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杆保皇派：民国拒不剪辫子的北大狂儒
辜鸿铭生平
戴一顶干净的红结黑瓜皮小帽，将一头灰黄的头发夹杂着红丝线仔细编好，套上长袍马褂，脚蹬一双平底布鞋，出现在讲台上，伸手拣一根粉笔，辫子一抛，便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年)，名汤生，福建同安人。自幼赴英留学，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中国近代著名的政论家、翻译家和学者。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好评。曾被清政府授予进士功名，仅排在学者严复之后。在西方人眼里，辜鸿铭与印度的泰戈尔不分伯仲，被视为东方的代言人、圣哲，更有甚者说“到北京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以不看辜鸿铭”。而在国人的眼中，历史留给他的境遇是何等尴尬。他那根辫子是“顽固”、“保守”和“怪诞”的凭证和象征，其人亦成为任人讥嘲的小丑。他自诩“是老大中华的末了一个代表”。他曾幽默地对凌叔华说自己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一、语言天赋
辜鸿铭享誉中外，主要得益于他的语言天分。除了母语和马来语，辜鸿铭通晓英、德、法、意、日语和拉丁、希腊两门古语，俄语也略通一点。他正是凭借着非凡的语言奇才，向西方社会翻译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其著作大多以英文写成，且完稿后，又多以拉丁文命名，那古色古香的感觉，对西方读者更有吸引力。所以，现代西方著名汉学者所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凡提到辜鸿铭时，都一致推崇他的英文水平。
辜鸿铭诞生在马来半岛的一个槟榔屿。当时，他的父亲辜紫云帮助英商福伯斯·布朗经营着一个橡胶园，担任总管，善于管理，又特别忠于主人，深得布朗夫妇赏识。他的母亲是一位碧眼高鼻的葡萄牙人后裔。辜鸿铭深眼隆鼻、脸部轮廓分明的相貌，明显带有母亲的烙印。辜鸿铭是辜紫云的次子，由于布朗夫妇没有生育，又特别喜欢聪明机灵的辜鸿铭，在他们的再三请求下，辜紫云同意将辜鸿铭过继给这对英国夫妇。岁月如流。义父布朗年事已高，因思乡心切，决定带辜鸿铭回苏格兰去。1867年，10岁的辜鸿铭跟随义父布朗从南洋马来半岛前往英国爱丁堡，以背诵弥尔顿的《失乐园》开始西学。义父开讲，他跟着背，总共六千五百多行的无韵诗，他很快就背得滚瓜烂熟。接着，他又背熟了《复乐园》等伟大诗篇。多年后，辜鸿铭的老友梁敦彦听说他60多岁还能一字不落地背诵《失乐园》，就直言道，如果现在你年轻20多岁，我信，可你已这把年纪了，说说还行，不背也罢。老辜当即从架上取下一本《失乐园》，以一口流利的英语，一字不差流水般地背将起来。在爱丁堡，辜鸿铭爷俩边讲边背地背熟了莎士比亚戏剧，又开始背诵歌德的《浮士德》。那时，辜鸿铭不懂德语。布朗就说一句，辜鸿铭照着背一句。老少二人在手舞足蹈中，叽里呱啦地把这部《浮士德》背熟。布朗再逐字逐句讲解，时而德语，时而英语，父子俩谈笑风生、意趣盎然，《浮士德》也就装进了辜鸿铭的脑海。一年后，辜鸿铭就读于爱丁堡大学。以后，又求学德国莱比锡、法国巴黎，接受西洋正式教学，终成精通西学之人。单单语言一门，就通晓九种。辜鸿铭回忆说，自己学希腊文，不知哭了多少次，但还是坚持背下去……背到后来，不但希腊文、拉丁文，就是其他各国语言、文字，也一学就会。然而，对于精通西学的辜鸿铭来说，那时，中国传统文化对他却是个弱项。《辜鸿铭传》载，1885年辜鸿铭回国，任职张之洞幕府。张之洞寿诞之日，辜鸿铭有幸与一代名儒沈曾植会面。27岁的辜鸿铭大谈西学。沈曾植慨然叹道：“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得读20年中国书。”一晃20 年下来，又是张之洞生日那天，辜鸿铭与沈曾植再次在张府会面。辜鸿铭请差役将张之洞的藏书搬至前厅，沈曾植问他搬书干什么，辜鸿铭答道：“请教前辈，哪部书前辈能背，我不能背？前辈懂，我不懂？”沈曾植知其意思，说：“我知道你能背能懂了……”由此可见，辜鸿铭在幕府的20年中，一边忙于繁杂的事务，一边在张之洞的悉心教授之下，从最基本的《三字经》背起，到千家诗、四书五经， 到自号“汉滨读易者”，到成为一个研读《易经》的“读易老人”。正是凭借这了得的背书功夫，日后，在北大的讲台上，辜鸿铭不带讲义、不带教材授课，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兴之所至，随口而出，洋洋洒洒，滔滔不绝。学生们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就是这个“在西洋人中间走红”的才华出众之人，在当时的国人眼中却是个怪人：怪在终生穿长袍马褂，怪在留小辫子，怪在自诩为大帝国的最后一根辫子，还怪在娶妾、逛妓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辜鸿铭纵然有着种种的怪，而在学问一事上，他的背书怪才“点石成金”般地成就了他学贯中西的文学才华，这点却是值得称道的。
辜鸿铭的语言天赋，在近代中国无人能比。有一位名叫鄂方智的西方主教，在谈及辜鸿铭的英文造诣时曾说道：“他用英文所写的文章，以英国人看来，可以和维多利亚时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拼，且毫无逊色之感。”以英文从事著述、饮誉中西的著名学者兼现代作家林语堂先生，对辜鸿铭杰出的英文才能极表钦佩。他认为，在我中国人中，“辜鸿铭的英文文字，确乎超越出众，凡二百年来，未见有出其右者。不论其造词还是用事功夫，皆属上乘而无可疑问。”同样，英文熟练的“中华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也认为：在近代中国，谈得上真正通晓英文的只有三个半人，第一个是辜鸿铭，长于英国文学；第二个是伍朝枢，长于英语公牍；第三个是陈友仁，长于英国国情；至于那半个，他没有说，有人说，这可能是指近代著名学者型外交家王宠惠先生；也有人分析认为，可能是指孙中山自己。
1889年，俄罗斯皇太子与希腊王子结伴同游中国，他们一行来到武汉。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尽地主之谊，带着几个僚属前来迎接。辜鸿铭随同担任翻译。相见之后，俄皇太子用法语与张之洞交谈，而辜鸿铭则流利准确地予以翻译。随后，张之洞在晴川阁宴请俄皇太子、希腊王子一行。席间，俄皇太子又改用俄语，与希腊王子窃窃私语，对菜肴的卫生表示质疑。他们刚刚说完，只见辜鸿铭转过身来，笑着用俄语告诉他们，这些菜肴既新鲜又卫生，还望你们放心食用。听罢，他们的脸上立刻现出惊讶之色。宴毕，张之洞掏出鼻烟壶嗅吸，希腊王子不知何物，情不自禁地用希腊语问俄皇太子，没想到，辜鸿铭立即翻译给张之洞听，并把鼻烟壶拿来，递给希腊王子，又用希腊语告诉他使用的方法。他们听着一个东方人同时流利地操几国语言，顿时惊异得瞠目结舌。后来，当他们得知辜鸿铭的强项还不是这些语种时，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俄皇太子在离开武汉时，郑重其事地向辜鸿铭发出邀请，希望他有机会游历俄罗斯。俄皇太子还将一块刻有皇冠的金表赠与辜鸿铭。武汉之行给俄皇太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逢人便说：“在武汉见张总督，那位翻译辜先生所通语言之多，是我遍历各国所难以找到的奇才。”开始的那种傲慢之气一扫而光。
辜鸿铭能够用熟练又流利的德语来演说和写作。德国一学者曾经对人说，辜鸿铭是“第一个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语与之交谈的中国人。”关于此点，也有一段趣事：辜鸿铭在欧洲留学时，有一天他乘坐从维也纳到柏林的火车，因路途疲劳，他顺手拿起一张报纸盖住脸，闭着眼睛在那里养神。这时，对面空位上来了3个神气十足的德国青年。他们刚一坐定就对辜鸿铭进行品头论足：“瞧那个中国佬，连报纸都拿倒了，自以为还蛮像那么回事。他这到底做给谁看，这儿又不是中国。”他们以为辜鸿铭不懂德语，说完后就忘乎所以地大笑。这时，只见辜鸿铭懒洋洋地抬起头，悠闲而又庄重地吐出一串字正腔圆的德语：“你们的德国文字这玩意儿太简单了，若不倒过来看，还有什么意思？ 甭说报纸上这通俗的玩意儿，就是你们圣人歌德的《浮士德》，我也能给你们背个一字不差。”末了，辜鸿铭还引用歌德的语录，教训他们该如何尊重人，羞得这3个德国小伙子面红耳赤，一个个趁火车到站赶紧溜了。
英国作家毛姆来华访问时，对辜鸿铭说：“中国好多典籍，如四书五经，可惜没有译成英文。”辜鸿铭略为思索，说：“不对，这些书在一百多年前已经有英文译本。”毛姆开始不信，辜鸿铭说：“我家就有手抄本，回去找一下，过两天拿给你。”毛姆高兴极了。三天后，辜鸿铭果然拿来英、法、德译文的四书译本，毛姆心服口服。当然，他绝不会想到，这些书是辜鸿铭在这三天翻译的。
二、“兴奋剂”与“安眠药”
辜鸿铭虽然自小接受西方教育，但思想和生活上却固守封建传统，辛亥革命后还身穿长袍马褂，脑后拖着一条长辫子。更加有趣的是，他偏爱女人的小脚成癖。他有一套奇谈怪论：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婀娜多姿，会产生柳腰款摆的媚态，那小脚会撩起男人的遐想。他认为女人奇绝之处全在小脚。他还有一套品味小脚的七字诀：瘦、小、尖、弯、委、软、正。其正室夫人淑姑，出身名门闺秀，自幼缠就一双羊蹄般的小脚，辜鸿铭对妻子的这双小脚视为至宝，让她脱去鞋袜，把小脚伸到他的面前让他赏玩，甚至用鼻子去闻脚上的臭味(肉香)，经常捏捏、摸摸、玩玩、嗅嗅，爱不释手，他觉得这是“兴奋剂”。据说辜鸿铭每当遇到不称心的事，都是从夫人小脚上得到解脱的。尤其是动脑筋写文章的时候，他更是把夫人叫到身边，叫她脱下鞋子，解开裹脚布，一边用手摸弄，一边将鼻子凑到小脚上嗅嗅，口中念念有词，啧啧称赞。说也奇怪，这时，他就文思泉涌，下笔千言，一挥而就。辜鸿铭十分欣赏淑姑的“三寸金莲”，还吟诗赞美：春云重裹避金灯，自缚如蚕感不胜。只为琼钩郎喜瘦，几番缣约小于菱。他的这一癖好，竟引出一段荒诞的笑话。有一次，辜鸿铭到他一个姓高的学生家里去时，看见给他开门的是一位十五六岁的丫头。那丫头虽说不上漂亮，但也娇小可爱。也许是这个丫头好几天没洗脚的缘故，一进门，一股辜鸿铭所熟悉并令他非常喜爱的“异味”扑鼻而来，美得他一连好几天都往学生家里跑，对小丫头赞不绝口，并给学生写了一副古人集句：古董先生谁似我，落花时节又逢君！这位学生悟出先生是喜欢上了小丫头，想得到这个丫头，有心讨位姨太太，于是当面决定把小丫头送给老师。下午行礼之前，高氏家人把小丫头浑身上下洗了一遍又一遍。当他们欢欢喜喜地把小丫头好好收拾了一番，径直送到了老师家，辜鸿铭捉起丫头的小脚，嗅不到一丝肉香(臭味)，兴味索然，差人把丫头送了回去，并附一信，只书四字：“完璧归赵。”原来，辜鸿铭将小丫头迎接进屋后，就直接把她带进卧室，然后抱起她的小脚就闻。谁知他所喜欢的那种味道荡然无存，不禁大失所望。辜鸿铭的学生对老师一会儿要娶妾、一会儿又退妾的行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点也搞不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经师母的点化他才知道，原来老师所喜欢的是那小丫头几天没洗脚的“异味”。
辜鸿铭完成纳妾心愿，娶了日本大阪姑娘吉田贞子。贞子漂亮、温柔，只是大脚。他把贞子当做“镇静剂”，只要陪他睡觉。辜鸿铭日后声言：“我的一生有如此之建树，原因只有一条，就是我有‘兴奋剂’和‘安眠药’(镇静剂)日夜陪伴着我。”淑姑是位知书达理的贤内助，对丈夫的这种“小脚怪癖”，虽然开始时很不自在，但久而久之，也就温顺地顺从了。但令她烦恼的是，裹脚布缠在小脚上，既不方便，又不卫生，心想，如果有双贴肉的小脚袜子，就好了。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丈夫。于是，辜鸿铭猛然想起，上海有爿南洋袜厂，何不为妻定做几双小脚袜子。于是，他从北平(京)千里迢迢专程来到上海。南洋老板余乾初，见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先生，自然格外巴结，不仅满口答应“量足制袜”，而且还特地染了多种色彩的纱线，把小脚袜做得五彩缤纷。辜鸿铭看了，赞不绝口地说：“妙哉，金莲袜也！”余乾初一听，正中下怀，就顺水推舟地拿出文房四宝，恳请留下墨宝。辜鸿铭正在兴头上，自然满口答应。当即挥毫写下了“金莲袜”三个遒劲大字。落款“辜鸿铭”。余乾初如获至宝，用镜框悬挂在店堂上，以招揽顾客。
辜鸿铭拥有娇妻美妾，总以现身说法向友人宣传一夫多妻的好处。每说到纳妾，他兴致特高，妙语连珠。一次，一个社交界很活跃的英籍贵妇在宴会上问辜鸿铭：“辜先生，您曾为中国的纳妾制辩护。可是从普遍的人性来说，为什么一个男人可以娶许多女人，而女人则不可以反过来有很多男人呢？”不料辜鸿铭答：“男人好比是茶壶，女人恰如是茶杯，夫人见过一把茶壶配四只茶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此言一出，贵妇人无言以对，在场的人更是笑得前仰后合，大叫其辩妙不可言。辜鸿铭有关“茶壶茶杯”的理论，在当时流传很广。陆小曼和徐志摩结婚后，因担心丈夫用情不专，曾对徐志摩立下规矩：“志摩，你可不能拿辜老先生的譬喻来做风流的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数人公用，牙刷只允许个人私使。我今后只用你这只牙刷来刷牙，你也不能再拿别的茶杯来解渴！ ”可见，辜鸿铭这句名言在当时有多大的威力。
尽管辜鸿铭与其日本夫人和中国夫人相处得都很和睦，在家里也不像普遍的中国男人那样喜欢颐指气使，作威作福，但他脑子里并没有女权的影子，他对女性的轻视往往出之以诙谐。譬如他用拆字法将“妾”字解释为“立女”，妾者靠手也，所以供男人倦时作手靠也。他曾将此说告诉两位美国女子，对方立刻加以驳斥；“岂有此理！照你这么说，女子倦时又何尝不可将男子作为手靠？男子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何以不可多夫？”她们甚为得意，以为这样子就可轻易驳倒辜鸿铭，使他理屈词穷，哑口无言，她们太低估自己的对手了。辜鸿铭果然拿出他的撒手锏。他还在北京大饭店的宴会上戏弄过一位英籍贵妇。那位贵妇跟他搭讪：“听说你一向主张男人可以置妾，照理来说，女人也可以多招夫婿了。”辜鸿铭大摇其尖尖的脑袋瓜，连声否定：“不行不行！论情不合，说理不通，对事有悖，于法不容！”那位英籍贵妇正要提出质询，辜鸿铭又反问道：“夫人代步是用黄包车？还是用汽车？”她据实相告：“用汽车。”辜鸿铭于是不慌不忙地说：“汽车有四个轮胎，府上备有几副打气筒？”此语一出，哄堂大笑，那位英籍贵妇顿时败下阵来，面红耳赤，很是懊丧。事实上，辜鸿铭也受惠于纳妾制度。用辜鸿铭自己的话说就是：“吾妻淑姑，是我的‘兴奋剂’；爱妾贞子，乃是我的‘安眠药’。此两佳人，一可助我写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对此，康有为先生还写了一语双关“知足常乐”的条幅赠与辜鸿铭。
三、北大狂儒
辜鸿铭与北大结缘，缘于蔡元培。蔡元培于1917年1月4日正式到任，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整改，教员一律按聘约合同合作，水平低下的即使外籍学者也要解雇。而且特别强调教师的自由学术空气：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言行，悉听自由。大约从1914年后就开始在北大陆陆续续讲授西洋文学的辜鸿铭，对蔡元培的聘请照章接受，专讲英文诗。罗家伦对他的形象描绘当最具权威性：“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了一条大辫子，是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结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学生们对他的辫子当然觉得有趣，发笑。调皮的学生窃窃私语，若谁能将此公脑后的那根辫子剪下，必定名扬天下，但毕竟无人敢动手。辜鸿铭对着学生宣布他的约法三章：“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正式上课这天，学生们见他站到讲台上，不带讲义教材，滔滔陈述起来，他说：“我讲英文诗，要你们首先明白一个大旨，即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而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威尔士……等七国国风。”就这么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他今天教学生洋“大雅”，明天教洋“小雅”，后天要教洋“离骚”(弥尔顿的《悼亡友诗》)。背诵，同学们倒不怕，最怕翻译。辜鸿铭长期受西方教育，在黑板上写错汉字的事时有发生。有次讲《晏子·春秋》时，他把“晏”写成“宴”，经同学指出后，他很尴尬，一边纠正一边自语：“中国汉字真讨厌，‘ 晏’与‘ 宴’不过把‘曰’字的部位换一下而已，字义就不同了。英语中就没有这样调皮捣蛋的。”有个好事的学生指出英语中也有。比如“god(上帝)”倒过来就成了“dog(狗)”了，将了他一军。辜鸿铭一耸肩一摊手一笑了之。最后辜鸿铭告诉他们：“像你们这样学英诗，是不会有出息的。我要你们背的诗文，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才行。不然学到头，也不过像时下一般学英文的，学了十年，仅目能读报，伸手仅能写信，不过幼年读一猫一狗式之教科书，终其一生，只会有小成而已。我们中国的私塾教授法就很好，开蒙不久，即读四书五经，直到倒背如流。现在你们各选一部最喜爱的英诗作品，先读到倒背如流，自然已有根基，听我讲课，就不会有困难了。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记忆力是很不错的，中国人用心记忆，外国人只是用脑记忆。我相信诸君是能做好的。”学生们只有依着他的意思，日夜用功背诵洋诗。待到上课时，学生们用中文问他，他用英文答复你，倘若用英文问他，他偏偏又用中文答复。有一次，辜鸿铭突然对学生们说：“今天，我教你们洋离骚。”他拿出一本英文诗，原来这洋离骚正是英国大诗人弥尔顿的一首悼亡诗——lgcidas，悼念诗人淹死的亡友而作的。这首长诗，学生们从第一页翻开起，直到这一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仍然翻的是第一页。辜鸿铭在课堂上却节节课都滔滔不绝，不是骂洋人就是骂一班坏了君臣大节、礼义廉耻的乱臣贼子，要么就是骂那些自命有大学问的教授诸公，嘲笑所谓民主潮流，说：“英文democracy(民主)，乃是democrazy(民主疯狂)。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乃是Dosto Whiskey(Dosto 威士忌)。”如此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学生们倾慕不已。北大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不少洋教授，历来受尊重。辜鸿铭却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当时北大特设教员休息室，来早了或课讲得累了，辜鸿铭也会到教员休息室坐坐。北大聘请来的外国学者，无不知道他的大名，每次见面，总是彬彬有礼。但他却毫不客气，见到英国人，用英语骂英国人；见到德国人，用德语骂德国人；见到法国人，用法语骂法国人，挨骂的个个心服口服。有一次来了位新聘的英国教授，此公第一次跨进教员休息室的门槛，即见辜鸿铭整个窝在沙发里，头上瓜皮帽，身上长袍油光闪亮，两只衣袖秽迹斑斑，特别是一根小辫子，猥琐不堪。这位洋先生便去请教坐在一旁的一位洋教授：“此人是谁？”“辜教授。”那人悄声对他说。英国教授用一副不阴不阳的目光仔细打量着这位辜教授，忍俊不禁。辜鸿铭一看这张陌生的洋面孔，便慢吞吞地用一口纯正的英语请教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这位英国教授有些吃惊，难道这土老头竟能讲一口如此纯正的英语？他急忙回答自己是教文学的。辜鸿铭马上用拉丁语同他交谈。这英国教授顿时结结巴巴，看来拉丁语太差，一时语无伦次。辜鸿铭定定看了他一会儿，说：“你教西洋文学？不懂拉丁文？”这两句话一出口，英国教授大窘，恨不得地上有个洞，钻下去算了，赶紧逃离休息室。这位英国教授以后才弄清楚，原来这位辜教授不是别人，正是名满海外的辜鸿铭，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是太熟悉了，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的课本中就有此公所著《春秋大义》一书。
英文报纸经常约辜鸿铭写文章，辜鸿铭就写文章批评学生不听话，闹运动。学生们有一次遇见辜鸿铭，说：“您老说夷狄和中华有区别，为什么先生在夷狄的报纸上骂我们呢？”辜鸿铭目瞪口呆，突然大怒道：“我连袁世凯都不怕，还怕你们！”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在课堂上问辜鸿铭：“老师，您去过不少国家，您认为哪个国家的人最懂得生活呢？”辜鸿铭回答说：“要说生话，我们中国人最懂生活。”辜鸿铭的回答引起了学生们广泛的兴趣，于是又有学生问：“最懂得生活的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学英文呢？”辜鸿铭掷地有声地说：“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学好了英文，好去教育那些西方的蛮夷！”1919年9月初，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仪式。当时担任该校英文教授的辜鸿铭也坐在主席台上。轮到他站起来发言时，他的感情很激动，大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说到当官的，他骂道：“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提到著书立说，辜鸿铭也骂：“现在的人连做文章都做不通。他们的文章中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在北大当教授，辜鸿铭并没有把本分之中的传道授业解惑当回事，他第一堂课要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第一页)，等到最后一堂课他还是要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授课时间全在嬉笑怒骂中过去，但他的嬉笑怒骂全是学问。辜鸿铭的课上座率极高，并不逊色于胡适多少。以怪论耸人听闻，以嘲骂语惊四座，以诡辩嬉怒笑骂，眼瞧着那些学生两眼发直，挢舌不下，被牵着鼻子走，这才是辜鸿铭乐此不疲的事情。又有谁比北大的学生更合适做他的听众？要领会他的幽默讽刺，必须有点悟性。胡适初至北大任教时，辜鸿铭根本没把这位二十七八岁的留美博士放在眼里。他批评胡适讲的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与高雅不沾边。胡适开哲学课，更让他笑掉大牙，他指出，欧洲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会拉丁文，又不懂德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有一次，他向学生表示，他百分之百拥护君主制度，中国社会大乱，时局不宁，主要元凶是没有君主。他举出一个小小的例子，以证明此言不虚：比如讲法律吧，你要讲“法律”(说时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讲“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绝对不行。说到王法，还有一个笑话，辜鸿铭讨了一位中国太太，还讨了一位日本姨太太，她们对他很好，但有时也会联手对付这位古怪老头，因此辜鸿铭多少有点惧内，别人抓住这个题材调侃他时，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不怕老婆，还有王法么？”辜鸿铭经常将孟子的那句名言挂在嘴边，“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雄辩滔滔，亦诡辩滔滔，其雄辩与诡辩如山洪暴发，势不可挡，难以阻截，当之者莫不披靡，不遭灭顶之灾不得解脱。
四、为国人争面子
在近代中国，敢于著书立说，抨击西方列强，面对洋人敢于横眉冷对，调侃、嬉笑怒骂无所不及者，辜鸿铭可以说是第一人。综观辜鸿铭的一生，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气节令人叹服。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隆之介来华旅游，途经上海时，一位西方友人约翰斯曾握着他的手，特别提醒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 ”这位日本作家日后承认，约翰斯所言“真不我欺”。无独有偶，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博士艾恺在一本书中也说，在一战时和战后的欧洲，与泰戈尔等著名东方圣哲齐名的，不是严复或梁启超，而是辜鸿铭。他的书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的必读之物，西方客人更是“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辜鸿铭是位反传教斗士。辜鸿铭爱国最突出表现在1891年引发的“长江教案”事件上。当时，侵略分子大造舆论，歪曲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真相，谩骂中国人野蛮，叫嚷要用“炮舰镇压”。这时，辜鸿铭拍案而起，用英文撰写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送到上海《字林西报》刊发，谴责西洋在华的一些传教士假借不平等条约特权在中国土地上为非作歹，对侵略者进行义正词严的批驳，为国人反洋教运动辩护。文章被英国《泰晤士报》摘要转载并加评论，引起英国人民对侵略者的不满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其中规定有开发黄浦江一款，西方各国展开争斗。结果是上海道具体负责，各国领事协同办理。上海道特意聘请辜鸿铭任工程总指挥。辜鸿铭上任后不久，查出有两个洋人舞弊，冒领挖泥费白银16万两之多。领事极力袒护，辜鸿铭力争要惩罚。在有各国领事参加的会议上，领事们认为大家都不是工程专家，所查结果不一定准确，等专家审定后再说。辜鸿铭当即出示在德国所获得的工程硕士文凭，各国领事均无话可说。最后经过辜鸿铭的多方奔走，终于索回这笔巨款。对那些自以为是、不尊重其他民族习惯的外国人，辜鸿铭的舌辩天赋，发挥得最是淋漓尽致。还在英国留学时，每逢中国重大传统节日，他一定要在房间里朝东方摆个祭台，敬上酒馔，有板有眼地遥祭祖先。房东老太看到他几叩几拜、口中念念有词的模样，就指着丰盛的祭品挖苦道：“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受你这些大鱼大肉啊？”他响亮地回敬道：“应该就是在你们的主听到你们的祷告之声，你们的先人闻到你们所孝敬的鲜花花香的那个时候吧！ ”令对方瞠目结舌。
1901年，侵略者叫嚣要中国拆除大沽炮台时他挺身而出，一语惊人：“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他以笔代炮，炮轰那些伪善的传教活动和文化侵略。辜鸿铭的名字因此受到西方的关注。他反对乱用洋人，不迷信西洋“改良”一切。他摆足架子接见毛姆，数落毛姆对中国文明的歧视：“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的艺术或文字比我们优美吗？我们的思想不及你们的深奥吗？……呶，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辜鸿铭在做黄浦浚治局督办的几年，手中有实权， 敢于顶住洋人的压力，为民做主，大胆处理不法洋人，揭露中国贪官与洋人勾结的贪污行为……对于辜鸿铭“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的种种，林语堂说得十分精彩：“原亦只欲替中国人争面子出气而已。”辜鸿铭确实为中国人争了不少面子。他是中国文化输出的功臣。他的最大贡献是把我国儒家经典古籍译成外文，远扬海外，影响深远。林语堂评论辜鸿铭的译著“卓越聪明”“正确明白”。在英国、法国特别是德国人眼中，辜鸿铭是受人尊敬的中国哲学家。20世纪初，西方认可的东方文化人只有两位：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辜鸿铭。他们同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提名人(泰戈尔获奖)。且看辜鸿铭与世界名流的过从：1891年，俄皇储来华，赠其镂皇冠金表；1898年，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面；1906年，与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书信往来；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来访；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访；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访。丹麦作家勃兰克斯作专著《辜鸿铭论》，日本作家清水安三作《辜鸿铭》，甚而连无缘面晤的印度伟人圣雄甘地也称他是“最尊贵的中国人”。辜鸿铭逝世第二天，吴宓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悼文中说：“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自诸多西人观之，辜鸿铭实为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唯一有力之宣传员也。”“扬我中华”，辜鸿铭当是响当当的一个！辜鸿铭在洋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幽默。对于洋人，他的一种说法也尽人皆知：“洋人孰贵孰贱，一到中国就可判定。贵种的洋人在中国多年，身材不会走样；贱种的洋人则贪图便宜，搜括民脂，不用多久就会脑满肠肥。”某天，辜鸿铭在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辜鸿铭辩才无碍，他既能在西洋人面前稳操胜算，也能在东洋人面前棋高一着，即便面对的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那样的高段位选手，他也能赢。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居停期间，他与张之洞有过接触，作为见面礼，辜鸿铭将刚出版不久的英文译本《论语》送给伊藤。伊藤早有耳闻——辜鸿铭是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他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的。”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只好微笑颔首。辜鸿铭殊非当时一些泄泄沓沓的士大夫所可比拟，他生平喜欢痛骂洋人，反以此见重于洋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洋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到了痴迷的地步。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今天的华风宾馆)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要二元，外国人却把会场坐满了，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1913年，袁世凯搞“善后大借款”时，六国银行团的德国代表科士达因不懂中文，想找一个英文德文均精通的中国人来做翻译，辜鸿铭成了他们的最佳人选。辜鸿铭自恃身价，开口就要六千银元的月薪。要知道，民国初年一个中级公务员的月薪，不过数十银元而已。没想到，银行团竟爽快地答应下来。然而，由于生性厌恶这种“铜臭熏天”的地方，再加上了解各国借款给中国的不良动机，聘期一到，辜鸿铭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临走时，他还特意留下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又寓意深远的话：“银行家，就是当天气晴朗时，硬要把雨伞借给你，而阴天下雨时，又恶狠狠地将伞收回去的那种人。”这本是辜鸿铭的随意调侃，最后却成了广为人知的英谚。
1920年，46岁的英国作家毛姆来到中国旅游，听人说“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一定要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就写了一封信给辜鸿铭，请他上门。年过60的辜鸿铭根本没去，毛姆只好找到辜鸿铭的小院子(今天在东城区柏树胡同28号)，辜鸿铭得意地对毛姆说：“你朋友认为中国人都是苦力吧，招手就来。”辜鸿铭是毛姆中国之行所遇到的第一个敢于当面挖苦他的人。毛姆说：“久闻先生大名，今天特地前来拜访。”辜鸿铭回答说：“你来看我，我觉得非常荣幸。”“你们的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往来，你们想所有的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谈话中间，辜鸿铭最小的女儿进来了。辜鸿铭给毛姆介绍说，她是皇帝退位那天出生的，“我想她是新时代起源的使者”。又说：“她是这老大帝国覆亡的末了一朵花。”“你看我留着发辫”，他说，“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一个代表。”最妙的是，临别时，辜鸿铭送毛姆两首中国古诗。毛姆说：“你不同时给我一个译文吗？”辜鸿铭说，给他翻译就是给他伤害。毛姆不懂中文，后来请人翻译出来一看，原来是两首赠妓女的诗，令他简直哭笑不得。
清末民初，洋人简直就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到尊敬，他们动不动就批评中国的文化落后、野蛮，这让辜鸿铭深受刺激。年纪轻轻的辜鸿铭，已经懂得如何回敬那些自以为是的洋人了。除了幽默的讽刺，辜鸿铭还用英文写了很多揭露西方的文章，其中不乏机智犀利之作：“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据罗家伦回忆，当年他在国外看到这些话的时候，觉得辜鸿铭的用词和造句“令人拍案叫绝”。事隔多年，他还能复述这篇文章的内容。当然，辜鸿铭对传统文化的维护并非总是这么理性。当外国人不时地说三道四的时候，他就会作出情绪化的反击——开骂。他骂英国人傲慢，法国人伪善，德国人自私，美国人庸俗，俄国人残暴……奇怪的是，这种情绪化的反击，竟赢得了欧美人的尊重。有一次，他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排位置的是一位苏格兰人时，他就用烟斗和蓄有长指甲的手指轻轻地敲击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一副傲形于色的样子，以不容拒绝的口气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以为遭遇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苏格兰人自认为得罪不起，只好乖乖地捣出火柴，抖抖索索地点着辜鸿铭的烟锅。辜鸿铭深吸一口，吐出一团烟雾，同时也吐出了心头积郁的鸟气。
五、骂人高手
辜鸿铭恃才傲物，好骂善辩，敢作敢为，是近代学界顶古怪的人物。生逢乱世，也很少有人像辜鸿铭那样愤世嫉俗，推倒一世雄杰，骂遍天下强梁，他性喜臧否人物，出语尖酸刻薄，不留情面。慈禧太后去世后四年，辜鸿铭写过一篇《慈禧的品行、趣味和爱好》的文章，赞扬慈禧太后“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是一位趣味高雅、无可挑剔的人”。但这并不表明，他对慈禧太后就没有微词。1902年慈禧太后68岁生日，大小官员祝寿。两湖总督府也大宴宾客，为助兴，席间还伴奏西乐，播唱为慈禧歌功颂德的《爱国歌》。辜鸿铭见场面如此奢华，联想到衙门外是路有冻死骨，不胜感慨地对邻座梁鼎芬说：“现在满街都唱《爱国歌》，却没有人唱《爱民歌》。”梁戏答：“你何不编一首唱唱？”辜鸿铭沉吟片刻，摇头晃脑一字一句念了出来：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语惊四座，哗然一片。辜鸿铭对晚清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亦颇有微词。他认为曾是大臣，李是功臣，曾之病在陋(孤陋寡闻)，李之病在固(凡事无所变更)。他还拿张之洞与端方作比较，结论是：“张文襄学问有余，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为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为真小人。”
辜鸿铭对袁世凯卑鄙、龌龊的行径尤加痛恨，或借题指骂，或当面奚落，或撰文警醒，深刻而淋漓。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以封疆大臣同入军机，辜鸿铭也做了外务部的员外郎。有一次，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其言下之意是，他处理公务无须学问帮衬。辜鸿铭听了这话，便以戏谑的语气嘲笑袁世凯不学无术，他说：“当然，这要看所办的是什么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到的。”辜鸿铭常借题发挥，痛骂袁世凯：“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发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购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到中国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必贱。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他还骂袁世凯寡廉鲜耻，连盗窃土匪都不如，直骂得袁世凯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这就不奇怪了，辛亥年(1911年)冬，袁世凯阴谋夺取大位，唐绍仪、张謇已作投靠的打算，他们还想将辜鸿铭网罗到袁世凯府下，辜鸿铭断然拒绝，他出语讽刺唐绍仪为“土芥尚书”，张謇为“犬马状元”，掷杯不辞而去。“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表明他连一般的道德品质，一般的廉耻和责任感都不具备，甚至连小偷和赌徒也不如……”“外国人欣赏袁世凯，认为他是一个挽救了中国目前局势而没有流血的大政治家。殊不知他不过仅为了一时，推迟了必要的少量流血，而将可怕的无政府混乱局面和更大的流血留给了未来。那么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比人类流血还要更坏万万。他不仅毁弃了中华民族的廉耻和责任感，而且毁弃了中华民族的政教与文明……”袁世凯以粗野、浅薄、污浊、卑鄙的流氓手段，攫取了民国大总统之职。辜鸿铭在《流氓的化身——袁世凯》一文中，就袁世凯道德品质的败坏，作了最严厉的抨击和指骂：“真正的灾难，我说过，不是这场革命(指辛亥革命)，而是革命以袁世凯当上共和国总统而告终。袁世凯是流氓的化身，我认为他的统治将不会长久。不过，在短时之内，中国一切精妙、美好、尊贵、崇高、亲切、声誉好的东西，都将面临毁灭的危险。辜鸿铭用英语写成《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用汉语写成《幕府纪闻》两本书，书中谩骂、讥讽、挖苦袁世凯之文字尖酸泼辣，成为海内外奇谈。辜鸿铭有一次谈到在袁世凯时代他不得已担任了袁世凯为准备帝制而设立的参政院的议员(辜鸿铭虽是帝制派，但他主张的帝制是清朝的帝制，不是袁世凯的帝制)。有一天他从会场上出来，收到300银元的出席费，他立刻拿了这大包现款到八大胡同去逛妓院。北平当时妓院的规矩，是唱名使妓女鱼贯而过，任狎妓者挑选其所看上的。辜鸿铭到每个妓院点一次名，每个妓女给一块大洋，到300块大洋花完了，乃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诙谐的人很可能严肃，古怪的人也很可能正直，辜鸿铭生平最看不惯官场里的蝇营狗苟。段祺瑞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者是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样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500大洋。当时的市价是250，小政客只肯加到300。辜鸿铭优惠一点，降至400，少一毛钱不行。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辜鸿铭大叫一声，叫他滚蛋。到了选举的前一天，辜鸿铭果然收到400大洋和选举入场证，来人还叮嘱他明天务必到场。等送钱的人后腿刚走，辜鸿铭前腿就出了门。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将400元悉数报销在名妓“一枝花”身上。直到两天后，他才尽兴而归。小政客早已气歪了嘴，他跑至辜家，大骂辜鸿铭寡信。辜鸿铭二话不说，顺手操起一根粗木棍，往那留学生小政客身上打来，口里大声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小政客慑于辜鸿铭手中木棍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
1919年，张勋65岁生日时，辜鸿铭送给他一副贺寿联，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意思是清朝灭亡了，那顶官帽已经全无着落，但还留下一条好端端的辫子，足可笑傲于这个寒光闪闪的时代。撇开这副对子的精神内涵不谈，借喻确实极为贴切生动。辜鸿铭用苏东坡《赠刘景文》一诗中的名句做寿联，与其说是夸赞张勋的遗老骨气，还不如说他是别有深意，纯然作为自我表彰。毕竟张勋带头上演过复辟闹剧，他那条辫子已经臭名昭著，而辜鸿铭的辫子，大家无论是否情愿，确实承认它具有传统文化的符号意义，当新文化运动蓬蓬勃勃之际，称它为“傲霜枝”，虽有点滑稽。但还不算是比拟失伦。
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鸿铭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者为之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置辩。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乘机采访辜鸿铭，他提的问题很刁钻：“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鸿铭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所有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六、保皇
辜鸿铭经历两次帝制复辟，都如儿戏一般。清王朝从历史上消失了，王公大臣们头顶的官帽(擎雨盖)也没了。唯有张勋和辜鸿铭的辫子( 傲霜枝)还拖着。民国初年，辜鸿铭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他第一次拖着辫子走上北大课堂的时候，台下的学生哄堂大笑。辜鸿铭没有感到难堪，他等学生笑完，清了清嗓子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学生们听到这句话，都沉默了。英国文豪毛姆回忆，他到辜家拜访的时候，辜鸿铭曾把他的小辫子拿在手里，神气十足地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辜鸿铭曾撰文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所以，“中国目前最迫切的改革并非改头换面，而是派出最优秀的中国人，去向欧洲人民展示我们的真相”。胡适在《每周评论》上评价过这条世界最有名的辫子，认为辜鸿铭是为了和别人不同，因为他以前在国外就剪了辫子，大清亡了他反倒留了起来。辜鸿铭大怒，声称要告胡适名誉侵害。辜鸿铭解释自己剪辫子时候说，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女朋友喜欢辫子，剪下来送给她了。是风流往事，而不是革命旧事。然后他又骂胡适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说的英语是“美国中下层英语”。
庚子年间，义和团运动已成汹涌之势，而西方列强又对华夏大地虎视眈眈。慈禧以其惯用的两面派伎俩，本想投机于西方列强与义和团之间，然而，就像一个外国人所分析的：“倘若她不想被义和团的浪潮所淹没，她就必须浮在这个浪潮之上——要使浪潮不至于消灭皇朝，就必须把它转向洋人。”因此，她一方面借义和团的力量对付西方列强，同时也借外国人的力量消灭义和团；另一方面又派心腹荣禄暗中保护驻京外国使馆，并用谄媚的面孔向外国声明：这次中外开战，全是意料外的事情。所以，清政府已向外部切实声明，要严密保护外交使馆，对于义和团乱民，要“相机设法自行惩办”。慈禧还肉麻地向列强讨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慈禧满以为机关算尽，可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没曾想洋人也不是傻瓜蛋，竟一鼓作气攻击京城，慈禧也如丧家之犬，带着光绪等走上凄凄惶惶的逃亡之路。这种视国事如儿戏的做法，当时便受到很多中外人士的批评。康有为便屡有文章揭露慈禧，指出慈禧是肇其祸端的元凶。辜鸿铭历来恼怒康有为，见其攻击慈禧，自然予以辩驳，竭力为慈禧开脱罪责。他在上海《字林西报》上发表文章，巧为辞令，以致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把中国内乱外患的罪责，说成是“皆由康党散布谣言，煽惑人心”所致，甚至把慈禧再次训政，发动戊戌政变，说成“中国本以孝治天下，皇上自请训政，乃名正言顺之举”。辜鸿铭把中国内乱外患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康有为，指出，如果不是康有为变法维新，抨击慈禧仇视向西方学习，并进而袒护义和团的排外活动，西方列强不可能会对慈禧“猜忌不满”，自然也就不会有如此惨痛的结局。如此牵强附会的推理，也只有辜鸿铭做得出来。辜鸿铭甚至肉麻地吹捧这个专权女人的“盛德崇功”，历数太平天国起事以来，全国十多个省局势危急，不可收拾，并认为，时又值咸丰皇帝去世，慈禧以一寡妇辅立幼主，戡乱平祸，保持天下太平，“唯其德足以感人，其明足以知人”。为证明慈禧的大功大德，他还将慈禧有失君德的权术，给抖搂了出来。当时朝中权贵大臣分为两个阵营：一为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一为徐桐、李秉衡、刚毅等，两派争争吵吵，互不相让，而慈禧却驾驭有术，使他们都能各得其所，人尽其才。他由此赞叹：“多么智慧的驾驭，多么宽广的胸襟！在用人行政上是多么精明和老道，多么不同寻常！”辜鸿铭告诉外国人，“皇太后不仇恨西人，不固执旧法”。为化解西方人对慈禧的误解，他搜索枯肠地举出三条证据：第一，1861年与英国议和以来，中外相安处事；第二，近来，慈禧两次召见公使夫人，待以优礼，“以示中外一家之意”；第三，让朝廷知晓外国情形，谕光绪学习英文等。这些都是慈禧“不仇视西人之证”，而慈禧的垂帘听政也是“出于万不得已耳”，因为“中国所以系赖者，唯皇太后耳”。他辩解说，义和团之所以专与外国人为难作对，是因为“西人欲干预内政，有请皇太后归政之说”。义和团的行动正是我们这个民族传统的“忠君”、“尊王”精神的体现。在满朝都斥义和团为“匪”的语境之中，唯有他义正词严为义和团辩说，甚至还为之讴歌，这也正是辜鸿铭的特殊之处。
民国建立后的第六年，辫帅张勋抬出宣统复辟帝制，辜鸿铭欣然参与其事。当时，辜鸿铭负“调停江浙之责”。当他刚行至天津，便被兴兵讨逆的段祺瑞阻回北京。张勋勃然大怒，破口便骂：“你有负委托，何面目来见我耶！”从不看人眼色的辜鸿铭连连磕头：“鸿铭该死，乞大帅宽恕。”帝制复辟终是一场春梦，然而，辜鸿铭的尊王忠君的意识却是深入骨髓。追至晚年，他倒遇到一件刻骨铭心的隆恩，那就是废帝宣统在养心殿单独召见他，并与他一同用膳。一向妄自尊大、出言不逊的狂夫，却感动得战战兢兢，语不达意。这一切，令在场的宣统的洋教师庄士敦都大为诧异。而辜鸿铭对自己的效忠清室，有着如此的解释：我的许多朋友嘲笑我，认为我对满族王朝愚忠。但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世代受恩之王朝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对中国文明之目标的忠诚。
辜鸿铭是天字第一号的保皇派，他时刻以前清伺郎自居，脑后拖着灰白小辫，在北大激进的氛围中招摇，保持鲜明的个人姿态。他反对女生上他的英文课，反对新文化运动，这确实是当时一道奇特的景观。北大的老师和学生不止一次地向蔡元培校长提议将辜鸿铭驱逐出北大，但都被蔡元培顶了回来。蔡元培奉行的是“兼容并包”政策。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讲：“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就是我。因为蔡元培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我呢，自从跟了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1919年，蔡元培因与当局的矛盾要辞职离开北大，北大教授在红楼开会，主题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讲了一番话，辜鸿铭也上台发言，赞成挽留校长，但他的理由很特别——我是保皇派，蔡先生是校长，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要留。真让在场所有人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