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宗族的文化坚守与期待

地方精英的再崛起

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社会从同质化的状态中走了出来，地方精英的崛起为宗族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们郑氏后裔都不提孝义与规范，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慢慢恢复一些传统的礼俗。”现任义门郑氏宗亲会会长、文史研究会会长郑定汉说。

和他一样，郑氏后裔中的许多人为推动祖先创造的文化再发展作了努力。郑可淳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主持郑宅镇文化站工作期间，征集失散的郑氏文献资料，编写了《义门郑氏资料汇编》。

在书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郑氏家规虽订于600年前，其精神实质，仍可借鉴，吸其精华，剔其糟粕，使之古为今用，确有研究价值。”“政府号召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提倡‘五讲四美’，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郑氏一门有尊老爱幼之传统，有尊师重教之美德，有睦邻相处之气概，有团结互助之风度，有历史悠久之古迹，有闻名遐迩之书院，有业余文化之设施，已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新农村之条件，愿共同努力促使实现。”

1993年，江南第一家文史研究会成立，郑修珖为第一任会长。成立大会上，他说：“我们相信，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本会必将对推动本地区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2007年10月，义门郑氏宗亲会在郑宅镇成立，郑氏后裔有38个村的代表参加成立大会。成立宗亲会除了考证各地郑姓之间的关系外，宗亲会的宗旨是“继承祖先以德正身、以礼修身、以法齐家、以义济世的优良传统，弘扬家族文化”等。

传统文化的落寞

虽然，几十年的沉寂，让许多郑氏后裔淡忘了祖先的叮咛。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是深入骨髓，挥之不去的。村民郑国强说：“我们姓郑的人，家的概念都很强，我当兵那年用自己的津贴买了一块手表，都是作为家庭共有财产的，我退伍回来后给妹妹用，妹妹出嫁了又给父亲用。”

除了对当地家庭的影响，郑氏文化确有很强的社会公用。“江南第一家”作为浙江省党政廉政教育基地，在陈列室前言中写道：“历史发展到共产党执政的当代，党中央提出了‘以德治国’方略，郑氏家族以德从政、以诚服民的从政观，对于当代党员干部仍有可贵的借鉴之处。”义门郑氏，数百年来173人出仕为官，无一贪渎的事迹，确实值得褒扬。

另外，《郑氏规范》作为一套完整的家族管理体系，其中，婚事从简、慎嫁女儿、禁止纳妾、不得溺死女婴、母乳喂养、产妇小灶、老人另灶等等，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郑定汉介绍说：“村里有人办婚事的时候，要邀请别人来帮忙，但如果是办丧事，无须吩咐，同房的所有人都会主动去帮忙，而作为孝子，这时候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参与。婚丧嫁娶、耕读传家、男女平等等一些老规矩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的。”

即便是如此，在老一辈看来，许多规矩已经乱了。村民郑定淳的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是村中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个家庭。“我父亲对父母相当孝顺，都是按照郑氏的老规矩做事，祖父母没有动筷子，我父亲是不动的。但是等到我们这一辈，由于历史环境的不同，这些东西就不提倡甚至不能说了。到了我们的下一辈，情况就更不好。现在郑宅街上的小孩，父母说他们几句就和父母吵的情况也不少见。以前，姓郑的后人要遵守家规，现在的孩子和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都是小皇帝。”

此外，郑氏后人都忙着自己的事情，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不会像前人一样关心祖先的文化创造。“或者只有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才会懂得祖先文化遗产的珍贵。”现在义门郑氏宗亲会和文史研究会的会长、副会长都是7旬上下的老人。除了郑有理正值壮年，他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参与其中。

学校教育的坚持

离“江南第一家”郑氏宗祠东侧的百米处，是东明书院。郑氏先祖为让弟子专心读书，创建学舍，称为东明精舍，后改为东明书院。在这里，郑氏曾先后聘请浙东名儒柳贯、黄溍、吴莱执教，宋濂则先就读、后主教20多年，为郑氏及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如今的东明书院旧址，是江南第一家文史研究会和义门郑氏宗亲会的所在地。而与其紧邻的郑宅镇中心小学，也将“孝义”教育，融入到了日常的教学教育当中。“我们与江南第一家的地域文化紧密结合，近几年持续开展了‘诵读经典诗文、弘扬孝义文化’的活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推动学校素质教育。”校长费有法说，《郑氏规范》蕴涵着丰富的孝义文化，用《郑氏规范》中的伦理道德来教育学生，使学生都能做到懂孝义、知礼仪。

走在校园里，我们看到，操场东面120米长的白墙上，有24幅水墨书画作品，主要内容为《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唐诗宋词》《论语》以及《郑氏规范》；学校还有一个“孝义”宣传栏，每两个星期会轮换出一期以“经典诗文弘扬孝义文化”为主题的黑板报。在一间教室的后墙上，设置有一栏“孝义之星”，老师告诉我们，每个月都会评出一名班级“孝义之星”，并在年终的时候评出每班一名校级“孝义之星”；后墙黑板报上还专门开辟了“民族文化快餐”一角，上面书写着有关孝义主题的古诗文。

费有法说，通过“直面经典、诵读经典”的方式，让学生从小受到传统文化，尤其是孝义文化的熏陶，让融会在经典古诗文中的中华民族的智慧、风骨、胸怀以及健康的道德准则和积极的人生信念，潜移默化地根植于孩子们的心里。

扬弃之后的期待

《郑氏规范》开篇就阐明宗祠的功能，这是祭拜祖先的地方。很显然，郑氏宗祠原功能远不限于此，这里曾是训诫子孙的地方，而且是家族管理层的代表所在。但现在，挂着“江南第一家”牌匾的郑氏宗祠，在许多时候只是作为景点出现在人们眼前。

虽然，祭祀祖先的功能在追根问祖之风兴盛之时得到恢复，但如果要追溯到更高的层面，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后，郑氏后人一直试图亲近这种要求，却没有如愿。

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郑氏祖先几百年前的文化创造在几百年后找到了一些对接点。1994年，《爱国主义实施纲要》颁布之后，“江南第一家”被确定为不同级别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1年，“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被确定为治国方略。廉政教育被纳入到和谐社会建设话语中，郑氏家族为官者的事迹成为活生生的教材。

今天的郑氏宗祠已经失去了集会、宴饮和议事的功能，但郑氏宗祠仍然能和当下的形势联系上。“中央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一次，我们深深感到，传统文化肯定能再次迎来发展的春天，我们祖先提倡的价值观，可以对这个道德规范日渐失衡的社会，产生一些深远的影响。”郑定汉他们再一次燃起了希望。

“迄今世界上最完备的家族法典”———

《郑氏规范》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郑氏规范》集郑氏几代人的治家经验，经柳贯、宋濂等名儒大家参与修订，从最初的58条，扩充到92条，再到最后成文的168条，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旨，内容包括道德修养、行为规范、生产和生活管理等各个方面，被誉为迄今世界上一部最完备的家族法典。《郑氏规范》是儒家思想和宗族文化的高度融合，曾为明太祖朱元璋借鉴用于治国安邦：

一、爱国廉政

郑义门同居共食逐渐趋于鼎盛时，郑氏以教育为先，创建东明精舍，广延宿学名儒，精心培养子弟人才，并倡导子弟族人出仕为官，鼓励仕途，奖掖从政，报效国家，并要求出仕子弟赤心报国，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体恤百姓。不得贪污受贿，徇私枉法，辱没家族，否则当以不孝论处。

二、教育养正

郑氏注重子弟教育，注意培养子弟人才，除延师办学、广置书籍，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让子弟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外，也十分重视子弟品德行为的养成。《郑氏规范》以长达33条的篇幅，诲语谆谆，对子弟的学习、品德、行为严加训饬和约束，以保证子弟品行端正和身心健康，适应齐家和治国平天下的需要。

三、仁义功德

郑氏主张仁义待人，富不忘贫、贵不凌贱、乐不忘忧，把扶危济困、乐于助人作为一种传统的家庭美德，并写进《郑氏规范》。早在未同居合食之前，其祖上就有过不惜倾家荡产，售田千亩赈饥的义举。同居合食后，此美德代代相传，一门上下乐善好施，慷慨济人，或修桥铺路，造福一方；或恤贫怜苦，问病给药；或施舍钱米，接济他人。

四、礼仪文明

《郑氏规范》中有关婚丧礼方面的内容共有20多条，其特点是不搞阴阳风水和任何迷信活动，不设道场，不做佛事，不讲排场，甚至不拘泥选择良辰吉日，一切从文明、节俭出发，并移风易俗，敢于摒弃陈规陋习，也较好地体现了男女平等思想。

五、尊长爱幼

尊长抚少、敬老爱幼是郑氏雍睦家风的具体表现，《郑氏规范》对此提出了许多要求，作出了许多严格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郑氏在同居合食时期已实行退休制度，到了一定年龄的年老之人不必从事劳动生产，而由公堂给予赡养，使之安享晚年。另外，郑氏较好地体现了男女一视同仁的思想，无论生男生女不分轻重厚薄，一概给予哺育抚养，禁止弃婴溺婴。

【专家观点】

国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

———《郑氏规范》的现实借鉴意义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的毛策先生，是研究“江南第一家”郑氏家族的专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关注，一直到现在，并曾于2009年10月出版了《孝义传家———浦江郑氏家族研究》一书。

郑氏同居时所处的是乡土社会，有乡规民约，有家族规范，大家心中有所畏惧坚守，不会胡来，因而法制监管成本很低。现代化的进程把社会推到了陌生人社会，法制监管成本上涨，信任机制也需要重构。“大家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毛策说，郑氏义门过去的一些形式方式照搬过来显然不现实，但是其孝义治家的精神内核，非常值得借鉴。

《孟子·离娄上》中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郑氏规范》就秉持这一看法，视家为国，甚至将国家看做个人的机械相加和家的放大。郑氏族人尊奉“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大学》）。基于这个认知目的，《郑氏规范》对本族族人的任何规定都带有浓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色彩，真心诚意为社会培养忠孝尽责、慈仁皆具的接班人。

“家庭是整个社会的基点，国家由无数个作为基点的细胞组成。个别细胞的‘病变’会连锁引起恶性反映，甚至会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细胞健康，整个社会才能更健康。”毛策认为，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更重要，而郑氏对族人的教化，使之形成一种家风，家族舆论的压力无形中让成员必须循规蹈矩，保证了“细胞”的健康。

毛策说，社会关系是血统关系的延伸，社会道德是家庭道德的扩展，郑氏将全族笼罩上温情脉脉的家庭帷幕，又在这温馨的帷幕之下促使家庭成员自觉地履行道德义务，从细微的日常小事来培养自己、修炼自己，提高本人道德修养，遵循一切现行的秩序，遵礼守法、敬君笃父睦兄而完成品德的完善过程。

毛策认为，《郑氏规范》对子弟某些具体要求，也体现了优良文化传统的精华。如不慕富贵，俭朴生活，修桥铺路，拒赠财物，乐于助人，出仕报国，不得妄取民财，防范玩物丧志等，也是“淳朴道德”的反映。

朱元璋为何重视

郑氏家族？

浦江郑氏“江南第一家”的称号，源自明太祖朱元璋的赐封。且朱元璋对郑氏家族特别重视，郑氏众多族人为其所器重，委以要职。那么，朱元璋扶持重视郑氏家族思考的立足点是什么？

其一，封建社会皇帝实行专制统治，以孝亲作为忠君的基础，将“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作为“君为臣纲”的前提，处理好家庭的尊卑关系、服从关系，也正是为了维持封建统治权威和分明的等级制度。其二，国家由无数个小家组成，安家才能国泰，所以统治集团会运用政治力量，通过国家机器和其他一切手段，积极地干预家庭生活。其三，家族（家庭）在农业社会中，是国家税收的保证，是维系庞大官僚机构运转必要的物质基础。尤其是众多的大家族，占田颇多，每年上税数额巨大，成为朝廷赖以生存的支柱之一。树立几个样板家庭来引导世风，使全国家庭向其看齐，自觉地承担国家税收赋役是关系到王朝兴衰存亡的大事。

如果仅有内因，不选择郑氏家族，朱元璋也会在另一地域捧出一个类似的样板来宣传，最后郑氏家族被选中作为“孝义家”的样板宗族，又有其外在条件：明朝初年，围绕在朱元璋周围，并且为朱元璋献计、传道解惑而获得显著地位的儒生们，如刘基、宋濂、叶仪、方孝孺、戴良、王祎等朱元璋攻克婺州后网罗的文人学士，都与郑氏家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因仰慕郑氏“孝义家风”迁徙定居为邻，并亲自参与修订《郑氏规范》，主持郑氏家族书院20多年。理学的实践样板、宋濂等浙东儒生所鼓吹的或参与设计的郑氏家族，对儒学治国有着注释性的实践作用，自然引起了务实的朱元璋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