饷竭，可调之军队主要为滇南土司兵，如阿迷州土知州普名声和安南长官司沙源等之土司兵，即《修攘备考》所云之“时下沙、普二兵最劲，沙可六千，普可五千”，闵洪学也认为“滇兵以沙、普为白眉，普往而分滇之半矣，普兵赴黔，是即滇之援黔耳”[20]。因此，镇压云南境内的土司叛乱及援黔、蜀之责，主要落到了滇南土司身上。他们的功绩见于记载者甚夥，并由此加官进爵，显赫一时。此后“沙普之乱”的两股主力普名声和沙定洲势力，就是在镇压奢安之乱时发迹的。
如普名声，天启二年十月……丙子，因援黔之功，“加土守备职衔，增赐银币，仍给本品服色衣一袭。”[21]天启四年正月，王三善被陈其愚所杀后，烽火再起。四年夏，“即家起宗龙巡按其地（贵州），兼监军”[22]，宗龙受命后，“间道由建昌回滇募兵赴任，知名声勇黠，所部土兵亦强，特请随行”[23]。普名声也想借此机会，承袭祖职，在入黔之前，就和傅宗龙约定“求袭祖职，以此许之，当乐往”，傅宗龙为了利用普名声的军事力量，“许以题袭”。因此，普名声和参政谢存仁、参将袁善、土官沙如玉等以兵五千送傅宗龙过盘江，至贵州安庄，普名声为了能使傅宗龙兑现其所许下之诺言，决定进一步增兵助剿，以求立更大的军功，“遂领饷五千，归而缮甲市马，先遣其头目白岔，去年以千人至，今年名声继以三千人至，冲锋陷阵，所向无不摧破者”[24]。在此期间，普名声可谓战功显赫，如四年二月的矣兰战役中，普名声每战都冲锋陷阵，斩获甚多。二月十五日，普名声等追贼至“哈马山冲，……普名声兵斩获贼级十六颗”，三月初六日“贼兵前来迎敌，有普名声……等骑兵先到，普名声率所部马兵直冲下山，将当先贼守摽杀，死伤无数，……我兵撤回至地名牙章，有水西阿德营长领贼摈伏于险箐截路，普名声当先见领兵营长一，摽杀下坠马被贼抢去，夺获战马二匹，……共擒斩贼级二十五颗，内土官普名声同部兵共斩级十颗”[25]。后傅宗龙“以名声等土兵七百人入贵阳，擒斩其愚，军民大快”[26]。因“名声以身当矢石，故所部亦无敢爱死耳，自抚臣抚道援黔以来，名声之首功居多，而自汪家冲接战以后，累累斩首”[27]，所以在天启五年六月庚辰，……贵州总督蔡复一题：“云南土司，惟沙源、普名声之兵颇劲，而行间征战，效力最多，乞敕下该部复议，将普名声之子普祚远，准袭阿迷州土知州世职，名声愿助镇饷二千金，听令赴云南上纳，成其义举，候再立战功，另与优叙，庶滇、黔两收其用，知勇争奋而平贼有机。”[28]所以天启五年七月已末，准“阿迷州守备普名声子普祚远，准袭阿迷土知州”[29]。此后崇祯三年，傅宗龙又以其“功居最，题授名声宣慰”[30]，至此，阿迷普氏势力达到了最为辉煌的时期。
沙定洲之父沙源，几乎参与了对“奢安之乱”平定的全过程，其间屡立战功，倍受朝廷恩赏。如天启二年二月，“沾益土妇设科、恶目补鮓……反，守备金为贵、土舍沙源为前锋，大破贼众”[31]，三月，“贼攻嵩明，袁善督沙源等兵至狗街大战，斩东川州土官一人，其余首功一百五十余级”[32]。天启三年正月，“新抚闵洪学复分遣沙源、吾必奎等率兵讨贼，渐次恢复”[33]。直至天启五年贵州土官安效良复叛，入寇云南，沙源奉调“征之，战于交水，不胜，贼径走会城，源要截嵩明杨林间，大破之”[34]。正是沙氏在镇压“奢安之乱”时的赫赫战功，云南巡抚闵洪学不断向朝廷为其请功，乃“叙云南沾、炎功，土官沙源升宣慰使”[35]，天启七年，闵洪学再次上疏言水西功，云：“滇用兵五年，大小数千百战。土司中沙源、龙在田、王显祖、吾必奎四人效力为多。沙源系安南长官司，今拟升为宣抚司”，朝廷“许之”[36]。至此，沙、普之势力达到了顶峰，成为了云南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时滇中最劲称沙、普兵，亦曰昂兵”[37]。
可以说，正是由于“奢安之乱”，直接给予了沙、普势力壮大的机会。他们利用增援黔、蜀的机会，秣马厉兵，扩充实力，这也潜在地助长了他们反叛的野心。普名声在援黔归来后，发现以奢、安的实力，官府仍然不能有效驾驭，这样就大大增长其反叛的意图，“昔贼从副总（兵）袁善应调之时，公然对各官窃笑奢、安云：‘如此亦来造反，尔等看真正豪杰若何手段’”，此后“遂尔橐装不胜富志，愿不胜奢矣，迨归来，结客招之，日以益广选交近攻，岁无宁日”。就连当时主张积极征调普名声的傅宗龙也认为普名声视朝廷实力的消长和水西叛乱情况，相机而动，“此人（普名声）将来不可保，今日时事，彼亦有乐祸心，但未敢先动，若东事缓，水西抚则彼又不敢动矣”[38]。
总之，天启年间贵州、四川的“奢安之乱”，给云南的沙、普势力的膨胀提供了机会，明政府的“以夷治夷”政策，却导致了“以盗治盗”[39]的恶果。因此，“奢安之乱”和“沙普之乱”，二者有着直接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