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荣氏家族内的红色据点
荣氏家族内的红色据点
或许谁也想不到，革命战争年代，中共无锡地下党曾在全国有名的荣氏家族中，建立了一个重要的红色据点，那就是公益小学。
公益小学原名群益小学，是由荣氏家族创办的。1942年，我国著名工商业巨子荣德生及其子侄和其他荣氏工商界人士在上海组成的荣氏族益会，投资接管了无锡荣巷的溪北、养正小学，并将两所学校合并定名为群益小学。1948年秋季开学时，群益小学更名为公益小学，直至无锡解放。
公益小学坐落在无锡西郊荣巷210号，南临梁溪河，可直通太湖；北靠公路，可直抵梅园，水陆交通极为便利。由于这良好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所以，荣巷地区历来是驻兵重地。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同时驻扎着国民党的几支部队，政治状况复杂多变。
“荣小姐”走马上任
1947年5月，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二O”惨案。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上海和全国各地一样，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大规模群众革命斗争。
荣绛蓉也参加了这场伟大的群众斗争。当时，她在上海晏摩氏女中任教。为了声援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她组织女中学生进行罢课，并带领大家上街示威游行，因而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不久，她被校方解聘。
这位“荣家小姐”，1940年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时就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即去解放区江淮大学任教，以后学校解散，她通过关系进入晏摩氏女中。眼下，女中又将她拒之门外，今后可怎么办？她思前想后，决定去找组织指点迷津。
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使她喜出望外。1947年6月的一天，主管荣氏族益会的荣翰泉老先生来到荣绛蓉家里，与她父亲荣方舟先生商量在家乡办学的事宜，荣方舟也曾是荣氏族益会的负责人。最后两人达成共识：由绛蓉回无锡荣巷办学。
荣绛蓉得到这个消息以后，迅即向地下党区委书记毕玲作了汇报。党组织研究后认为，荣家是教育世家，荣绛蓉去无锡办学正合时机和需要，既可利用办学的合法身份把自己隐蔽下来，又可利用荣氏的社会地位搞统战工作，还可以办学作为掩护，建立党的活动据点。几天后，毕玲向荣绛蓉转达了上海地下党学委负责人吴学谦的意见，同意由荣绛蓉去无锡开辟和建设地下党工作据点，并将其组织关系从上海转到钱瑛领导的青年小组，由派驻无锡的赖映棠直接领导。党组织为荣绛蓉确定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一)政治上掩护党的领导，安排从各地转移来的党员干部；(二)经济上要多筹集经费，为党的活动和党员的生活提供保障；(三)多做统战联系工作，不搞公开活动。
1947年7月下旬，荣绛蓉由赖映棠陪同从上海来到无锡，开始办学和建立据点的双重工作。她改名为荣容之，接任群益小学校务主任的职务，负责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
“花钱养了一批小八路”
“五二O”运动以后，沪宁沿线的一些地下党骨干暴露，急需转移隐蔽。荣容之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不露声色地接待安排从外地转移来锡的每一个同志。大同大学地下党总支委员、“抗暴会”主席陈家德和地下党员高菊芬从上海撤至无锡，分别改名陈毓英、高棻，一个任群益小学四年级的数学教师，一个担任一年级的班主任；金坛地下党员刘良、何方夫妇也转移至群益小学，分别担任学校的音乐教师和英语教师；已从上海撤至无锡在缫工三校代课的张丽容亦被“请进”群益小学，改名张容，任幼儿班老师；原苏锡吴工委委员范文贤从苏州调来无锡，任公益小学教导主任，直接领导据点的工作……
群益小学原来只有6个班级，200多名学生，10多个教职工。外来教师的不断增加，势必引起本校老师和外界的关注，同时也容易引起荣氏族益会的怀疑。为了避免发生意外，荣容之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
第一，她首先狠抓教育质量，要求地下党教师转变作风，花更大的努力，全力搞好教育，取得其他老师和学生家长们的信任。不少同志根据荣容之这个要求，认真备课，探索教学方法，使自己的课程为学生喜欢。他们还利用业余时间为差生补习功课，进行家访，帮助家长采桑养蚕做家务，以联络感情。慢慢地，家长的称赞多起来了，同事之间的偏见和疑虑消除了，学校在地方上的声誉也不断提高。
第二，调整教师队伍，辞退部分不合格教师。1948年下半年，荣容之正式担任公益小学校长。经过一年时间的调查考察和接触了解，她对每一位老教师都有了深一层的了解，于是开始对教师队伍进行调整。她以不是师范毕业生和不适应教育为理由，下决心辞退了部分教学质量差和政治思想有反动倾向的教师，以便腾出位子，为接收安排更多的地下党员作准备，同时也减少了不利和危险因素，为巩固据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扩大学校规模。在前二项工作基础上，荣容之打出扩大办学规模，增设班级，学生从200多名骤增到400名，班级从6个增加到9个，其中三、四年级各设两个班，外加一个幼儿班。这样，不仅可以证明公益小学的教育质量是高的，学校越办越火红，而且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增加教师，合情合理地在帐上支付“薪金”。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公益小学共接待安置了20多名地下党员，建立了一个党支部，由荣容之任支部书记。此后，中共无锡工委经常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部署研究工作，工委书记高山更是这里的常客。他头戴礼帽，身穿长袍，一副“商人”模样，大大方方地出入校门，校工徐妈端茶送饭，待之如上宾，从未怀疑过这位“上海亲戚”的身份。这些同志的吃住行及活动费用，大部分由荣容之以各种名义去上海通过荣氏族益会筹措。解放以后，当人们听说荣家的这所小学中隐蔽了这么多地下党员，不少人感到惊奇，荣氏家族人士更是惊叹：“花钱养了一批小八路。”话语中既体现出一种受到巧妙蒙蔽的无奈，同时也流露出一种不由自主的自豪。
三次历险
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公益小学经历了三次较大的风险，但每次都化险为夷。
1948年底，国民党第一军从内战前线败退后进驻荣巷，部分伤兵想占据公益小学校本部。为了保证据点的绝对安全，学校党组织开展了反抢占校舍的斗争。荣容之等会同当时荣巷镇镇长和荣氏“老长辈”多次去第一军军部，要求维护地方教育事业，不同意军队进驻学校。在与该军军长派出的副官几经交涉后，校本部才未被占领。
不久，南京下来的国民党教导团官兵，因荣巷镇上的大院好房已被先到的第一军占领，又想进驻公益小学校本部，并已把行李杂物卸到学校礼堂。学校领导根据党组织的意见，一方面动员女教师晚上临时到外面借宿，以防不测；另一方面又派人同地方人士一起出面调解，同时写信到上海请荣德生先生等出来说话。经过多方努力，又一次制止了国民党抢占校舍的企图。
1949年3月，地下党员周沙尘由上海转来无锡。他是在完成策反爆炸上海江湾军火库的任务后，转移到无锡的，此时的任务是策反国民党无锡县政府社会科科长张一飞。周沙尘到无锡以后，公益小学党组织为他在荣巷镇借到了一间洋房，又安排了刘良、何方夫妇以“甥舅关系”与周沙尘同住，以便掩护他完成策反任务。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周沙尘很快与张一飞接上了关系。一天，周沙尘去溧阳，与负责组织“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的许闻天接触，他准备回锡后再次去张一飞家做联络工作。正在这时，党组织突然得悉，张一飞已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以“通匪”罪逮捕。为防止牵连发生意外，党组织立即通知公益小学，要何方速去无锡长途汽车站通知周沙尘不要去张一飞家。何方接到任务以后，立即赶到汽车站，一直等到天黑末班车还未接到。次日清晨又赶去车站守候，直至下午三点，周沙尘才来到出口处。“小舅舅，小舅妈叫你不要进城了。要买的东西已经买好，让我来接你回家。”周沙尘回到荣巷后，一直隐蔽在家，几天后，报纸上就登出了“社会科科长张一飞通匪有据被逮捕”的消息。原来，张一飞见我大军渡江在即，有弃暗投明的意向。周沙尘与他接触后，他行动不慎暴露被逮捕。张被捕后，便衣特务在县政府社会科和张的住所守候我方联络人员，幸周沙尘未去，才免遭毒手。
秘密接收站
当时在荣巷常驻的是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部和国民党宪兵教导团，加上一些临时驻防的部队，荣巷镇上到处可以看到游荡的国民党官兵。但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公益小学的地下党员建立了一个秘密接收站。
为及时了解全国战场的形势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1948年初夏，高山指示荣容之，要在学校建立一个秘密接收站，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并尽快通过各种渠道将消息传给党内同志和锡城各界人士，以迎接无锡的解放。
荣容之接受任务以后，专程去上海，向父亲荣方舟借了十两黄金，再通过二哥荣本仁设法购到一台带有耳机的军用收音机。这台收音机原来可以收发报，但经过处理以后，只保留了收听的功能。回到无锡，荣容之首先进行了试听，效果非常满意。五六月间，接收站正式开始工作。接收室就在公益小学荷花池北面过道的第一间宿舍内。每晚7时半，负责收听的高棻定时打开收音机，戴上耳机，收听记录延安电台播发的《新华社电讯稿》，然后由张容负责刻写油印，陈毓英则负责室外警戒，三人相互协作配合，保证了接收工作的正常进行。接收站的隔壁就是一支国民党的测量队，二三十个国民党官兵长年在收听室的北窗口活动。因此，接收室的北窗只好长年紧闭，窗帘严掩。后来，为了确保安全，接收站搬到了附近地下党员张其栋家，由张其栋和孔士荣继续进行收听记录，直到无锡解放。
收听记录广播和刻印蜡纸是非常艰苦的，特别是盛夏酷暑，室内密不通风，半小时收听记录下来，总是汗流浃背，还要忍受蚊虫叮咬。刻写蜡纸无铁笔，就用大头针代替，右食指常常磨出水泡。刻印的小册子为32开本，每期10多页，起初10天左右出一期，以后出版时间不断缩短，印数和发行范围不断扩大。小册子整理装订后，按预定暗号送城中地下党领导同志分发，成为广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珍贵的学习材料。有些党的重要文件，如《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等，还散发给荣德生、薛明剑等无锡工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和其他上层统战对象，这对于消除他们的疑虑，争取他们与地下党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钱孙卿是无锡有名的工商界人士，地下党也曾通过其五儿子钱钟鲁送去几期小册子。定期回收以后，发现好些地方被圈圈划划做上了醒目的标记，这说明党的政策已深入工商界人心。无锡解放前夕，荣德生公开在申新三厂大宴宾客，邀请各界人士参加，以向社会各界证实“不论局势如何变化，决不离锡”的决心，在他的影响下，无锡工商界人心比较稳定，绝大多数留下来迎接解放。党的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威力，地下党的工作结出了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