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强：直面中国金融体系潜在风险
中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大潜在风险点
第一个风险点是房地产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房地产在风险方面具有最大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几个风险点相互关联，是风险的焦点。中国的房价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持续上升，住房从早期的消费品逐渐演变为消费属性与投资属性并存，进而投机性越来越强。很多年来，大家对于中国房地产是否有泡沫的争议很大，原因之一是缺乏基本数据。虽然有人用城市化带来的“需求”的增加来解释房地产市场的上涨，但“需求”在经济学上是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的简称，鉴于中国很高的基尼系数，城市化过程当中新增人口并不容易形成支撑高房价的需求。
第二个风险点是地方投融资平台。投融资平台是国开行的制度创新，对推动中国城市化建设有重要作用，但是放大后反而造成了系统性风险。从最近的案例和宏观数据来看，情况不容乐观，短期可能存在流动性风险，而这种流动性风险是否会演变成长期系统性风险，取决于很多条件，关键是如何应对，比如是否可以通过市场化操作转移一部分。目前的问题是，各级政府还想继续“大干快上”，积累的债务规模有十几万亿，现金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土地和房地产价格。
第三个风险点是影子银行、银信合作等。围绕影子银行的主要争议目前集中在两点：一是以银行理财为代表，产品和投资标的期限错配可能出现的流动性风险问题；二是“资产池”模式下滚动发行产品导致的“旁氏骗局”嫌疑，以及所投资产的安全性问题。目前，理财产品的规模还在扩张，最新的数据已接近10万亿。
在这些金融风险点中，关键是如果调整房地产，对银行会有什么样的冲击？最新的人民银行金融稳定报告显示，主要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贷款有所增长，但数量不大。这一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的低估，因为很多大公司是以母公司名义从银行贷款，一转手就转给了下属的房地产公司，还有一些公司以其他名义从债券市场筹资，然后再进入房地产市场，这些都很难统计。
从债务规模角度看待风险
我们应当从债务规模的角度来观察风险。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金融危机之前，M1、M2、M3没有太大变化，但是DNFD（国内非金融部门债务，可以理解为“广义信用”）发生了巨大变化，急剧扩张。在危机之前，华尔街著名的分析师亨利考夫曼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么急剧的债务扩张酝酿了很大的风险，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债务的价值在哪里，于是就创造出更多的衍生品进行交易，掩盖风险。这些债务和衍生品的价值如何获得？答案是，要等一次系统性大危机。我觉得他预测得非常准确，债务推动经济结构不合理地扩张，然后就面临调整。他的分析框架中有一句话是核心“信用比货币更重要！”
如果将所有的银行资产负债表并表，货币数量（主要是存款）大致等同于资产规模，与银行贷款同步变化，这只是“狭义”的信用；如果把类似于美国这样的广义债务全部统计进来，差别就很大了。近年来，在广义社会融资口径下，货币只占其中的一半左右。所以光盯着贷款数量是不够的，要更多地关注债务规模，关注它对经济的扰动作用，否则容易低估金融体系的风险。
从容面对金融体系风险与经济转型阵痛
现在从企业到各级政府，各个方面的债务都绷得非常紧，这是不是意味着要出问题？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外有危机，内有诸多影响短期需求的改革，如医疗、住房、教育等改革，内外交困导致经济下滑，再加上坚持中长期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致使经济收缩、物价下跌、银行不良资产上升。国际上的主流看法是中国会爆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我们当时判断，中国经济未来仍有增长的潜力，随着经济总量增大，债务规模的比例会下降，所以不会爆发系统危机。
就未来较长一段时期来看，中国经济恐怕不会再出现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那样高速的增长了，但是增长的潜力和空间还在，仍然有可能进入次高速增长阶段，比如很长一段时间在7%-8%的区间运转。相对于1998年以后解决不良资产的高速增长的经济来说，现在的回旋余地变小了一些，但是风险总体上是可控的。因为从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资产率可以看出总体上是比较稳健的，跟1998年、1999年官方宣布的27%的不良贷款率比起来，银行体系已经有了大幅度改善。
所以，如果在短期遇到潜在风险，甚至风险有所显现，我们也无需特别慌张。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结构转型上。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转型？我认为，结构不是调出来的，因为保增长的同时很可能损害了结构，结构只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当中压迫出来，不可能预先调出来。政府主导型经济结构调整是不现实的。中国现在面临的情况是，如果经济往下走，风险在暴露，而转型必然会带来阵痛。
作者: 百姓通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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