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孔氏后裔首次被收入家谱

2013年03月29日 | 阅读:2033次 | 来源:百姓通谱网 | 关键词:

韩国孔氏后裔首次被收入家谱

重修孔子世家谱纪事

  孔氏家谱曾多次大修,明代一次,清代两次,民国一次。这次是第五次。

  自辛亥革命以来,孔子家族的命运,就如同一张翻来翻去的烙饼,随着中国这个古老文化国度的政治文化走向随时发生变化,而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儒家学说曾经是这个国家唯一的主流文化。

  “十三年的工作算是完成了。”10月9日,在济南孔子世家谱工作协会办公室,83岁的孔德墉对记者说。

  孔德墉是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孙,末代衍圣公孔德成的同族兄弟,此次修谱的负责人。

  不久前,他从孔庙北门踏上红地毯,缓步迈入大成殿。宣告孔氏家族这个中国最有影响力世家家谱第五次大修的完成。

  肉身的孔子逝世于公元前479年,但是作为精神象征的孔子历千年而不死,一直对他身后的国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此次修谱,韩国的孔氏后裔首次被收入家谱。而孔氏后裔如何远走韩国,则要追溯到七百多年前。

  话说当年,经过耗时三十年的六次战争,蒙古攻占高丽。为了便于统治,高丽国王的儿子被留在中国做人质。及至元顺帝时代,开始采取联姻的怀柔政策,1349年,元顺帝将自己的公主嫁给留在中国做人质的高丽王子。

  第二年,高丽国王去世,元朝将高丽王子遣送回国登基即位。在陪同公主去高丽的队伍中,有一位翰林院大学士,姓孔,名昭,为孔子第五十四代孙。

  第一次迁徙海外

  孔昭至高丽,入选国学,位列八学士之一,因避讳,改名孔绍,官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其后代名人辈出,蔚为望族。

  韩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在对孔氏家族的优待上即可见一斑:李朝正宗十六年(1792年),国王考求曲阜孔氏族谱,命本国孔氏以曲阜为籍贯,以示不忘祖先,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优待政策:孔氏族人读书,要录取名学校,平民百姓免除杂役,凡孔氏族人做奴做婢者,一律解除奴婢身份,甚至罪犯也不在杖囚之列,并且仿中国衍圣公制度给孔氏以世爵。

  由于这一系列的优渥政策,孔氏族人在韩国繁衍很快,到如今,这一支孔氏族人,已经发展到七万多人,且名人辈出。近代以降,原朝鲜政务院总理孔镇泰、韩国外务省长官孔鲁明、以及前海军陆战队司令孔正植、前海军司令孔国镇,均为孔子后裔。

  虽然远在异邦,在祭祀方面,韩国的孔氏族人一点也不含糊。在韩国,大大小小的孔庙、祠堂有三百多处,供奉着孔子的塑像和灵位,每年孔子的诞辰,都有重大的活动举行。

  孔昭迁移高丽,是曲阜孔氏家族第一支迁居海外的孔氏后裔。自此之后的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又有大批孔氏后裔下南洋,之后又有一批移居欧美,形成现在世界各地均有孔氏后裔的情形。

  民国期间,朝鲜孔氏虽然与衍圣公府有书信往来,但是并不见面。韩国孔氏的第一次寻根,是在1988年,韩国孔氏大宗会副会长孔树泳率领韩国孔氏族人代表团来到曲阜,寻根归宗。

  他们想知道,故乡是否还记得他们这一支异国的子孙。他们担心,一切痕迹因为历史的变迁而荡然无存。

  但是在孔树泳到曲阜的第二天,孔府文管会就从孔府档案的《居住朝鲜世系草稿》中,查到了孔昭随迁的记载。

  自此之后,韩国孔氏后裔和国内的联系多了起来。韩国曲阜孔氏宗亲会会长孔正植访问曲阜,孔德成的姐姐孔德懋代表孔府为族亲接风,在宴会上,孔正植把脸靠近孔德懋的脸,要大家仔细看像不像,孔正植夫人左看右看:“像,太像了。”宴会上,根据族谱,排了辈分,定了称呼。七百年聚散,但是骨血相连。

  如果没有家谱,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孔氏血脉险些灭绝

  自孔子至今两千五百年,代有传承,世为罕见。而世代传承的家谱,则成为一种文化的载体。

  而孔氏族人的早期重要的每一次迁徙,都清楚地记录在家谱之中。据孔子世家谱记载,自孔子以下,八代单传。从三十五代开始,因后世人数众多,逐渐形成十派,因居住地划分为:宁陵派、献县派、鲁山派、浏阳派、郏县派、桂东派、丹阳派、临江派、岭南派、平阳派。

  孔氏嫡孙则世代住在曲阜,外地子孙在四十二代以前,分为以上十派。到了四十二代时,孔氏家族发生了一场大动乱。孔子嫡孙世袭爵位最早出现于唐,玄宗十二年,皇帝将孔子三十五代孙封为文宣公,此后世代承袭,并有一系列的优渥政策。到四十二代嫡孙孔光嗣时,正值五代乱世,孔府中负责清扫的杂役孔末,觊觎孔府爵位,买通官府,杀死孔光嗣,篡权夺位。为了斩草除根,孔末还要杀死孔光嗣的独子孔仁玉。

  孔氏血脉命不该绝,那天孔仁玉恰好被母亲带回姥姥张家。孔末追杀至张姥姥家时,恰巧张姥姥有个年幼的儿子与孔仁玉年龄相仿,相貌相似。为保圣人独苗,张姥姥含泪舍子,把孔仁玉的衣服换在了小儿子身上。

  之后的故事宛如戏文:孔仁玉隐姓埋名,发愤读书,金榜题名,被封太学士。孔仁玉才将孔末乱孔之事奏明皇帝。孔末被诛,孔仁玉复任文宣公,被孔氏家族称为“中兴祖”。

  为感谢张姥姥,孔仁玉奏请皇帝批准,孔家与张家世代为亲,并赐张姥姥一柄龙头拐杖,可管教、杖打文宣府的一品诰命夫人。龙头拐杖也世代承袭,不过是由张家的长房儿媳继承。

  孔德成时代,孔府每遇红白喜事,“张姥姥”必定带人参加,也必定成为孔府的“座上客”。

  孔仁玉之后,孔氏家族的谱系便不按过去的十派划分,而是开始以孔仁玉的子嗣繁衍形成家谱。这一支发展五十三代共有六十五人,其中有二十人居住在曲阜,后人便以这二十人分为二十派,迁出曲阜的,世系另序。二十派发展到五十七代,家族已经繁衍到六十家,于是又以这六十家定了六十户,各有户名,此后,曲阜孔氏家族就以六十户为系。

  说起陈年旧事,孔德墉长叹:“孔子世家谱难修,因为千丝万缕啊。”

  衍圣公离乡

  文宣公称号自宋代起被仁宗皇帝改为衍圣公,此后世代承袭,直到孔德成。孔德成是最后一位衍圣公。

  1935年,蒋介石决定把衍圣公的公爵号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享受特任官待遇,这是当时中央官员中最高级别待遇。至此之后,衍圣公封号不再,1948年,孔德成去了台湾,他的后代也一直延续这一称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年冬天,济南失陷。日本人深深懂得孔圣人在中国的象征意义,对孔府不动兵戈,想借此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国民党也察觉到“小圣人”孔德成兹事体大。

  孔德墉记得,一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孔德成到了他们家,要找族叔孔令煜。“当时我父亲不在家,大哥对我母亲说,蒋介石派了国民党七十二师师长孙桐萱来接他走。因为大伯过世早,大哥有什么事都喜欢跟我父亲商量。”孔德墉告诉记者。

  “你不能走啊,他大嫂都八个月了,怀着孩子哪,怎么能走?再说你走了,祭祀怎么办?”孔令煜的夫人反问孔德成。孔德成没有说话,转身走了。

  半夜12点,孔德成再次到了孔德墉的家,这一次,他身边一边多了一把“盒子枪”。跟随着的,还有孙桐萱。一进门就问孔令煜在哪里。得知孔撤退到宁阳之后,孙桐萱马上派人把孔令煜接了回来。

  孔令煜回来之后,孔德成委托族叔管理孔府事务,“当时还签了协议。”

  凌晨四点多钟,末代衍圣公跟着国民党的师长,仓皇离开了故乡。两个多小时后,日本侵略者进入了曲阜。一个国家延续了千年的文化代表,终于没有落入入侵者之手。

  “所以我说国民党这件事是做对了,不能说他们是‘劫持’,应该说是‘奉迎’。否则的话孔德成被日本人劫持了,就成伪圣人了。”回忆七十年前的离别,孔德墉如是说。

  之后的孔德成曾于1947年回到曲阜作过短暂的逗留,1948年,去了台湾,再也没有回过内地。从孔子到孔德成,七十六代嫡长子只有三代离开故乡,孔德成是其中之一。

  孔氏一族在台湾

  2008年去世的孔德成虽然远居台湾,但是,在曲阜孔氏族人看来,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宗主地位。只要政治气候允许,在孔德成去世之前,每逢大事,还是需要得到宗主的首肯,比如此次的重修家谱。

  不过,自1937年国民政府改“衍圣公”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以来,随着孔德成的去世,“衍圣公”这一名词成为历史。

  在台湾地区,针对孔氏家族,专门有一套奉祀官制度,类似于“衍圣公”,“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由孔德成的嫡长子世代承袭。根据国民党政府1935年所订的行政命令,移居台湾的孔德成家族每年可以从“台湾政府”领取世袭特任官的支薪,至孔德成去世之前,奉祀官每月支薪已达17万新台币。

  除此之外,在“台湾政府”每年的预算中,还有相当大一笔的“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府”预算。这笔预算,在1988年是595万新台币,次年则是743万新台币。而在那两年之间,台湾曾有官员提案删除此项预算,但是最终都了无结果。在孔德成去世之后,台湾的孔氏后裔已经表示,不愿再享受世袭特任官的支薪。

  孔德成长子孔维益早逝,因此“奉祀官”采隔代继承。今年9月29日,台湾“总统”马英九给孔德成的嫡长孙孔垂长下达了聘书,不久,这位孔子的第七十九代嫡长孙将以“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的身份,参加台北孔庙以及“总统府”举行的祭孔典礼。

  在受聘之前,今年34岁的孔垂长颇为犹豫,目前在一家台商公司服务的他想法简单:只希望在社会上优游自在地过平凡的生活。

  孔德成去台,肯定不是孔氏家族的最后一次迁徙,却是代表孔子精神象征的孔氏家族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在台湾地区,虽然也经历了种种政治运动,儒家文化却一直延续不断。如今,孔氏家族与孔子所创建的儒家文化已经开始渐行渐远,未来儒家文化的走向,和这个家族的关系也愈加淡漠。

  五服兄弟

  “一开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我,很多人心想,你孔德墉凭什么修谱?”孔德墉说,“那时候我每到一处,总有宗亲问我,你认识孔德成吗?我说那是我大哥。人家又问,他同意你修谱?我说同意,人家半信半疑。我只好说:我们兄弟之间是不是还要签个合同?”

  孔德墉摊了摊手。

  孔德墉和孔德成的关系,说来话长。要从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说起。孔宪培娶了乾隆皇帝的女儿,但是没有子嗣。把二弟宪增的儿子过继膝下。

  “这是孔府的规矩。孔宪培兄弟五个,如果老二也没有子嗣,那就过继老三的,如果老三没有再过继老四的,如果兄弟五个都没有,那就过继叔伯兄弟的。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大家争夺嫡长子的地位。该是谁的,就是谁的,谁也争不了。”孔德墉说。

  “孔宪增的儿子孔庆,也就是第七十三代衍圣公,是我们家的人,不是孔德成家的人。”孔德墉说的并不完全对,孔庆既不是孔德成家的人,也不是孔德墉家的人,而是他们共同的祖先。

  1980年代,孔德墉定居香港之后,开始和身在台湾的大哥孔德成通信。信都是通过孔德成在香港的一个学生带的。有一次,那个学生喝多了,跟孔德墉说:“你大哥怀疑你呢。”

  “我去香港的时候,都五十三了,还出去干什么?这确实容易招致政治敏感的人的怀疑,怪不得大哥孔德成会怀疑我去统战他。”孔德墉解释说。

  孔德墉听了很生气,一赌气,再也不和大哥联系。1996年为了修谱,孔德墉去了台湾,大哥孔德成一见他就说:“怎么过了16年你才来看我?”

  孔德墉气鼓鼓地说:“我这次来也不是为了专门来看你,我有笔生意,在台湾,需要我过来处理,就正好来看看你。”

  然后叙旧:家乡怎么样,哪些人不在了。兄弟两人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只谈亲情,不谈政治。

  说到修谱,孔德成连连赞成。但是,不谈政治的兄弟情谊,还是受到了政治的影响。孔德成自1990年代受聘“总统府资政”,2000年,民进党执政,2002年,孔德成续聘“总统府资政”。

  2005年的时候,孔德墉到台湾去。孔德成突然对他说:“以后修谱的事别跟我谈。”

  孔德墉一愣:“怎么啦?原来我跟你说过,这事是我替你干,我凭什么修啊,你才是宗子。我还跟你说过,你这个衍圣公不简单,1937年你修过一次,这次又修一次,你一辈子能修两次谱。我还跟你说,你挂帅。谱上印的是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主修,我是副主修,你怎么能不修?”

  “唉,咱俩不是单独说过吗?我不能修。”

  孔德墉很诧异:“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

  “后来才了解,他大概受到了一些民进党的压力,2007年,让儿子代替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大概意思有四点:一是开放以来,他从未涉足中国大陆,二是以后也不打算回老家曲阜,三是家里谈修谱的事,那已经是三年以前的事了。四和孔氏族人很少联系。”孔德墉说。

  开弓没有回头箭。此时,孔德墉在修谱上已经花了将近10年精力。何况,他知道大哥此举,只是碍于海峡彼岸的政治环境,并非不想修谱。果然,此后,孔德成并没有向弟弟表示不要修了。2008年,孔德成去世。

  做生意挣钱修家谱

  修谱需要的资金多达1300万元人民币,收来的入谱费根本不够。但是这难不倒孔德墉,因为他拿得出来。

  1980年代,夫人身患绝症,孔德墉为此背负重债。如果不去香港,经济无以为继。

  内弟是做皮草生意的,初到香港的孔德墉依靠做皮草,赚到了第一桶金。

  当时,中国的塑料机械刚刚起步,完全依赖进口。而大陆从日本明河社进口一台机器要16.8万元人民币。孔德墉从中国轻工业部的朋友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

  通过中国驻日本使馆的帮忙,孔德墉得到日本十大企业之一伊藤忠的邀请。不懂日语,找了两个正在读书的研究生做翻译。

  到了伊藤忠,看到那里悬挂着中国国旗,孔德墉想:不是有什么外事活动吧。其中一个人说:“我去问问。”问了之后才知道,就是为了迎接他们的。

  伊藤忠的欢迎仪式很隆重,光部长就去了20多位。孔德墉一看那阵势,输人不输阵,对那两个翻译说:“你们好好给我翻译一下。”

  伊藤忠的一个部长,跷着二郎腿,拿着烟,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听说你是孔夫子的后代,士农工商,孔夫子把商排到最后一位,他轻视商业,你现在经商,不怕你们老祖宗生气?”

  “也不见得,孟子说孔夫子是圣之时者也。他是与时俱进,跟着时代进化而进化。也可能孔夫子到现在做国际贸易做得要比我好。”

  掌声如雷,气氛一下子就轻松了。

  孔德墉说明来意,伊藤忠的代表说他们在大阪有生产塑料机器的工厂,如果孔有兴趣,可以派人跟他一起去。

  午饭时间到了,伊藤忠的部长要请孔德墉吃饭,和翻译说:“我们能不能请孔先生吃顿便饭?”

  这一次轮到翻译牛气了:“不行,大使馆今天找孔先生有事。”

  “那晚上行不行?”

  “晚上更不行,孔先生有个宴会要参加。这样吧,我跟大使馆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把中午的时间给你们。”

  翻译去了洗手间,转身就出来了。告诉伊藤忠的部长:“和大使馆联系好了,把中午的时间给你们。”

  到了大阪,看到伊藤忠的机器,规格比轻工业要求的高很多。孔德墉一问价格,5万块人民币到香港。

  “你们会卖到中国吗?”

  “不会,我们只卖给你。”

  又谈了三天,把价钱谈到了四万五。

  当时两个翻译对孔德墉说:“老孔,发财了。”但孔德墉没有那么干,他卖给轻工业部的价钱是六万八。当时孔德墉跟轻工业部的朋友说:“我是中国人,不能骗你,六万八给你,包括送货,安装,试机,每台顶多赚八千块。”后来他成了伊藤忠在中国的独家代理。

  修谱的前期资金,很大一部分由孔德墉自掏腰包。而他的生意经,则是他生意成功的坚实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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