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母国光：一生与光同行
中国教育报：母国光：一生与光同行
他是光学界的开拓者，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光学大学教材，影响了几代光学家
他扶携后学，最着急的是年轻的光学人才近几年无人获得院士
小传
1931年1月，出生于辽宁锦西(现辽宁省葫芦岛市)。
1949年，考入北洋大学物理系(现天津大学)，后经院系调整调入南开大学。
195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留校任教。
1964年，编著的《光学》一书，是我国第一本基础物理光学的大学教科书。
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0年-1981年，在美国密执安州立维恩大学和阿拉巴玛大学研修访问。
1982年，当选党的十二大代表。
1983年，任教授。
1984年，创建了南开大学现代光学研究所，并任所长。
1986年-1995年，任南开大学校长、博导、研究生院院长，并兼中科院应用光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1988年-1997年，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0年，入选美国光学学会Fellow(会员)，兼该会国际顾问。
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4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1993年-2005年，任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
形骸已与流年老，词句尤争造化工。——母国光
- 通讯员 张轶帆
他长期从事光学、应用光学和光学信息处理的科研教学工作，这一生都在“与光同行”；他在80岁寿辰之时仍鼓励自己“形骸已与流年老，词句尤争造化工”。他编写了我国第一部有关光学的大学教科书，影响了几代光学家；他创建了南开大学现代光学研究所，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光学优秀人才……
4月12日，光学界、教育界星光黯淡，一生献身于中国光学事业的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南开大学原校长母国光院士与世长辞，再也见不到光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立伟深情地悼念母国光：“母先生的过世是光学界的一个重大损失，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近20年的交往，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特别是他敬业献身的精神，以及为人师表、正直谦和、甘为人梯、关爱青年的高尚品德是我学习的榜样。”
听着这些深情的话语，人们仿佛觉得，母先生的光芒还在照耀着南开园，用甘肃河西学院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葛素红的话来形容就是：“他的光辉在书页之间。”
他影响了几代光学家
“母先生是一个非常让我敬佩的人，他确实是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光学事业。”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周炳琨院士回忆起母国光，仍感慨不已。
上世纪80年代初，母国光在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和阿拉巴玛大学访问期间开始进行白光信息处理的开拓性研究，先后发表了《白光信息处理的现代进展》、《彩色胶片的存贮和彩色恢复》等论文，具有重要的应用潜力。回国后，他领导的课题组取得的“白光光学信息处理的基础研究及其应用研究”成果，获得1988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该成果首先提出在白光光学信息处理系统中用色度值作图像的加减运算和微分运算，首先提出了5种新的光学编码技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卡迪纳尔·沃尔德评价说：“南开大学光学信息处理领域的工作给人以深刻印象，白光处理实验室和技术在设计上是属世界最巧最好之列的。”
母国光不仅注意基本理论研究，更重视开发应用研究。他领导的课题组研究成功的“用黑白感光片作彩色摄影技术”，1989年获中国专利局的发明专利，它与彩色胶片摄影的本质区别是，不是用有机化学染料记录彩色信息，而是用空间调制的物理方法记录彩色信息，无褪色问题。该技术实现了用黑白底片作彩色摄影的重大突破，引起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重视。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观看演示后赞不绝口，称之为“活物理，非常巧妙”。
1964年，母国光主编出版了普通物理《光学》一书，这是中国高校里的第一部基础物理光学教科书，至今仍被作为经典教材再版使用，累计发行量达30余万册，它影响了多少上物理课的大学生，很难统计清楚。正如许多现在活跃在光学科学战线一线的专家学者见到母国光时所说，“正是这部《光学》引领我们进入了光学研究的殿堂”。此外，他译著的《光学仪器理论》(部分)、《光学成就》、《光学信息处理》等，在我国光学界也受到广泛重视和欢迎，这些书对我国光学的教学和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
王大珩与母国光先后任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情同师徒。王大珩于2011年7月去世，未及一年，母国光也撒手人寰。
周炳琨说，母国光是中国光学事业的领军人物。他与王大珩等人一起，长期在国内光学界扮演了“领导者”与“开拓者”的角色。为推动光学工程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母国光与王大珩院士一起建议将光学工程设为国家一级学科并得到批准，这一重要举措为全国光学工程培养高级人才、在大学发展光学工程和光学技术科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和与国际接轨的条件。
1984年，母国光创建了南开大学现代光学研究所并任所长，研究所拥有光学和光学工程两个博士点，2002年被评为“光学工程”国家重点一级学科，并设有教育部“光电信息技术科学重点实验室”。迄今已培养博士157名，硕士324名，已成为我国培养高级光学人才和科研的基地。2005年，国际光学工程学会(SPIE)成立50周年大会上，特向该所颁发了“SPIE光学科学工程教育奖”，以表彰该所在光学、光子学及相关领域作出的长期的、有潜力的贡献。同时获得此奖的仅有少数几所国际知名大学。
“把一辈子都放进去还不够”
1970年起就和母国光一起工作、现已退休的南开大学现代光学研究所原常务副所长方志良教授动情地回忆道：“我刚到南开大学时，母院士还是一名讲师。这40多年来，我见证着他一步步地从讲师到院士、校长，在南开大学成立研究所，一手创建硕士点、博士点，取得科研及事业上的各项成就。”
和母国光相知相伴近60载的池圆香最了解丈夫，他对于自己没有任何愿望，如果说有，那就是他希望能够工作到底。正如母国光对自己钟爱学科的形容，光学是让人“把一辈子精力都放进去还不够的学科”。
池圆香补充说，母国光还曾对她抱怨，休息日太多了，这样不好，人就应该趁着年轻多学习、多实践。
现任南开大学现代光学研究所副教授的赵星毕业后就在母国光身边做助理。“先生生活上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赵星说，前两年先生身体好些的时候，每天上午9：30准时开始工作，一直到12点结束，中午休息一会儿，下午3：30继续工作到5：30。他还会一直坚持游泳锻炼，直到2010年身体不行后为止。虽然身体行动不便，深居家中的母国光仍然坚持锻炼，为防止摔倒，他隔一段时间会推着轮椅走几圈。
赵星说，母院士重病后，对工作依旧十分投入。去年，母院士仍然坐着轮椅参加了全国院士大会。
去世前的母国光十分关心三件事：第一就是他带的最后一批未毕业的两位博士研究生，常常让赵星向学生转达要好好做论文。第二件事就是南开大学光学研究所的发展情况，关于研究所的发展、人才引进等他都会过问，有会议也会坐着轮椅到场参加。第三件事就是对于国内当前光学事业的发展很焦急，特别是对于当前年轻一代光学领域的院士较少，经常勉励年轻人要多钻研、多出成绩。之所以80岁高龄带病参加院士大会，母国光就是希望为光学事业的发展多争取一些机会。
“他是一个平易近人但工作又很讲原则的人，我最敬佩的是他的敬业精神，在他那里没有节假日一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谁在母先生手下工作，就太累了’。”方志良说。
由于母国光一心扑在工作上，所有的家务，包括孩子的教育问题就都落在了夫人池圆香一个人身上，“他只知道工作，这么多年了，他每个月开多少工资自己都不清楚……”
“年轻人要下工夫，好好做”
2011年1月9日，包括19位院士在内的知名学者、政府官员、科研院所负责人等300余人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会聚至南开大学，这样“豪华”的阵容只为一个目的——为自己的挚友、学长、恩师母国光先生送上从教60周年暨80华诞的衷心祝福。很多前来祝寿的学生还用自己最新研究成果的学术报告，作为一份特别的厚礼献给先生。
已经从教一个甲子，当时曾有人问母国光究竟教过多少学生时，他笑言：“那怎么数得过来哦。”当年的学生现在已成为科研一线的中坚力量甚至领军人物——博士生荣海生在国际首创硅激光器，获得美国五十杰称号；博士生梁俊忠在国际范围内率先提出人眼波前象差精确测量方法，从而推动了新型激光眼手术的视力矫正等……所有的人谈起自己的恩师，都是怀着崇敬与感激的口吻。
“母先生是我多年来崇敬的偶像！”现任现代光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的梁艳梅当年是工作了几年后报考的南开大学博士生，她说报南开其实就是冲着母先生来的，但因为母先生“名气太大”，她还是没敢报他为导师。虽然没有直接师从过母先生，但工作后梁艳梅和母先生成为了同事，初次和他说话时梁艳梅很紧张，但接触下来，母先生的随和与谦逊就使她放松了。“母先生和我探讨过培养学生的思路，他认为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特点，应该按照他们的特长引导、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
“母先生的学术眼光非常敏锐，我从事的光学相干层析术研究属于前沿交叉学科，母先生得知后认为很有发展前景，常会和我们讨论。我们的研究方向虽然一样，但是实现手段不同，有不同意见时他会和我讨论，如果是自己错了他还会主动承认，这真是我没想到的。现在我很后悔当时没跟他多在技术上作些交流。”自从母国光逝世后，这几天梁艳梅的情绪一直十分低落。
张斯文、刘岩等母国光生前所培养毕业的最后一届博士生，每年过年和教师节时，都会到先生家中看望恩师。回忆起对母国光的最初印象，张斯文觉得他“像位老伯伯，常穿一身运动服，戴着蓝帽子，身体好的时候还骑自行车。特别和蔼，一点也不会感到‘院士’、‘校长’的威严”。
“母先生职务很多、工作很忙，但对学生的成长非常关心。除了科研情况以外，对生活方面也常常问这问那。”张斯文告诉记者，母国光去世后，她去看望师母，母国光家里的门铃响个不停，有太多的人赶来吊唁他，因为他待人友善，人们对他感情很深。
“今年春节前见到先生，感觉他的精神状态还很好，没想到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刘岩感慨说，母先生的科研精神让他的弟子们受益匪浅，他常常告诉这些已经是博士的弟子们“不管你现在到哪一步了，都要把基础打扎实了”。
池圆香说：“他对学生比对自己的儿女都要好……但是，由于对青年人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所以对他们的要求都很严格。”
1986年，继张伯苓、何廉、杨石先、滕维藻之后，母国光就任南开大学第五任校长。母国光出任校长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在培养学生方面他有过不少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的举措。他认为，必须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不能强迫学生去学习，所以他当校长之后不久，就提出要给学生在学习专业方面以选择的自由，如果学生不喜欢数学、化学和物理，喜欢经济，就可以去念经济，学哲学的不愿意念哲学，而改学中文系或其他专业都是可以的。
“学校是给学生办的，而不是给老师办的，所以我们要给学生以充分选择的机会，学生可以转系，可以转专业，但是要经过考试，今天想想还是觉得非常对的。”日后回忆起这一做法，母国光显得颇为欣慰。
赵星说，母先生十分喜爱和年轻人交流，对身边年轻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十分关心并经常问及，生活中他给人的感觉是十分乐观开朗的，老先生情绪低落或有心事时一般也不轻易表露出来，会藏在心里。
“有时候对母先生有一种亲情，像父亲一样，师母池老师对我们也像对自己的儿女。”张斯文动情地说道，“母先生经常乐意说的话是‘做好自己的事’，他认为只有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应该做的做好了，社会才会越来越好。”
赵星告诉记者，母先生生前最遗憾的两件事，一是我国现代光学的奠基人王大珩先生直到逝世都没有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另外一件就是他特别着急年轻的光学人才近几年无人获得院士。
“去年，80岁高龄的母先生之所以带病还要去开院士大会，就是希望为光学事业的发展多争取一些机会，推荐年轻的光学人增补院士。他总说，年轻人还得下工夫，要好好做。”赵星回忆说。
时时想着挖人才
“一个大学，有人才就有基础，有基础才有未来。把师资问题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这样才是正确的路子。”母国光生前曾多次谈到人才问题的重要性，他在当年艰难却又充满挑战意义的起步，使南开大学教学科研与国际对接的工程从此拉开了序幕。
1986年，母国光就任南开大学第五任校长，在任的近10年中，从主持基础学科的调整和改造，到组织实施“三个百人”学术梯队建设工程；从主持制定《南开大学事业发展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到坚持开放办学，使南开大学与国际重点大学建立学术合作交流关系的数量翻了两番，他为南开大学的长足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认为，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是大学的中心任务，学校是为学生办的，是为学生服务的，评价一所大学的水平要看它培养的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是优是劣。”在回答关于什么样的大学才是好大学的问题时，母国光曾如是说。
“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学校有很多事情要做。在教学上，给学生自由，让学生有充分选择专业的权利，可以选课。采取学分制，鼓励学生念双学位。推出了很有影响的‘教改八条’，目的就是让学生自主学习。这是个大思路。再回过头来看看教师队伍能否适应教学的需要呢？最起码是不够的，高水平的就更少了。作为校长，我意识到了当时这个问题很严重，其他领导也意识到了。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一些优秀的教授，这个大学就算不上优秀。怎么解决？办法有两条，一是派出去，二是请进来。”母国光说。
当时，南开大学已经送出一批批访问学者，通过“中国留美学生项目”，派出了很多化学、生物专业的青年学者去国外进修深造。在如何请进来即引进人才方面，南开大学作了很多突破性的尝试，最成功、影响最大的就是聘任陈省身创办数学所。南开大学的另一项创举是1987年创立了南开大学交通经济研究所，这是国内综合性高校建立的首个物流研究机构。创立人是联合国高级顾问、哈佛大学博士桑恒康教授。
为吸引国外优秀人才，母国光和他的同事们做了大量工作，有些事严格说来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能力范围。为了能够聘任著名学者叶嘉莹，他们想方设法帮助解决了叶先生家在北京的一些产业问题。“当时的外事处处长真的很厉害呀”，母国光生前提起来还十分感慨。作为一校之长的母国光，把为专家们服务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事。
别看南开大学吸引了那么多著名人才，作为当时一校之长的母国光能提供的经费却少得可怜，至于待遇，就更谈不上了。“我兜里没有钱，过年时人家来要水电钱，我只能躲出去，没钱啊。所以请人也没有待遇可谈。”2009年9月，母国光曾专门就上世纪80年代任校长时的人才延揽问题和笔者长谈过，回忆起当年的事，语气里还充满了无奈。时任南开大学副校长胡国定曾经讲过，他第一次接待陈省身先生时，甚至没有一间正经的接待室，连沙发都是从校办借来的。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南开大学却引进了一大批国际一流人才，为南开大学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顾起来，其实根本之计在于自己培养，培养务必要高水平。学校必须要有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不是依靠校长本人的技巧和活动能力，而是基于学校的发展需要来做这件事。学校要有这种思想，不起作用的教授来了也没用。”
“我1986年当校长时，搞了个计划，叫梯队建设，站在全校的角度布局人才的引进，按梯队来引进。人才问题，前途是光明的，但过程不会那么快，要有耐心，有长久的计划。”母国光生前曾这样说。
即使在2004年身患淋巴癌后，母国光依旧将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这个岁数，还有病在身，换作一般人早就休息养病了，可他不是。”方志良说，“正是由于他近年来引进的优秀的中青年科技人才，使光学所教师队伍的年轻化显著增强，平均年龄由2004年的56岁降至现在的38岁，形势喜人。”
他的光辉真的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