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思想与北宋王朝

寇准思想与北宋王朝 
       先祖寇准（961年—1023年）字平仲，今陕西谓南人，其祖先曾居山西太谷县昌平乡，后移居陕西大荔，最后迁至下邽。
      寇准出生在关中道渭河边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但属书香门第，其父亲  寇相学问很好，在五代后晋时中过进士，曾在一个贵族府第做秘书。但寇准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因此家境贫寒，他自幼跟着母亲饱经了人世间的艰辛。可是深受书香世家影响的寇母十分重视寇准的学习。他天资聪颖，熟读《春秋》三传和《四书》、《五经》，19岁那年赴开封参加宋太宗亲自主持的全国会试。在殿试大堂下，年轻的寇准面对宋太宗的提问不卑不亢，对答如流，超人的才华和胆识显示了他的不凡不俗。他引经据典，博古通今，高屋建瓴地阐述了历代王朝的兴衰得失，以及自己的治国方略。大殿之下，众位考官赞不绝口，太宗皇帝非常欣赏他的才识和刚直的性格，便破格录取了年龄不足二十岁的寇准去四川省巴东县任知县（县长），年富力强的寇知县踏遍了巴东的山山水水，走访了大村小户，体察民情，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赓即就巴东县乱派差役、乱收费和长期积案的两项民怨最大的问题进行大力阔斧地整飭，该减免的减免，蒙怨者予以平反昭雪，严惩了一批民愤极大的贪官污吏，不到半年时间，巴东县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全县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都亲切地称年轻的寇知县为“寇巴东”。在历朝历代的巴东县里能得到老百姓如此拥戴和厚爱的唯有寇准。
       巴东县的事业是轰轰烈烈，但必竟是个山区小县，巴东的山山水水连着九洲的山水，寇准的心胸也远在巴东的山水之外。因其政绩卓著，宋太宗非常器重年轻的寇准，把刚满二十岁的他调到朝中，任命为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主持官员的考核制度和选拔工作，把组织人事的大权放心地交给了寇准。精通《四书》、《五经》的他非常感激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和器重，也正因《四书》、《五经》的滋养和他那刚直不阿的做人原则，把对皇上“知恩图报”之情全然地落实在自己所负责的工作上。有一次，寇准在大殿奏事，因其观点与太宗不合，太宗不想让他难堪，便阻止了他的发言，而寇准当着满朝文武百官，不看皇帝的脸色，不要皇帝给的“面子”，也不给皇帝面子。竟公然地和“圣明”的皇帝争执了起来，文武百官见状，个个惊恐，人人脸色苍白。肃穆的大殿下，寇准落地有声的争辩如重锤一样，敲打着麻木的天子‘殿堂’。平日提倡“文死谏，武死战”的宋太宗实在无法忍耐寇准的“放肆”，于是龙颜大怒，拂袖起立欲走。这龙袍一甩，就是晴天霹雳，就要人头落地。对一个犯上的臣子来说，只有立即下跪认罪，以求免死。而胆识过人的寇准此时异常地沉着冷静，他上前一步，紧紧地拉住皇帝的衣袖，一定要皇帝坐下来把他的话听完。当时的太宗皇帝还没有昏庸到自己子孙徽宗等人的地步，他不仅静下来听完了寇准的陈述，而且还很赏识寇准的“犯上”精神，立即当着全朝文武百官称赞说：“朕得寇准，就如唐太宗得魏征。”诚惶诚恐的全朝文武大臣们，人人吓出一身冷汗。这就是历史闻名的“犯颜直谏”。
     寇准负责的人事组织工作，难度不是对各级官员的考核、奖惩、罢免等具体事项。难就难在皇帝身边重臣之间那无形的关系网，而难中之难就是皇帝的任人惟亲。要做好这一工作，就必须从高官重臣做起，而皇帝身边的人就是突破口。寇准认准了人事工作的重要所在，他下决心要在皇帝身边的重臣身上动手术刀，以敲山震虎。他义无反顾地闯入雷区，要用正义之剑剔除北宋王朝中枢神经上的毒瘤，要用贪官污吏的人头正法、正风、正百官。公元991年春季，中原地区大旱百日，禾苗枯死，饥民遍野，宋太宗召集群臣商议抗旱安民之策，众大臣为了讨好太宗，均言“水灾旱灾都是天命，古代圣君在位也时有发生，不必忧虑。”皇帝问及寇准，他借机将一桩御批的错案与旱灾联系起来向太宗陈述：“天人之间应有感应，大旱百日不止，说明朝廷有用刑不公之冤案。”言外之意是天子犯了天条，若不及时纠正， 上天一定会惩罚的。寇准无畏地触摸高压伐门，旁敲侧击地在大殿上耍花招，气得皇上愤怒地拂袖回宫。退朝后的太宗反复思考着寇准的话，觉得寇准话里有话，立即把他召进内宫，要他讲出用刑不公的具体事实，寇准要求皇上召集文武群臣在大殿上当众讲，他当着皇帝和众位大臣，义正辞严地揭露了祖吉、王淮受贿一案的刑罚不公。祖吉受贿少，被判死刑，王淮因是参政王沔大人的弟弟，其窃占国家库钱多达千万，其性质、数量远在祖吉之上，可只打了几杖，便官复原职，逍遥法外。太宗听后，当即问王沔，王沔承认确有其事，伏地请罪，太宗当着文武群臣撤了王沔的职，拜寇准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寇准当着文武大臣与皇上打擦边球，两次都非常精彩，虽说是寇准赢了，但赢得很玄、很危险。他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皇上，只要一个球上不了台，一旦跌下来，那不是输一场球的事，那绝对是掉头的事，是诛灭九族的事。
寇准当了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不到两年时间，一天骑着马急急忙忙地去办件公事，突然街旁边出一狂人当道拦马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此事很快传到太宗耳里，太宗实在宽容不了天下再有一个“万岁”，愤怒之下，将寇准贬到远离京城的青州任知府，从朝廷一跌跌到小小的青州知府，跌得寇准无法辩白。这是“小人”的大作，狂人是不负法律责任的，“小人”的花招玩得很绝，绝得滴水不漏。寇准离京不到一年，朝廷的事又乱成了一团，太宗一道圣旨，又将寇准召回城，拜为参知政事，那时皇室的主储，边事的狼烟，民族矛盾的加剧，特别是许多部门的人事问题等等。一摊子急待解决的矛盾全摆在了寇准的面前，寇准透过权力之争的矛盾现象，抓住用人根本，大胆地提出以“进贤退不肖”为纲，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在这改革的刀斧之下，重伤了许多权势者的利益和筋骨，很快，以冯拯等人为首的守旧派组成了反对寇准改革的拉拉队，上下互动，把朝廷捣得终日不宁。此时，年迈的太宗早已没有当年的果断豪情，生怕寇准给他惹出大麻烦，无可奈何之下，太宗牙关一咬，昧着良心罢免了寇准的参知政事，贬为邓州刺使。雄心勃勃正在推动改革的寇准，还没有弄清楚来自何方的风浪，就被打入了深谷。此年36岁。
寇准被贬到邓州两年后，赵恒继位当了皇帝，帝号真宗。这位年富力强的真宗皇帝早在上台前就很赏识寇准的慷慨大节和超人的胆识与才华，惟一不感兴趣的就是寇准的刚直脾气。权衡再三后，真宗皇帝还是任用了寇准为宰相，一贬再贬的寇准又一次从被贬到底层回升到了北宋王朝的权力中心，登上了仕途官场的顶峰，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真宗年代，朝中官员腐败，民族矛盾更为激化，北方外敌入侵，如潜伏很多的病菌，乘国力衰弱之机很快地流行起来。最让宰相寇准忧心的是北方边疆的战争，它关系着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关系着北宋王朝的生死存亡。天大的事，急迫的事，真宗不急，皇上照样当，歌舞照样看，头痛的事全让寇准一人去头痛，真宗把超量的信任给了寇准。
公元1004年，北方辽军大举南侵，一天之内竟有五次告急文书飞至朝廷，真宗大为震惊，满朝文武百官惊恐万状，开封城内风声鹤唳。危急关头，皇帝身边一帮投降派主张向南京逃跑，有的主张向成都逃跑。为了苟全性命，这些人要舍弃半壁江山，舍弃苦难中的老百姓，舍弃京城的一切连同自己的灵魂。北宋王朝的大厦呼喇喇将倾之时，是寇准如一座巍峨的大山，顶住了倾斜的天，堵死了逃跑派之路，他对投降派愤怒地说：“谁为陛下谋划南迁之策，立即杀头。今国难当头，文臣武将只有共同抗敌，只可进尺，不可退寸。陛下若能以社稷为重，御驾亲征，辽军势必败逃。如果放弃都城，远避金陵或成都去，人心便不可收拾。敌人便会乘虚长驱直入，天下难以保住。今敌疲我逸，且我方得地利、人和，若陛下亲征，则军心大振，人心大振，不仅可克敌取胜，而且可扫除边疆的多年隐患，以壮国威。”寇准大议凛然，理直言正，说得满朝文武无敢言退。重要的是他以无畏的勇气阐明了克敌制胜的根本是皇帝的亲征。他当着群臣的面把真宗皇帝推向了抗敌前沿，而且是不留后路的，也没有商量的余地。真宗也许恐惧，也许不满，也许怨恨寇准，可在生死存亡的无奈关头，还是听了寇准的建议。宋军在寇准的指挥下，连获大胜，在澶州前线，胆小的真宗就是不敢过黄河，寇准又与其极力争辩，把犹豫不决的真宗带到了黄河北岸，在两军对峙的战场，真宗皇帝如从天而降出现在澶州北城楼上，宋军官兵远远望见黄龙御旗，顿时欢呼声回荡在数十里外，辽军闻风丧胆，不可成列，寇准指挥宋军乘势穷追，辽军苍惶逃窜，主将中箭身亡，官兵大半被俘。辽军估计在战场上捞不到什么便宜，便转而向北宋统治者“议和”，企图从谈判桌上获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好处。
宋真宗本来就没有抗敌的决心，差不多在他离京亲征的同时，宋朝的议和使节曹利用也被派到辽兵军营，在激战对垒过程中，曹利用总是来往于宋辽两军之间。辽军的议和条件是要宋朝“归还”后周世宗北伐夺得的“关南之地”，宋朝的条件是：只要辽国息战退兵，每年可给辽国一些银、绢，但决不答应割让领土。谈判在两军对峙中进行，最后按宋朝的条件达成协议，剩下的就是每年给辽国的银、绢数量。曹利用请示真宗，真宗说：“必不已，一百万也可。”曹利用从真宗行宫一出来就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寇准叫住，叮咛告诫道：“虽然皇上允许百万，但你去交涉，答应所给的银、绢数量不得超过30万，否则，我要杀你的头。”曹利用到了辽营，经过严辞谏争，最后以每年送给辽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和约为兄弟盟国。辽国得到了重惠，引军北还。
寇准至始至终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但由于真宗倾心于议和，致使妥协派气焰嚣张。恶毒攻击寇准拥兵自重，甚至说他图谋不轨。在这班人的毁谤下，寇准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在妥协派的策划下，宋辽双方订立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是著名的“澶渊之盟”。“澶渊之盟”于宋朝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打了胜仗，还每年要送给辽国银、绢，但是，从此，边事狼烟不起，老百姓安居乐业，给北宋王朝带来了70多年的安宁日子，故有“澶渊退敌，功垂千秋”之颂，从积极抗敌到“澶渊之盟”，寇准功冠朝臣，朝野上下有目共睹。正如在宋神宗时的宰相王安石在《澶州》一诗中所歌颂的：“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
前线的战火还未彻底冷却，朝廷里就刮起了诽谤寇准的阴风。一群曾主张逃跑的大臣，忌恨其功绩，担忧寇准执法问罪。他们相互勾结，以贯用的卑鄙手段，极尽其颠倒黑白之能事，要把寇准赶下台。在抗敌作战上，他们无能得接近无耻。然而，整寇准，搞陷害，他们却是非常娴熟老练的高手。他们知道借用皇帝的“刀”是除掉寇准最有力的武器。他们虔诚地向真宗进谗：“说寇准要陛下亲征是‘孤注一掷’，赢了,是寇准的功劳，如输了，皇上就是‘赌注’，就没命了……”本来就对寇准有所猜忌的真宗，听了小人的谗言，如获一份可信的证言，不由怒火万丈，当即就罢了寇准的宰相，贬为陕州知州，时年四十五岁。
十三年后，五十八岁的寇准再次被真宗诏回朝廷任宰相。其时朝廷处于动荡不安的特殊年代，真宗皇帝得染风瘫，半身不遂，由刘皇后主持朝政。刘皇后兄仗势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各地控诉刘皇后兄为非作恶的案卷象雪片一样不断地飞到相府寇准的案头。六十岁的寇准还是当年的铁面无私，嫉恶如仇。他豁出了自己的一切，判处了刘皇后兄死刑，为老百姓铲除了一大害。这一刀砍下，真是闯下了大烂子，刘皇后有权势，有阴谋，她要报复你寇准，别人想不到、做不到的，她都能想得到、做得到。几经浮沉的寇准也知道自己闯下的烂子有多大，也知道将等待他的是什么。在判处刘皇后兄死刑的那一刻，就把姓命搭进去了。他决心用自己的一把老骨头为本钱，为老百姓换得一点安宁，为天理国法增添一些尊严，也为自己的宰相之职划上一个血色的句号。刘皇后的角色、权力以及她手中控制的皇帝，要整垮寇准是绰绰有余的。她与身边近臣丁谓一起内外勾结，几进谗言，几经挑拨，真宗又罢了寇准的宰相，贬为相州刺史。相州离京城不很远，加之刺史也是一个不小的官，刘皇后每一想到不远处的寇准，心中总是有些后怕，惟恐来日时局陡变，寇准东山再起。待真宗皇帝死后，刘皇后便把寇准一贬再贬，从河南相州的刺史贬为湖南道州司马，再又贬到广东雷州任司户参军，流放到远离朝廷的荒野之地。
寇准的官运亨通，是因其刚正廉明不畏权势，是靠自己的忠诚与智谋，是凭他的卓越才华和超人的胆识。在与毕士安同任宰相时，毕士安曾多次向真宗皇上进言：“寇准天资忠义，善断大事，志身殉国，秉道嫉邪……”用宋太宗的话就是：“临事明敏”和比作唐朝“魏征”。在这里也要感谢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是它在制度上保障了人才的选拔和录用，是它给了下层社会里优秀人才展示自我的机会。否则，寇准就没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好机遇。一个穷书生从寒舍一跃，登上巴东县衙当县长，北宋王朝能如此大胆地使用年轻人，还是说明朝廷知人善用，佰乐识马。
寇准的宰相不好当，北方的狼烟胡尘不断，国内农民闹乱此起彼伏。历史，将一个变态的政权、衰弱的国家、苦难的民族、多事的春秋交给了寇准，这也是北宋王朝的大幸。寇准的刚直足智，功高名重和秉道嫉邪，成了全朝文武百官的焦点，成了奸佞小人的靶场，但寇准偏偏鄙视小人。一贬青州、二贬邓州、三贬陕州、四贬相州，均系小人几进谗言，蒙冤受害。寇准的四次升廷，都是从小小的地方官直升到朝廷政治中心，升到皇帝的身边。升得够荣光，升得让多少官员嫉妒。但跌落也很惨重，都是从最高处一直跌到底，最后一次跌的让北宋王朝失重。但是，寇准无论是升还是降，不论大官小吏，在工作上认真负责，从不敷衍。他在被贬到雷州任司户参军的十八个月里，修建真武堂，教书传艺，使乡民的子孙也能读书；讲授天文地里，破除歪理邪说；传授先进生产技术，促进经济发展；传播中原文化，向当地人民传授中州语音，促进了当地人民与中原的交流。他在病重期间，由于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所驱使，常常让人扶着翘首北望，还想来日再度回朝秉政，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
寇准的每次被贬，虽说都与奸佞小人的忌恨和谗言有关，但直接的最关键的还是那刚直不阿和秉道嫉邪的做人原则所致。试想，寇准在大殿上若不和皇上争执，不上前拉皇上的衣袖，能象众大臣一样顺着皇帝，依着皇帝，再动情地说几句拍马讨好的话，那绝对是另一种结局。小人们不但不会进谗言，还会锦上添花地讨好和巴结。再如，寇准不推行人事改革，不伤及达官显贵的既得利益，不判刘皇后兄的死刑，不对一切看不惯的事情加以整治，而是充分地利用手中的权柄织自己的关系网，修自己的升官路，利用国家名义，大大方方地送人情，搞交易，寇准则又是另一个命运。他不会被贬，而是青云直上的不倒老翁。不是如履薄冰，而是春风得，左右逢源的元老。这是一条省心省力且效果很好的路，而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成功之路”。但具有高尚人格和伟大思想的寇准就是不走这样的路。
人是不应该跌在同一个地方的，寇准跌了四次，四次都跌在同一个地方，正是这同一个地方的跌落，寇准成了永垂不朽的寇准。跌落在小人手中的人不仅仅是寇准一人，……吴子胥被杀、商鞅被事裂、王安石被罢相、岳飞被害……，历史上有多少英雄贤哲，他们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们有安国经邦的智慧和才华。然而，他们都很难逃脱阴谋和暗箭的中伤，一个个跌落在小人手中，跌落在同一个陷阱里。可幸的是寇准无畏地玩命、玩火，到头来没有丧命。在这里，我们还是要佩服太宗、真宗的人道与雅量。这是寇准的大幸，也是北宋老百姓的大幸。寇准很清楚自己的玩法，也知道自己很危险。可是，他还是一次一次地玩着火、玩着命，这就是寇准与众不同的地方。在皇帝与国家、民族之间，寇准选择的是国家与民族；在正义、国法与生命之间，寇准选择的是正义与国法，这种“赴义忘白刃”的人格精神，就是寇准的千古不朽之所在。
寇准头顶风风雨雨，肩扛着国家和百姓的安危。历史，没有给寇准安排“汉唐盛世”，也没有安排一个英明的君王，时局铸定了寇准不可能有萧何、魏征的潇洒风光，属于寇准的是如履簿冰、捉襟见肘、外敌入侵，是一贬再贬的坎坷人生。他遇上了昏庸的皇上，加上小人的谗言，使他的治国策略得不到顺利的贯彻和实施，使他的卓越才华和抱负受到制约。边疆的战事，百姓的疾苦，国力的虚弱，一切的一切全压在寇准的肩上。他的每次遭贬，该是他心灰意冷的事。若是其它人，该是闭门谢客，隐居起来，或去五湖经商，或找几个同党搞些枪炮拉起队伍，杀上朝廷除掉奸臣。然而寇准就是寇准，他习惯了仕途的势利，能上能下，能屈能伸，赢得起亦输得起，是因为他的整个思想自始至终装着国家和天下老百姓的忧乐安危。
寇准精神永垂不朽！
二00七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