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发荣：我为自己打开一扇窗
读过我报道的读者，大都会以为“母发荣”是个男人，是个四十多岁、神情有些严肃的大男人。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女子，偶尔有几分古灵精怪的幽默。
读者之所以会产生错觉，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名字缺乏女性的温婉，更多地表达了长辈循着传统价值观念对未来的期望，而在家族里，这一使命一般都由儿子、孙子承担；另一方面，我采写的报道，多是围绕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工作展开，难免有些“硬”，看不到女性的灵气。
人生诡异，是命运之手将我推上了时政报道的平台，由此，一个精彩的世界向我展开。
我很庆幸，有机会见证智慧、胆识、毅力迸发出的强大力量推动着社会前行，而这又与我、我身边的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我的职业生涯也变得不枯燥。
2008代表作
《李显龙：得不到民心，就得不到选票》
刊登媒体：南方杂志
发表日期：2008年第10期
入选理由：本文受到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肯定。
汪洋书记为此指示，向中国驻新加坡使馆赠送《南方》杂志，大大提升了本刊的国内国际影响力。
曾被《南方日报》等国内多家媒体转载，新加坡《联合早报》、人民行动党党刊、《星期天日报》、南洋视界网、马来西亚中文网等都予以了转载。
2008代表作
《解放“解放思想”》
刊登媒体：南方杂志
发表日期：2008年第 9 期
入选理由：解放思想如何不落入巢臼，这是广东在开展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将告一段落之际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对此类报道提出的高标准要求。本文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观察和思考此次学习讨论活动，提出了“解放了的思想仍需与时俱进再解放”，抓住了思想解放的本质进行论述，写出了深意和新意，对读者有启迪意义。
我为自己打开一扇窗
在2008年的采访中，最难忘的当属新加坡之行。今天回过头来看，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对话，可遇而不可求，此行真正让我受益的是采访过程的一波三折，特别是其间等待、失望时的感悟，“当别人为我关上一道门的时候，我必须自己打开一扇窗”。
一
“朝廷有人好办事”。这句发自新加坡签证官肺腑的感触，让我和同事郭芳相视一笑。这意味着，我们终于可以“取经新加坡”了。
说来话长，前往新加坡采访的计划酝酿于2007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兼任广东省委书记后，在随即召开的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提出了广州、深圳 “叫板新加坡”的要求，我跨海采访的念头随之就冒出来了。
旧历年后，我开始着手实施这一计划，邀请了郭芳“同劳动”。尚未迈出国门，我们就遇到了难题。原因说来简单，因郭芳的户口迁移正在办理之中，她使用的仍是外省身份证，而我虽有广州户口，却是新移民，身份证号码不以标志着广东本土的“44010 ”开头。这使得签证工作变得非常复杂，采访因此面临夭折之险。
我们开动脑筋，先是试图通过旅行社办旅游签证，可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反复告诫我们，在出国期间，绝对不能离团，必须集体活动。这样一来，采访根本就无法进行，只能作罢。随后，我又曲里拐弯，找到了朋友的朋友——南洋理工大学一位研究孔子的教授，试图“骗”一封邀请函，以参加文化活动的身份前往新加坡，对方勉强答应后，却没了音讯……
办法想了一大堆，却没有成效。时间很快到了5 月底，我和郭芳终于决定，直接到********的新加坡驻广州总领事馆去“碰”运气。
没想到，“柳暗花明”就发生在我们准备去签证的前一个晚上。之前，我们发给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采访函，被该党执行理事刘炳森转到了新加坡外交部，为此外交部将负责我们在新加坡期间的采访联系事宜。这样一来，签证就变成了小问题，我们仅花了两个小时就全部搞定。
5 月31日，我们终于搭上了前往新加坡的航班。
二
此次前往新加坡采访，刘炳森是我们的“贵人”。说句实话，在采访之前，我们对他能帮上多大忙，心里并没有底。
前国会议员刘炳森，现任人民行动党执行理事。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 “无处可见，无所不在”，其权威不可小觑。
刘炳森曾获人民行动党杰出服务奖章，他的亲和力使得采访非常愉快。6 月 2 日，我们前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总部采访。刘炳森亲自为我们解说了精心制作的关于人民行动党的PPT ，而且有问必答，没有回避人民行动党目前面临的困境，例如，“精英领导”遇到的挑战等。因相谈甚欢，采访从上午10点一直延续到下午2 点多，收获之丰出乎我的意料。这样一来，我的内心不免有了几分喜悦。可与之相伴的滋味却是“饿其体肤”，在接近5 个小时的采访中，刘炳森没有请我们吃饭，自己也没有吃饭，难道这就是新加坡人的高效率，抑或是廉政？
此前，在策划“取经新加坡”
的报道时，我们曾设计要做一篇人物专访。采访完刘炳森后，我几乎决定就用这篇了。这样一来，接下来在新加坡期间的采访任务就轻松了很多，可以省出点时间来逛逛乌节路，游游圣淘沙。可内心始终有些不甘，我盼望着意外收获。
三
6 月3 日，在前往新加坡宏茂桥选区参观一位朋友的“组屋”时，意外居然悄悄来了。因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是宏茂桥选区选出来的国会议员，在新加坡，利用业余时间定期会见选民是国会议员的一项例行工作，身为总理也不能例外。而每周星期三晚上，是李显龙接见选民的日子。
这是一个可以接近李显龙的机会。当时已经是星期二晚，我很着急。
第二天即致电刘炳森，委婉地表达了“十分想采访李显龙”。
“没有多大把握”，刘炳森有些犹豫。他补充说，因为国事太过繁忙，总理今天晚上不一定能去选区。
“请帮我们试一试”，我再三地表达了我们的愿望。
盛情之下，刘炳森终于答应试试，并让我们报上了护照号码。
下午5 点左右，走出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办公室，我们的手机铃声响起。刘炳森通知，“总理今晚去选区接见选民，你们可以前往拍照”。至于总理能不能接受采访，他没有明确表态，我们决定再大胆争取一下。
晚上7 点，我们提前来到宏茂桥选区的德义支部，先与李显龙的新闻秘书陈怀亮见了面，在自我介绍之后，表达了采访意图，并很自然地与他聊起了“总理接见选民”这一政策的国际影响以及现实意义。正是基于我们的诚意和正确理解，陈怀亮答应试着帮我们安排采访。晚上8 点，陈怀亮告诉我们，总理接受采访，并可以安排我们观察总理接见选民。
晚上8 点半，李显龙来到德义支部，径直走进议员办公室。而我和郭芳，终于坐到了李显龙的对面，展开了一次非常愉快的谈话。
同事旁述
新闻牛人母发荣
郭芳
在我看来，记者分为两种：一种是把做新闻当作职业，另一种则是将做新闻当作事业，母发荣属于后者。在我印象中，小母从来没有把采访当作简单重复、枯燥乏味的机械劳动，而是不断追求变化，享受着做新闻所带来的职业快感。我想，正是这种专业的工作精神，才使得小母成为一名优秀的时政记者和编辑，成为一名“新闻牛人”。
见微知著在工作中，很多资深记者常常抱怨患上了“新闻职业病”：每天面对着铺天盖地的新闻，无论大事小情早已司空见惯，对新闻的判断也越来越麻木。
然而让我佩服的是，有着10多年新闻从业经验的小母，始终保持着很强的新闻敏感性。比如，报道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是党报的常规动作。然而，此类报道很容易落入巢臼，工作化味十足。但是，小母却能够见微知著，从细节处挖掘出重要问题。
小母的一次采访故事，成为我们编辑部的经典案例。有一次，小母在云浮采访时观察到：前往云浮市行政中心大楼，一路走来，没有遭遇盘查，没有被要求做来访登记，就径直走到了市委书记郑利平的办公室门口。这个细节引起了小母的关注，她以此为切口，挖掘出云浮公用事业改革、规范政府部门运作等一系列新闻点。她发表的报道《云浮：“没有围墙的政府”》，在全省的公务员群体中引起很大反响。
瞭望者记者肩负的责任不仅是公共信息的传播者、重大事件的记录者，更是社会问题的发现者，是“社会船头的望者”。小母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和分析判断能力的专家型深度记者。她往往能够及时抓住当前热点，对新闻话题的把握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比如网民参政是目前各大媒体报道的热门话题。但是早在2007年五月份，小母便意识到这将成为一种重要趋势，并将选题交给我操作。报道刊发后不久， “厦门PX石化项目事件”、“周老虎事件”等陆续发生，全国各大媒体才开始关注网民参政现象，并对此进行轰炸式报道。作为省级党刊，我们的报道走在了全国其他媒体前面。
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一个好的新闻选题，最重要的两个环节是策划和执行。让我感触很深的是，小母经常能“想别人想不到的，做别人做不到的”。2007年 12月，省委书记汪洋提出，解放思想要有胆有识，要有世界眼光，“广深要敢于要跟新加坡、首尔叫板”。当时小母提出了“取经新加坡”的想法，并邀请我共同采访。
跨国采访，这在《南方》杂志创刊以来还是第一次。从选题策划的确定，到跨国联系采访，再到采访成行，我们遇到了重重困难。但是不管遇到任何问题，小母都会想方设法解决，从未放弃过采访的念头。
我们在参观一位新加坡市民的“组屋”时，无意中得知第二天是李显龙接见选民的日子。也许很多记者会忽略这条信息：其一，在没有事先预约的情况下，想要采访李显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二，李显龙国事繁忙，不一定能去选区接访选民。说实话，当时我对此也没有抱太大希望。
但是，小母始终坚持：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最后经过一波三折，我们最终采访到了李显龙。
“不抛弃，不放弃”，小母的职业精神让我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