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沪者：仅开放京沪异地高考并不能带来教育平等
守沪者：仅开放京沪异地高考并不能带来教育平等
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有997.1万中小学生的户籍不在就读学校的地区，若政策未改，这些孩子都必须在进入高中前回到户籍所在地上学，数百万家庭因此面临与占家相同的困境：要么家人分离，要么举家放弃生活多年的大城市。
通常没有人会作出第二个选择。占海特的父亲占全喜，在上海依靠电信生意，年入10万元左右，足够供养妻子、三个孩子和瘫痪的母亲，包括占海特上私立初中每年1.2万元的学费。若回老家，一切都要从头来过，沿海和内陆人均收入的巨大差异，预示着他们的家庭收入很难维持现有水准。
2010年7月以来，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家长形成请愿团队，并定期前往教育部门，要求开放异地中高考。占海特的高调疾呼，让她迅速成为这个群体中最耀眼的代表人物。
“守沪者”要守护的
老崔，1980年生，现任中集建设集团中诚建筑设计公司营运总监，拥有香港城市大学、中欧E M B A双硕士学位，祖籍江苏，在上海出生长大。近年时常往来香港和东南亚，但仍认为上海是他最喜爱的城市。去年，他在百度贴吧里发现占海特的信息，开始特别留意支持异地高考的人群，占海特开设新浪微博后，他也成为微博上最为活跃的反对者之一。
面对媒体，老崔表示现有政策已部分放开异地高考，他不反对合法获得考试权利的人，但反对占海特这类“异闹”和“蝗虫”。异闹取“医闹”的谐音，意为异地闹事者。“蝗虫”则模仿自香港人对抢占公共医疗资源的内地孕妇的讥讽。几个月来，老崔和一些网友，陆续通过网络爆料，称占全喜在上海从未缴纳过社保、个人所得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有过劳教记录。老崔认为，如果遵纪守法，占全喜可能早就拿到居住证，不会耽误女儿上学。
面对网络纷争，占海特提出了“约辩”，希望意见相左的双方能面对面沟通。10月25日，老崔和4名青年男性，带着摄像机出现在约辩地点———大沽路100号，上海市教育局门口，然而“约辩”最后沦为一场骂战。一些自称“守沪者联盟”的网民，对老崔赞誉有加，而一些网民则认为他们排外情绪太强烈。
这并非上海人第一次遭受排外的指责，网上流传的M V《苦逼的上海人》，或许可以解释这种情绪的由来。M V里两名年轻人用沪语夹杂普通话，大致唱出这些内容：上海人承受着全国最贵的消费，但挣得没有外地人多，上海人精明能干，但眼下的生活似乎就是在这个城市苦苦挣扎，上海每年供北京大量开支，但并未得到国人尊重，他们因此讨厌“硬盘”(沪语，指外地人)。
“这里面有理性的，也有偏激的人。”老崔说，“守沪者联盟”不能算是个组织，但参与者都是有共同理念的上海人，大多在30岁上下，平时偶尔会聚餐，坚持A A制。新浪微博上另一位活跃的反对者M idiya表示：“守沪者联盟只是个概念”。
老崔特别强调，他欢迎遵纪守法、能融入上海文化的外地人。“遵纪守法”被他视作“契约精神”，是上海文化中最宝贵的特质。
上世纪90年代末，上海作家推出一批怀旧30年代的书籍，推动了上海人地域意识的苏醒。这个城市有不少人和老崔一样，开始强调上海文化、上海精神。近年，一些地下乐队推出的沪语作品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网络上常有人感叹，随着外来人口的涌入，如今孩子们的沪语都不怎么流利了。这些“守沪者”相信，他们不仅在守护上海的利益，也是在捍卫上海文化。
发声阵地
Midiya在这个群体中，属于理性派。自今年10月开始，她大量搜集资料制作“反对异地高考”微刊，从各个角度分析开放异地高考将带来的问题，理由之一是，仅开放京沪异地高考，并不能带来教育平等。
这个观点得到不少学者认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京沪高考特权的确存在，两地的高考一本录取率已经达到25%以上，而全国平均水平只有8.5%。如果只改革异地高考而不涉及其他，开放的后果是全国拥有权利资源的人，纷纷挤入京沪，反而将更多生活于此的普通打工者子女排除在外。
Midiya还认为，城市的公共资源也无法承受如此庞大的外来人口。她的微博上贴着一张两位孕妇挤一张病床上的照片，说是因为上海向外地孕妇开放平价病房所致。教育资源的紧张，还表现在高中教育至今未纳入义务教育体系，2011年上海11万初中生只有略超过一半人数能进入普通高中就读。在他们看来，占海特要求在上海考高中，不仅违法，还抢占本地考生的机会。
这位被老崔形容为擅长提供“理论子弹”的女士，拒绝公开身份接受采访。她说厌恶媒体普遍倾向于占海特的立场，也不会像占家那样“在媒体面前装可怜”，只会“通过自己的力量合法维权”。在老崔露面接受媒体采访前，“守沪者”们和M idiya持相同观点，因为不信任传统媒体，他们主要利用网络发声。但网络渠道也并非畅通无阻，目前M idiya的新浪微博账号已被禁言。
今年夏天，Midiya曾向上海市教委递交一封8000多字的信件，“守沪者”们也开始向政府部门表达意见。
占海特从不拒绝媒体采访。12月10日，她和妈妈委托律师申请约见被警方刑拘的父亲，回到家后，就立刻打开电脑，登录新浪、腾讯、网易微博，QQ、博客和邮箱，公布父亲的最新情况。从下午3点到晚上9点，每隔几分钟，家里的两台固定电话，一台手机轮流响起，Q Q和私信里，随时有记者的问题出现，她经常一边打字一边讲电话，将同样的问题回答了一遍又一遍。
11日傍晚，家里来了四五家媒体的记者，占海特逐一接受采访。她爱引用名人名言，为保证表述精准，还会四处翻出书本，找到原话指给记者看。自如的应对会让人忽视她的年龄，一位外媒记者在采访时，按照机构规定，希望妈妈刘新花陪在一旁，但刘新花扔下一句：她习惯独自接受采访，就追着两个满地乱跑的孩子走了。
“规则破坏者”
父亲占全喜倒没女儿那么配合，有时他会抱怨记者总是问同样的问题，更多的时候，他等不及记者询问，就会滔滔不绝地从计划生育、教育谈到户籍制度，直呼自己是“规则破坏者”、对恶法不必遵守。
1967年出生的他，在江西都昌的一个村子里长大。1984年高考失利后，就读于一所中等专科学校———南京铁路运输学校，之后进入铁路系统工作，他认为自己是高考制度的牺牲品，因而对孩子的教育特别在意。在被老崔爆出劳教往事后，他承认曾因反革命罪被劳教两年。1994年，他和刘新花迁居至珠海，做过期货、股票、保险，开过杂货店，干过物业管理，2001年末，在保险生意越做越差后，他决定全家迁居上海，搬到陆家嘴金融中心附近，进入正在兴起的电信业。当时占海特刚过4岁，到上海的第一天，他抱着女儿经过人民广场，一些逗弄女儿的上海市民让他感觉特别友善，认定“上海就是家”。
2004年、2005年，他说年收入能到20万，后来随着其后两个孩子的出生，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照料孩子，年收入降至10万左右。他承认来到上海11年间，从未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社保，但又表示，中国的税收体系中，占大部分的是流转税和增值税，这意味着，只要他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只要在消费，就在缴税。
占海特上初中后，占全喜开始担忧女儿在上海的中考资格。他曾去信上海教委、市委书记信箱，但没有明确答复。直到2011年末，他才在网络上发现了支持开放异地高考的家长群体，认为这关涉到教育平等问题，随后就加入了他们的定期活动。这个家长群体三年前在北京出现，一年前才在上海形成规模。占全喜的争取并未得到乐观结果，政府答复，占海特要留在上海参加考试的话，只能参加中等职业学校考试。他对此尤为愤怒。
但是家长们对占全喜的诉求表达略有担心，一位家长说，99%的家长只是为了孩子能上学。12月8日，占全喜被警方刑拘后，一些家长私下摇头说：你们知道他的脾气。
12月13日，上海警方将占全喜释放，刑拘的处罚最后被改为行政处罚，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律师认为，这意味着政府对这个群体，表现出了宽容态度。网络上，老崔和“守沪者”们仍在每日继续声明他们的立场。
目前看来，即便新政策出台，这两群人也很难停止争吵，或许异地高考的博弈还将长久地继续下去，眼下，占全喜、老崔、M idiya唯一能达成的共识仅仅是，如果有钱，他们都希望孩子能出国念大学。