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 彭 墓 葬 地

      岑彭（？—公元35年）两汉之交南阳棘阳（今河南新野）人，东汉开国元勋之一，官拜大将军，赐爵舞阴侯，卒后谥壮侯。这些都是信史早已盖棺定论的。关于岑彭的墓地，早年流行的说法共有七处，即：成都市华阳区、四川省双流县、河南武钢市庙街乡、河南尉氏县十八里乡、河南孟县城伯乡、河南汝州市小屯镇、湖北枣阳吉河乡，近来又有人提出在河南邓州市小杨营乡，目前已有八处之多。说不定此后还会有别的什么地方也发现有岑彭墓，那就更热闹了。首先，古人是很看重冥宅的，上至显官达贵，下至草野细民，其心理都一样。古人选择墓地考虑的因素依次为：一是京城附近，其风水不消说自然是要选好的；二是故里、采邑或祖籍地，符合叶落根的传统观念；二是死亡地，如任所、战场等，这往往是格于形势，如交通制约等；四是其他地方，如生前流寓或向往之地等。
     其次，具体到岑彭而言，第一种因素虽风光体面，可惜他未能享此殊誉，历代大多是勋臣贵戚才能具备此资格，而又往往陪祀帝陵。岑彭和东汉初的其他二十七名开国元勋大多都未享受到此种待遇。第二种因素最合情合理，但史籍未见记载。第三种因素可能性最大，岑彭死于前线，而前线距京师、故里、封地、祖籍地均较远，交通不便，转运困难，战地形势又瞬息万变，故就地安葬成为无奈中的唯一选择。第四种因素的可能性也极小。
      再者，以归葬故里、食邑或祖籍地而言，倘若果真当时确有此举，那么，岑彭逝于蜀中，由彼处回中原，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走西路，这是条旱路，由成都经剑门、栈道入汉中，折而东行，翻越商洛群山，进入豫西，由豫西返南阳郡之棘阳。二是走东路，这是条水路，由成都万里桥登舟，过重庆，经三峡，由长江入汉水，再上溯至白河、唐河、船可以一直行至距其故里（今新野前高庙乡下庙村）不到一公里处。这两条路。正如唐代大诗人李白所说，西路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羊肠鸟道，千折百廻， 崇山峻岭，人迹罕至；东路则是“千里江陵一日还，轻舟已过万重山”。当时人再傻再蠢，也不至于舍易就难，自讨苦吃。故走水路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走旱路。
     在汉代，棘阳、新野、安众（今属邓州）是几个互无隶属关系的平级行政区域（县），三县棘阳在东，新野居中，安众在西， 不存在谁领辖、包括、覆盖、隶属谁的问题。棘阳与安众之间，地理上隔着白河（淯水），区域上隔着新野（县），二者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因此，如果岑彭遗骸确曾返葬中原的话，那么，茔址最大可能是在棘阳境内，其次是其封地舞阴（今河南方城、叶县、舞钢交界处一带），再次是新野，因新野与棘阳历史上屡有分合，关系特殊。若葬于安众，于情于理都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出于同样的道理，说安众一带历史上曾叫作棘阳城、棘阳关、棘阳门实在牵强附会。若说当地附近曾有过新野门、新野关、淯阳关之类地名，倒是可能性要大得多。但安众又在“门（或关）”之外，地属他邑。今新野境内，历史上曾有过淯阳地名和淯阳县政区设置，但与安众无涉。
      若说安众一带有“冢子”，便由此推定是岑彭墓，那么，今新野城区北半部，前几年尚在城外，有两个村庄，分别名东乱冢 ，西乱冢，皆因汉代墓冢而得名，当地汉墓既多且乱，总数不下数百，后成市发展，在火葬、平坟的进程中，已先后铲为平地，今已溶入城区。再说远一点，宛城区有汉冢乡，乡而名汉冢，可见当地汉冢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这些地方，若一一坐实为汉代某人之墓，那可就热闹非凡了。
     鉴于上述原因，从今新野境内目前未发现有岑彭墓这一点出发，安众有岑彭墓的可能性极小。试想，既然已回归了中原，不葬在自家的地盘上，反而葬在家门口以外的素无瓜葛的异乡，谁能说出几条令人信服的理由来？以上述标准筛选，尉氏岑彭墓、汝州岑彭墓、枣阳岑彭墓、孟县岑彭墓系岑彭实葬墓的可能性同样也几乎没有，再排除了此四处以后，所剩下的便只有华阳岑彭墓、双流岑彭墓和武钢岑彭墓三处了。舞钢岑彭墓，因当地是汉代的舞阴，乃岑彭的封地，故其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尉氏、汝州、孟县、枣阳、邓州安众五地。而今四川省境内的二处岑彭墓（华阳、双流），其可能性又大于舞阳。
众所周知，岑彭卒于公元35年，当时的天下大势是，刘秀虽然于公元25年称帝，但当时真正能统治的地方有限，有不少地方只是名义上对其臣服，实际上仍自行其是，另有许多地方连名义上的臣服也说不上。刘秀还得不断用兵。直到十五年后的公元40年，刘秀才真正完成全国统一的大业。试想，在立国未几，疮痍遍地，百废待举，征伐不断的背景里，刘秀能在诸多急若燃眉的军国大事排队等待处理的情况下，过份注一个臣子死后的葬地问题么？此举所需之人力、财力，作为穷苦出身的开国皇帝刘秀能不清楚么？不得到皇帝的恩准，臣子或其亲属敢擅自将岑彭的遗骸运回中原么？因此，极大可能是其遗骸就地安葬了。而不管是成都华阳也好，四川双流也好，都可以算是“就地”。
       笔者绝无否认尉氏、汝州、孟县、枣阳、邓州、舞阴有“岑彭墓”的说法，狂妄到否认桑梓前贤的地步。但平心而论，此六处应当属于是纪念性质的墓地——衣冠冢。这类例子实在太多了，比如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便是黄帝的衣冠冢，史书有载，天下共知，前去奠祭凭吊者并未因此而轻看老祖先黄帝。说穿了，实葬地也好，衣冠冢也好，无非都是后人的精神寄托的场所而已，仅是一个形式上的载体，舍此没有什么实质上区别。难道今人还需要掘墓取骨，去做DNA鉴定么？有个衣冠冢供人怀古发幽总比没有要好些。结论：四川的两处岑彭墓中有一处是埋有遗蜕的实葬墓，其余七处均系纪念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